近代中国历史,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汪精卫.

难道不是吗?

 

辛亥革命前期的思想引导主力,是<民报>,主将是汪精卫,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白了也是汪先生写出来的."民族.民生"的阐述,连章太炎也折服.影响直到今天;<民报>与康梁的论战,深远影响着五四之前之后的国民思想;

辛亥革命那一枪,火种还真是汪刺清王的那些炸弹留下来的;

辛亥胜利,力劝孙文让权给袁的是汪;

二次革命,筹饷鼓气的主力又是汪;

孙文托国,国是遗嘱还是汪来写;

日本来劫,赤手空拳入地狱保民命的还是汪

甚至到中国最后一个神,毛先生,由"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还正是汪先生做举保人的,毛先生出士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直接是汪的嫡系部属,毛先生诗词的正师,也正是汪精卫.

 

可汪被一个"汉奸"的大盖帽盖住了.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架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呜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哭爹喊娘的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当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富强救国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 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意义。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淑（王字边），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所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淑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十三岁时，汪淑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仅仅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激酿成他反满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满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满清帝王“君臣之义”的留恋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由于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他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扬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女娲，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日日不绝，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所以，国人有“精卫填海”之说，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在菊花时所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满清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杂税盛行，纷乱如丝，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州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年《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满清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满清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州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政府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呈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满清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满清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两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火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燃烧着他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青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

　　

　　“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雅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最相交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

　　

　　“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癫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见，这个节目，定可令国人亿众皆伫立，日韩以外尽欢呼。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满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二十世纪初叶的英杜以及美菲之战，都属于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臂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政府）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艾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受洗脑，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国共阵营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帅哥美男身边，总伴八怪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气——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道北京去刺杀满清大酋。

　　

　　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倾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已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满清高官。

　　

　　想近二十年前，吾儿开希、柴凌等人，口中高喊“民主”，满怀阴险地撺掇同学们“给我上”，他们本人却龟缩后退，最终目的不过跑去西洋作洋狗而已。这些人的喊打喊杀，无非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出国迷心态。

　　

　　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

　　

　　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得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辩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当时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政府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惟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门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木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满清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胖姑娘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

　　

　　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

　　

　　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

　　

　　唏唏嗦嗦间，深更半夜的，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小脑袋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跪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政府巡更人，而是个新近戴了绿帽的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汉子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 “奸夫淫妇”没找到，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政府“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过来看，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日本“专家”猪脸抖动，仁丹胡猛翘，比划着说：“这个，威力大大的！爆炸，两三里地的东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清政府私下忙得欢，市面却很平静。

　　

　　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呆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补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顺藤好摸瓜。知道了定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

　　

　　衙役们不闲着，翻蹄亮掌，提枪抡棒，很快就一举端掉了“写真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

　　

　　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使得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虽然他自己身为满清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满清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44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27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

　　

　　“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辱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时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满清政府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清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非常应该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个。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监禁”，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

　　

　　小伙子在狱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已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彰明自己的清白，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钱、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回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

　　

　　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大炮对于国内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政府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血泪已枯心尚赤——多余的感怀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出狱，担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多日内一直为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实现共和而往来奔走。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总统之时，他苦口婆心，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免蹈太平天国那自相残杀之覆辙（这日后也成为其一大罪状）。当是时也，汪精卫完全出于公心。因为，几乎谁都明白，依时依势，那时的中国，惟有袁世凯一人能有最大的可能和能力去结束千年帝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甫三十的汪精卫，依照其人望和资历，在北京弄个部级官员轻而易举。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潇洒退出官场。为了深造，他西去欧洲，到法国进修宪政学问。

　　

　　观国民党及革命军高层，所谓功成身退者，当时惟孙中山与汪精卫二人。前者是被迫，后者则完全出于自愿。

　　

　　彼时之汪精卫，是拥有无上清廉高尚人格的、万众瞩目的青年伟人。

 

　　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为这位“国父”起草遗嘱的“笔记者”，仍旧是追随他左右多年的最得力之人汪精卫。

　　

