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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論》與劉少奇從瘋狂的左傾再到瘋狂的右傾
送交者: 香椿樹 2009年10月18日19:51:1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新民主主義論》與劉少奇從瘋狂的左傾再到瘋狂的右傾

學與思

這裡是說劉少奇在解放後十幾年之間在政治上的左右搖擺。要證明上述結論,還需從解放初期說起,而要弄清劉少奇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又要回顧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開始的第一段如下:
“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 葫蘆里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 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
這 就是說,《新民主主義論》是在抗戰的關鍵時期——外有日寇侵占大半個中國,內有國民黨反動派策劃內戰,面向從四面八方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所做的報告。中國共產黨這時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儘可能團結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說,所謂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當時的中國社會各階 層都可以理解並接受的“主義”;而不是解放後中共必然要逐步推行的社會主義。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從新民主主義轉入社會主義,那要看中國的工農的覺悟的提高程度,要看工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有多高。
在說到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經濟時,毛主席說: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 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 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 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這就是說,對於 “操縱國民之生計”的那些經濟部分,必須國有化,其他非“操縱”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還可以繼續存在與發展。同時,富農經濟也容許存在,“耕者有其田”是農業政策的基礎,各種“合作經濟”只是一種社會主義因素,而不是農業生產的普遍形態。
這些就是劉少奇在建國初期所堅持的經濟政策。
錯了嗎?開始不錯,後來錯了!因為他落在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的工農的後面了,做了“群眾的尾巴”。

解放戰爭中建立的解放區最初實行的的確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可是僅僅兩、三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分得土地的農民中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一部分仍然陷於貧困難以自拔的農民抱怨共產黨只看重富農,不顧他們的困苦。他們甚至自己組織起了互助組——最初級的農業合作組織。如果黨再不走在農民的前面,那麼黨就會失去曾經是“打天下”的主力軍的貧苦農民的信任與支持。

同時仍然處在資本家剝削下的工人也要求黨儘快“解放”他們,使得他們獲得國有企業的工人們已經獲得了的主人公地位。國有企業的工人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管理自己 ——車間主任、班組長都從工人中選出。“鐵飯碗”和工會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讓工人們第一次感到自己確實是企業的主人。這一切讓仍然在資本家的企業中做 工的工人、店員羨慕不已,他們強烈要求儘快取消私有制經濟,給他們以主人公的地位。

面對“領導階級”的如此要求,作為他們的“代表”的中共必須儘快滿足他們的要求——開始實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顯然是“遲鈍了”。高崗認為這與他的“資本家的女婿”的身份有關,因為在工農已經明顯對“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體制不滿了時,劉少奇還在為富農經濟和資本家的剝削唱讚歌。

高崗向毛主席反映了他與劉少奇的分歧,毛主席批評了劉少奇,劉少奇也做了檢討,但是他對中國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直持懷疑與消極的態度,直到57年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我認為他是故意把當時已經出現的社會主義熱情過分高漲推向瘋狂,故意讓毛主席的積極的社會主義政策失敗。

但是他這樣瘋狂的代價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實際上廬山會議上如不是毛主席主動承擔左傾的錯誤,保護了他,那麼被打倒的就不是彭德懷,而是他——劉少奇。

1958年6月14日, 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要破除九界,即國家 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 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劉 少奇在談話中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 就到什麼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 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看吧,剛剛還主張搞新民主主義,反對搞社會主義,一下子就要奔向共產主義了!黨中央剛剛制定計劃要十五年趕超英國,他馬上提出十五年要趕超美國!
僅僅二十天,劉少奇的“溫度”又上升了,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
“ 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 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麼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 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就算數,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

注意,他說趕超美國用七、八年就夠了!

實際主持全國黨政工作的領導人的“共產主義熱情”以這樣的速度提高,那些各部、各委、各省、各地市,一直到生產隊長,那個敢站在“右傾”的立場唱反調?“共產風”,“浮誇風”怎能避免?!

被“改革派”罵的狗血噴頭的“共產風”、“浮誇風”,難道不是他們的“祖師爺”——劉少奇掀起來的嗎?!

關於農業的“躍進”,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說:“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 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看吧,他直接就要搞共產主義的新農村了!既然是共產主義的新農村,“共產”難道不是必然的嗎?“共產風”的源頭就是劉少奇還需要懷疑嗎?

有人可能會說,劉少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他只是個執行者。

是這樣的嗎?我們來看看同期,毛主席是怎樣指導宣傳工作的。

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吳兼新華社社長冷西回憶(《憶毛主席》)說:1958年3月, 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 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 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
請注意,58年3月間——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劉少奇那些講話的四個月前,那時“浮誇風”和“共產風”才剛剛露頭,這時的“過熱”與後來的“瘋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已經通過黨的兩個最重要的媒體向全黨、全國發出了“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的指示。

對於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劉少奇能夠不知道嗎?他當然知道。可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他聽不進毛主席的話。
這裡摘錄一段網上找到的文字:
【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裡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 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 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麼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劉少奇,下同)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 呢?……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談 到這裡,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

凡是多少有些良心的人,能夠否認毛主席確實已經為劉少奇敲過警鐘了嗎?

