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历史公道－纪念毛泽东116诞辰
春雨

目录
一、中华网上的江青纪念馆
二、历史的结算
（一）叛徒可耻：华国锋
（二）走资投降派可恨：邓小平（附陈云、叶剑英）
（三）糊涂虫可悲：邓颖超
（四）假革命派可笑：邓力群
（五）英雄可佩：江青、张春桥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试金石
四、毛主席最开心：迟来的见证，文革终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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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网上的江青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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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就是中华网上出现的“江青纪念馆”。当我接到朋友传来的消息时立即上网，江青纪念馆却已封闭。但是，在各处的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当初纪念馆中的一些留言。


以下是流传很广的一则留言：
“
希望网友能转告李讷同志：2009年11月中下旬，在中华网公墓区纪念馆，人民给她母亲献花的实际情况：2009年11月16日“李云鹤纪念馆”建立后，短短6天的时间，就有近13万朵鲜花，8千多个留言，排名从最末的243名，快速飞跃，超越周总理到达第二位，回到主席的身边。

2009年11月23日上午“李云鹤纪念馆”被删。

由于抗议的人太多，当天下午15点19分又建立了“李进纪念馆”，7个多小时后，晚上22点多，献花总数就从零朵达到了4万1千2百44朵，名次再次从最末位的第8页第243名，飞速上升到了第一页的28名，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看时，献花总数再次达12万4千朵。已经再次到达第二位了，重新回到毛主席身边。才短短的十多个小时啊（还包括了一个晚上的睡觉时间）！当天11月25日上午10点多，纪念馆又被删除，鲜花和留言被清零后，纪念馆再次被放了上来，而且同时出现了五个江/青纪念馆。

11月25日晚19点左右，当献花最多的563馆献花总数再次达到7万朵，排名紧追周总理之后，名列第三时，纪念馆第三次被删；三次被删除的江/青纪念馆内，献花总数累计达到32万多朵；在中华网，享有献花数量高达几十万朵者，只有您的父亲和母亲两人，居第三位的是周总理7万多朵，其余最多者只有五六万朵。

邓总设计师纪的念馆馆，从2009年4月建立至今，六个多月，献花只有8000多一点；这种现象真的令人感慨良多！李讷同志，您不孤独，虽然短短两天之内，网上的纪念馆三次被删，但是他们无法删除人民心中对他母亲的怀念，他们的这种反复删馆的奇怪行为，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只能唤起更多的人民群众追寻历史的真相，现在，有无数的老百姓和您一样，都在怀念着您的母亲，其中还有很多献花祭拜者，是曾经因受人蒙 蔽，对她误解误会后前来表达深深的愧疚的！
”

江青是被官方妖魔化的第一号人物。人已去世十多年了，在官方严禁之下，今天居然有几十万人网上献花，献花的总数，仅次于毛泽东，远超周恩来，这件事实在很不寻常。也许有人会说，没什么了不起，这些献花者，都是当初的文革参加者，他们还在念旧，不满现状而发泄。这种说词并不能减低事件的重要性。历史事件的评价都要等待尘埃落定，念旧就是尘埃落定后历史的评价。且献花和留言中不乏没有参与文革者，仅就当年的参与者来看，事隔几十年，却激起数十万人来纪念，这个“旧”也是有天大的魅力了。一个人如果还年轻，没有经过文革，他印象中的文革是被抹黑为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江青被描写为一无是处的天下第一妖人，却在今天看到突然出现汹涌的人潮来纪念她而作政治表态，他大概会怀疑过去的印象是否属实；如果他再读读他们激动人心的留言，特别是那么多发自内心深处的称颂、道歉和忏悔，这样诚挚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怀念，他大概也会为之动容。如果他再继续反思一下，有什么样的人能让他流露如此深厚的思念，他大概就会推翻过去的观念，不再相信过去的宣传了。因为他知道，任何事都可伪装，只有感情的事很难伪装，真挚的感情是不会说假话的，数以十万计的真挚感情的汇聚，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这么多人对江青的感情就足以证明了江青是一个大人物。如果经历过文革，他本来就知道当时的江青在年轻人中的声望，这么多年后又看到当年的青年如今进入中老年却还是如此动情，过去的峥嵘岁月又会在脑中再现，他大概也会再考虑，当年的经历到底是疯狂呢还是人生宝贵的历练。他也会质疑：为了政治目的，这样的诬蔑江青、丑化江青，是否太不择手段了，心中也多少会有同样的歉疚之感，这么多年眼见江青被任意糟蹋而无所表示。

