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与刘少奇从疯狂的左倾再到疯狂的右倾

学与思

这里是说刘少奇在解放后十几年之间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要证明上述结论，还需从解放初期说起，而要弄清刘少奇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回顾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开始的第一段如下：
“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 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 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这 就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战的关键时期——外有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面向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尽可能团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说，所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 层都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主义”；而不是解放后中共必然要逐步推行的社会主义。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那要看中国的工农的觉悟的提高程度，要看工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有多高。
在说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时，毛主席说：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 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 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 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就是说，对于 “操纵国民之生计”的那些经济部分，必须国有化，其他非“操纵”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可以继续存在与发展。同时，富农经济也容许存在，“耕者有其田”是农业政策的基础，各种“合作经济”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农业生产的普遍形态。
这些就是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所坚持的经济政策。
错了吗？开始不错，后来错了！因为他落在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工农的后面了，做了“群众的尾巴”。

解放战争中建立的解放区最初实行的的确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可是仅仅两、三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一部分仍然陷于贫困难以自拔的农民抱怨共产党只看重富农，不顾他们的困苦。他们甚至自己组织起了互助组——最初级的农业合作组织。如果党再不走在农民的前面，那么党就会失去曾经是“打天下”的主力军的贫苦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同时仍然处在资本家剥削下的工人也要求党尽快“解放”他们，使得他们获得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已经获得了的主人公地位。国有企业的工人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 ——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从工人中选出。“铁饭碗”和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让工人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是企业的主人。这一切让仍然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做 工的工人、店员羡慕不已，他们强烈要求尽快取消私有制经济，给他们以主人公的地位。

面对“领导阶级”的如此要求，作为他们的“代表”的中共必须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始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显然是“迟钝了”。高岗认为这与他的“资本家的女婿”的身份有关，因为在工农已经明显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不满了时，刘少奇还在为富农经济和资本家的剥削唱赞歌。

高岗向毛主席反映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但是他对中国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持怀疑与消极的态度，直到57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认为他是故意把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热情过分高涨推向疯狂，故意让毛主席的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失败。

但是他这样疯狂的代价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实际上庐山会议上如不是毛主席主动承担左倾的错误，保护了他，那么被打倒的就不是彭德怀，而是他——刘少奇。

1958年6月14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 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 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 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 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 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看吧，刚刚还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一下子就要奔向共产主义了！党中央刚刚制定计划要十五年赶超英国，他马上提出十五年要赶超美国！
仅仅二十天，刘少奇的“温度”又上升了，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 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 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 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注意，他说赶超美国用七、八年就够了！

实际主持全国党政工作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以这样的速度提高，那些各部、各委、各省、各地市，一直到生产队长，那个敢站在“右倾”的立场唱反调？“共产风”，“浮夸风”怎能避免？！

被“改革派”骂的狗血喷头的“共产风”、“浮夸风”，难道不是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掀起来的吗？！

关于农业的“跃进”，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说：“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 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看吧，他直接就要搞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了！既然是共产主义的新农村，“共产”难道不是必然的吗？“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刘少奇还需要怀疑吗？

有人可能会说，刘少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他只是个执行者。

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同期，毛主席是怎样指导宣传工作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吴兼新华社社长冷西回忆（《忆毛主席》）说：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 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 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请注意，58年3月间——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刘少奇那些讲话的四个月前，那时“浮夸风”和“共产风”才刚刚露头，这时的“过热”与后来的“疯狂”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通过党的两个最重要的媒体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的指示。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刘少奇能够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他听不进毛主席的话。
这里摘录一段网上找到的文字：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 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 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 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 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

凡是多少有些良心的人，能够否认毛主席确实已经为刘少奇敲过警钟了吗？

刘少奇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对于刘少奇的错误，毛主席给予了最耐心的引导，和委婉的批评。为了纠正刘少奇的错误，从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主席一连召开了4次 会议来讨论、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到庐山会议时，由于彭德怀等人把反左倾的调子定的很高，如果不适当“调和”一下，刘少奇确实有被“拉下马”的可能。毛主席不敢用“军人主政”，（古今中外，军人主政很少有不导致内乱的！）不愿轻易放弃刚刚竖起的接班人，再加上八成是中了“反间计”，他支持了刘少奇批判彭德怀的斗争。

毛主席当然希望通过这次教训，刘少奇能够回到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上来。可惜事与愿违，刘少奇借彭德怀落马，借毛主席公开向全党、全国承认、承担“大跃进”的 错误之机，不仅不是承认错误，回归毛主席的路线，反而是借机诿过他人，太高自己，进一步压缩毛主席的影响，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并且一下子又从左倾跳到右倾！

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说：“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则仅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故意不说这是谁惹的祸，因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公开承认是自己的错了，那么这个“七分人祸”自然会被人们理解为是毛主席的错！

看看，多么卑鄙的伎俩！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灾害对工人、市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影响是不同的。
工人本来就是无产者，市民在五三年工商业改造后也成了无产者，在大跃进中，他们付出的只是热情和辛劳，所以挫折使他们失去的也只是热情。

农民原来是“小生产者”，土地、家畜和农具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无产者，而是小私有资产者。合作化的初期，他们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高级社时，土地成 了公有资产，可是部分牲畜和农具还是自己的；公社化后，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成了无产者。尽管合作化的成功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使得他们大多 也满怀激情与期望，可是疑虑和不安还是会有的。当时“共产风”刮得正紧，农民们还来不及体会无产者的滋味，三年灾害来了，农民一下子跌入完全不能自保的境 地。他们没有足够的存粮，因为存粮“共产”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自主经营的土地和农具，他们无法自主寻求自救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集体安排的生产和 生活——这与城市里的工人有了一点相似，不同的是工人有固定的工资和计划供应的粮食，他们没有。而就在这时候，干部中逐渐泛滥的“特殊化”——主要是多吃、多占——加剧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感和失望。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与刘少奇给出了相反的解决之道。
毛 主席的解决之道是：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发挥各级农业生产机构的积极性，发挥集体的力量优势，全面发展生产；调整“队为基础”的大队为小队，以克 服“共产风”的不利影响，以适应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尽可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教育全党要与农民们同甘共苦，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这就是说，毛主席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刘少奇解决之道是：三自一包。那就是：扩大自留地，建立自由市场，社办企业自负盈亏，普通农民包产到户。

适当扩大自留地，使农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些现钱，这未尝不可以试验。建立自由市场是指在农村原有的集市的基础上，在城市周边建立销售农民家庭产品——鸡蛋、青菜之类东西的“集市”，这当然是个对农民与城市人口两利的措施。这两项都是可以试行的。

“社办企业”能够“自负盈亏”吗？“社办企业”是谁的企业？谁是主人？赢了是谁赢，亏了是谁亏？

请看看“改革”后“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吧！不是绝大多数变成了“承包人”的“私企”了吗？一旦社办企业“自负盈亏”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企业就会沦为该企业领导人的“私企”。这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过渡！

至于“包产到户”就更清楚了。自从邓小平粉碎人民公社至今，关于“包产到户”的弊端的文章真的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尽管少数农民已经富裕了，甚至成了富豪，可是，在可以预见的十几年里，农民整体的贫困化，农村整体的衰败化，农业整体的衰退化，是很难避免的！

刘少奇给出的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转眼之间从疯狂的左倾转为彻底的右倾！这个疯狂的左倾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难道仅仅是无知吗？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宗吾厚黑学中的补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