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新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人才

随着钱学森老人的逝世，“中国六十年间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学术大师和科学泰斗”？成了近日网友热议的话题。

1949年前一百多年间，中国几乎一直处于战争或半战争状态。然而，却诞生了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一批令世人景仰的著名学术泰斗和科学家。还涌现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鲁讯、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徐志摩一大批大师级文化名人。而“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太平盛世”，却培养不出世界级学术大师、科学泰斗和文化大师，原因究竟何在？——当今中国，在高校质量普遍下降、学术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水货博士”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反思、反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旧中国”能取得的成就，而“新中国”却不能，根源何在？近日读了袁祖望先生《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一文之后，犹如醍湖灌顶，心中豁然开朗……

“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它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校址设在昆明。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共招生八千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轻的三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四席。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五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四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新中国”成立后，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三位还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六人是两弹一星元勋。还有8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取得近乎神话般的成就，确实让人惊叹。更发人深省……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否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英明领导”？ 袁祖望先生在《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一文列举了大量事实表明：“西南联大”的成功，非但不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英明领导”，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无力干预高校事务。正如袁祖望先生所言：

“西南联大的辉煌恰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沿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民国初年，军阀势力不时干涉学校事务，蔡元培多次以辞职抗争，‘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今天这个干涉，明天那个训饬，‘世界上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当教育超然的理想与政府要求相冲突时，敢于说‘不’。西南联大期间，从外部原因看，昆明地处偏僻，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疲于奔命，无暇它顾；云南地方势力强盛，具有相当独立性，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难以过多插手地方事务等等。外在控制力量的软弱分散，使得西南联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发展。”

袁祖望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受政府干预和控制的自治传统是重要原因一，另则，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是重要因素二。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时，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很好地继承了北大这一精神传统，师生享有学术自由。——学生可以随便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可以随时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表达观点的自由，课堂讨论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观点可以与老师相左，甚至指出老师的授课错误，还可以在校园的 “民主墙”上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评论、意见和建议；听课的自由，教师上课一般不点名，学生听不听课完全自由，什么时候听，愿意听谁的课也有自由，有很大的选择性；课外的自由，联大师生课外喜欢泡茶馆，边吃边看书、聊天、讨论问题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辩论起来各不相让；个人行动的自由，联大学生学习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

那么，学术自由与人才辈出之间是否有联系呢?袁祖望先生认为：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综合，本质是表达的自由。比较中国历代或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形，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即国家或政府何时放松了思想控制，文化教育与学术何时便呈繁荣景象，反之类推。约翰．穆勒认为，知识的探究活动必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不受外界干扰与强制的环境中进行。在思想、言论都受到禁锢环境中的所谓学术不能达成真理的高度，更不会有真正的创造。

袁祖望先生指出：民主办学，教授治校，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大、清华早有教授会之设，依靠教授办学，教授在学术事务中具有相当发言权。张伯苓主政南开时，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治校方针。蒋梦麟认为无为才能有为，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分权而治。西南联大延续了三校这种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

总而言之：不受政府干预和控制的自治传统；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是“西南联大”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宝”。

读了袁祖望《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之后，时下中国高校教育质量为什么会普遍严重下降，中国六十年为什么会出不了大师级科学家和文化大师，也就不言而喻了。

读了袁祖望《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之后，经过“新旧社会”教育的两种对比之后，一种悲天悯人之心油然而生——当今中国的学人确实太难了！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所言“我亲眼看见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就把中国学人的一切冤屈都襄括其中了！

“西南联大”成功经验告诉中国教育部官员：在党权高于一切；行政权高于学术权；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被束之高阁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只能成为培养工具的摇篮！中国的大学，只能成为精神的荒漠！如此环境下，岂能奢望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更岂能奢望培育出引领这个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领袖？

最后，还是以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