劉少奇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對於劉少奇的錯誤,毛主席給予了最耐心的引導,和委婉的批評。為了糾正劉少奇的錯誤,從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毛主席一連召開了4次 會議來討論、糾正左傾錯誤的問題。到廬山會議時,由於彭德懷等人把反左傾的調子定的很高,如果不適當“調和”一下,劉少奇確實有被“拉下馬”的可能。毛主席不敢用“軍人主政”,(古今中外,軍人主政很少有不導致內亂的!)不願輕易放棄剛剛豎起的接班人,再加上八成是中了“反間計”,他支持了劉少奇批判彭德懷的鬥爭。

毛主席當然希望通過這次教訓,劉少奇能夠回到正確的社會主義路線上來。可惜事與願違,劉少奇借彭德懷落馬,借毛主席公開向全黨、全國承認、承擔“大躍進”的 錯誤之機,不僅不是承認錯誤,回歸毛主席的路線,反而是藉機諉過他人,太高自己,進一步壓縮毛主席的影響,擴大自己的政治實力。並且一下子又從左傾跳到右傾!

毛主席向全黨、全國人民說:“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劉少奇則僅僅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故意不說這是誰惹的禍,因為既然毛主席已經公開承認是自己的錯了,那麼這個“七分人禍”自然會被人們理解為是毛主席的錯!

看看,多麼卑鄙的伎倆!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大躍進”的失敗和三年災害對工人、市民的影響和對農民的影響是不同的。
工人本來就是無產者,市民在五三年工商業改造後也成了無產者,在大躍進中,他們付出的只是熱情和辛勞,所以挫折使他們失去的也只是熱情。

農民原來是“小生產者”,土地、家畜和農具是他們的生產資料。他們不是無產者,而是小私有資產者。合作化的初期,他們仍然擁有土地所有權;高級社時,土地成 了公有資產,可是部分牲畜和農具還是自己的;公社化後,農民失去了所有的生產資料,成了無產者。儘管合作化的成功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使得他們大多 也滿懷激情與期望,可是疑慮和不安還是會有的。當時“共產風”刮得正緊,農民們還來不及體會無產者的滋味,三年災害來了,農民一下子跌入完全不能自保的境 地。他們沒有足夠的存糧,因為存糧“共產”了。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自主經營的土地和農具,他們無法自主尋求自救的道路。他們不得不完全依靠集體安排的生產和 生活——這與城市裡的工人有了一點相似,不同的是工人有固定的工資和計劃供應的糧食,他們沒有。而就在這時候,幹部中逐漸泛濫的“特殊化”——主要是多吃、多占——加劇了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感和失望。

面對這些情況,毛澤東與劉少奇給出了相反的解決之道。
毛 主席的解決之道是:堅持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發揮各級農業生產機構的積極性,發揮集體的力量優勢,全面發展生產;調整“隊為基礎”的大隊為小隊,以克 服“共產風”的不利影響,以適應農民的現實思想水平,儘可能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同時教育全黨要與農民們同甘共苦,絕對不能搞特殊化。

這就是說,毛主席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劉少奇解決之道是:三自一包。那就是:擴大自留地,建立自由市場,社辦企業自負盈虧,普通農民包產到戶。

適當擴大自留地,使農民有更多的東西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去換些現錢,這未嘗不可以試驗。建立自由市場是指在農村原有的集市的基礎上,在城市周邊建立銷售農民家庭產品——雞蛋、青菜之類東西的“集市”,這當然是個對農民與城市人口兩利的措施。這兩項都是可以試行的。

“社辦企業”能夠“自負盈虧”嗎?“社辦企業”是誰的企業?誰是主人?贏了是誰贏,虧了是誰虧?

請看看“改革”後“自負盈虧”的國營企業吧!不是絕大多數變成了“承包人”的“私企”了嗎?一旦社辦企業“自負盈虧”了,用不了多久,這個企業就會淪為該企業領導人的“私企”。這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向資本主義道路的過渡!

至於“包產到戶”就更清楚了。自從鄧小平粉碎人民公社至今,關於“包產到戶”的弊端的文章真的已經是汗牛充棟了!儘管少數農民已經富裕了,甚至成了富豪,可是,在可以預見的十幾年裡,農民整體的貧困化,農村整體的衰敗化,農業整體的衰退化,是很難避免的!

劉少奇給出的是一條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看!劉少奇就是這樣轉眼之間從瘋狂的左傾轉為徹底的右傾!這個瘋狂的左傾難道不值得懷疑嗎? 難道僅僅是無知嗎?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李宗吾厚黑學中的補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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