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处于困境的1956年上半年

——“凌驾”宝座受挑战

上文提到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处于“凌驾”这一特定地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本人刻意策划的。严格说，这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事。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事。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毛泽东的热爱，主要是从建国头几年（1949——1955）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令人鼓舞的、震撼人心的成就，所激发出来的。既不是靠什么宣传、什么思想工作，也不是靠什么“权力”的影响，而是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得出来的。两者在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差（在政治方面，当年党的廉政作风与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里，先是头三年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秩序，而后又步入经济发展正常轨道，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国民党根本不抓经济发展、不管人民死活），使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这是从全国老百姓方面来分析的。至于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最高领导层的成员，都是跟毛泽东长期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来的，深知毛的才干、作风和为人，特别是通过当年的延安整风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张闻天语，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始于1943年３月的政治局《决议》，已经长期形成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是一种与“凌驾”这一体制相应的“君君臣臣”的关系。有意见也不敢当面讲，只能违心地表示认同。他们也深知无论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还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这种“君君臣臣”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可是从共产国际来看，特别是斯大林，也是搞这种家长式的个人独裁统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这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在封建意识很深的国家里土生土长，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而与毛泽东同一年代的其他领导人，绝大多数都出国留学过，他们痛感中国缺乏民主。可是碰到毛泽东这样一位不懂民主又不讲民主的“君主”，他们一个个都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当年毛泽东曾夸张闻天为“开明君主”，而他自己一旦大权在手，就“不开明”了。因为他深知：谁“开明”，谁讲民主，谁就得准备下台、“交权”。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种传统，至少在毛泽东之前是如此。为了永不丢“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搞“专制、独裁”。毛泽东死保“凌驾”地位，即在于此。

毛泽东“凌驾”地位受到威胁、挑战是在1956年初。最重要或者最根本的动因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报告，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由于个人专制、独裁所犯的严重错误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一完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倡议。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

 “个人崇拜”，这是封建体制的东西，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是坚决反对的。正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背离了马列的教导，把封建的东西硬加在党的头上。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是逆潮流而大动。因此，国际上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举双手赞成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倡议。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亦应肃清“个人崇拜”的流毒。

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还是毛泽东。他深知在中国这是冲他而来的，令他恼火、发指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片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浪潮中，他孤掌难鸣、孤家寡人一个。因此，他只能违心地、痛苦地暂时表示认同，等待时机。毛泽东不愧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决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于是，他采取“忍”的策略。静观其变。

在中央政治局内，第一次向毛泽东“凌驾”宝座提出挑战的是1956年4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的关于1956年度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追加二十亿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周恩来的态度更明朗、更坚决，他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周恩来看毛不悦，会后亲自去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引号内的话均为胡乔木的回忆——见《周恩来传》上，第269页）。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否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毛泽东1943年3月拥有“最后决定权”以来这长达十三年时间里，第一次出现。这意味着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受到了威胁、挑衅。这当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迫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强压心中怒火，他忍了。

接着，为遏制当时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的势头，在刘少奇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由《人民日报》于6月20日发表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的清样在送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曾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不得已再次强压怒火，伺机报复。

本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既防右又防左”的决策，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因为不合他的心愿，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又一次对他“凌驾”地位的严重威胁、挑衅。可是当时的形势是，在国际、国内掀起的一股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东风，来势之猛，毛泽东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又一次吞下了苦果。只好再一次“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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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节所用史料均源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