　　往后再推，即使到了1927年蒋介石“4.12”清党反共之时，汪精卫仍旧坚持容共拥共，高呼“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他还公开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不久，一封共产国际发给武汉中共组织的密令，让汪精卫顿然变脸。因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内容：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内部瓦解颠覆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处决“反革命”军官……

　　

　　由此，汪精卫忽然大变，由容共拥共，变成坚决的反共。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为题的讲话，依旧肯定地说：“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

　　

　　日后，汪精卫作为“汉奸”的内中原由，太过复杂，本文不想展开剥茧其中隐衷，也没有替他翻案的意思。读者可以找他临终前写好的《最后之心情》（也有说他与日本合作后提前写好），仔细参看，自下结论可耳。

　　

　　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1943年，滞血中年汪精卫到伪满洲国的伪郡（长春）去拜见载沣的儿子、“康德”皇帝溥仪。

　　历史，充满了荒诞戏剧家都无法想到也难以表现的纯黑色幽默。

　　汪精卫刺摄政王时，溥仪年仅4岁，估计他当时并不知道“汪精卫”为何人。随着年龄渐长，这个废帝肯定会对‘汪精卫’三个字渐有如雷贯耳之感。

　　

　　但是，当年的袖剑英雄奇男子，一朝沦为日本人所扶植的伪政府首脑，或许在同为傀儡的溥仪心中，汪精卫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一傀儡见一傀儡，着实让人在可笑之余，生出几分凄怆之感。

　　

　　为了按日本人要求，表现出南北呼应的“大共荣圈”团结戏，土肥原贤二安排汪精卫和溥仪会面。

　　

　　想当初，溥仪初为日本人扶上伪帝宝座时，时为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大声痛斥：“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他的名义是‘执政’还是‘皇帝’，都不能改变他傀儡的本质！”

　　

　　十年之后，五十步笑百步，汪精卫一记耳光，似乎狠狠打回在自己的脸上。

　　

　　汪精卫坚持“人格”，非要以宾主相抗的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会见溥仪；而肉傀儡溥仪呢，则在日本人教唆下想以前朝帝王之礼“接见”汪精卫。

　　

　　争执一番，日本人和稀泥，表示让二人以“西礼”相见。

　　

　　甫进“皇宫”，溥仪倨立于大殿的上方，看见这位伪君，汪精卫入门后微笑示意。

　　

　　汪精卫未及站定，溥仪侍从官猛然高喊“一鞠躬”。猝不及防，汪精卫的微笑凝固在脸上，只得跟从礼仪官的喊声，一次一次行三鞠躬礼。

　　

　　厚厚猪肠嘴的康德伪帝眼镜片后的金鱼眼，闪过一丝诡谲的微笑，他自得地注视“汪总裁”向自己低头致敬……

　　

　　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由彼及已，汪精卫越想越气短。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北京汉奸政府主持）。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政府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

　　

　　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

　　

　　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真所谓：“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陈寅恪）

　　

　　汪精卫的红颜知已陈璧君，一生追随在他左右，不离不弃。抗战胜利后，她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依旧被押。

　　

　　由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与汪氏夫妇有多年之谊，曾向毛主席、周总理进言，劝说释放她。

　　

　　毛主席当时同意，但前提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从前的汉奸卖国行为。

　　

　　陈璧君“顽冥不化”，坚决拒绝继续“抹黑”已经死去的、她终生挚爱的夫君，宁可继续坐牢。

　　

　　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诋毁自己深爱了一世的夫君。而与她同狱的尿壶“皇帝”溥仪，却因为表现良好，被特赦出狱。

　　

　　我们抛开政治伦理不谈，汪陈二人如此牢不可破的铸情，古今罕匹。

　　乱离动荡岁月，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夫妻之间，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互相揭发，互相监视，互相漠视，甚至是“文革”时代的相互落井下石。

　　

　　但是，汪、陈之情，生生世世，一如水清。

　　

　　汪精卫一生所作诗文颇多，笔者摘其青壮年时代诗歌二首，以彰其当时慷慨报国之情：

　　

　　

　　其一：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

　　 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

　　 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其二：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