无论如何，江青纪念馆的出现，具有历史的重大意义，已经到了还江青（当然也包括张春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从1976年至今悬而未决的一笔历史旧账，也到了总结算的时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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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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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的历史舞台上，该亮相的都亮相了，原先隐藏的面目也都自我暴露无法掩饰了。谁是谁非，谁奸谁忠，已经一清二楚。历史显现出以下各种面貌：叛徒可耻；走资投降派可恨；糊涂虫可悲；假革命派可笑；英雄可佩。

（一）叛徒可耻：华国锋

头一个要算的是华国锋的账。华国锋的三大罪状：摧毁文革，摧毁党，背叛毛泽东。

今天，关于1976年10月6日发生的所谓逮捕“四人帮”事件的性质已经明白无疑：不是什么“四人帮”“篡党夺权”，而是华国锋以军事政变“篡党夺权”。华国锋一举摧毁了毛泽东毕生心血的两大基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建设。

在经过最后一次的批邓倒叶，走资派和复辟派已经基本清除，文革已步入收场，文革造反派已经在党、政和人民群众三方面建立起领导优势时，“四人帮”是文革十年培养出来的造反派接班人。政变的发生，十年文革，一朝倾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布局付诸流水。逮捕“四人帮”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抢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破坏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毛泽东创建的共产党已被摧毁。

华国锋的政变，成为中国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从此，在中国：社会主义转为资本主义，工农专政转为官僚、资本家专政，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沦落为投靠美国、替全球资本奴役劳工的资本家天堂。中国走向反革命，全世界反帝阵线从大团结到大解体，帝国主义从摇摇欲坠到为所欲为。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三十年，称之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大概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却是东风压倒西风，全球迅速左转的反帝和社会主义高潮，大概也很难反对。再从中国来看，情况更是如此：近三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与其称之谓“走”，不如称之谓“跑”；而一个独立自主的全球大国，却变成投靠依附国际资本的样板，国际投资、加工的天堂。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呢？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个局势的巨变，得力于两人，即苏联东欧阵营的戈巴乔夫和中国的邓小平。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加追究，就发现这只是现象，不是原因。

首先，资本主义从气息奄奄变为空前发展的真正关键不在苏联，而在中国。苏联当时已经走下坡，内外交困；而中国当时则处于上升期。第二，戈巴乔夫是以解散苏共，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造成原苏联体制的内崩；邓小平则是以裹胁中共的方式，将中国全部朝贡给美国。作为两霸之一的苏联，本身已经是修正主义走资的强弩之末，戈巴乔夫本人正是走资的产物，他的投靠不过是是把自己的阵营摧毁而已。如果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苏联阵营的解体，就不见得是壮大了美国霸权，更可能的情形是将被社会帝国主义裹胁的国家、民族的反霸反帝进步势力，团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如果中国不变质，假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东欧和所有第三世界的进步势力，都将靠拢中国。

所以，真正造成以后的变化的，是中国的变质，而不是苏联的解体。但在中国，没有华国锋的政变，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上台根本是不可能的。75年的批邓和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下台、叶剑英靠边站，党中央的保守复辟势力已经全部自我暴露而扫空，中央和地方都已经是文革派的天下，中央的军委和地方的军区的权力都是通过文革考验者，即同刘邓势力划清界限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动军事政变也不是复辟势力所能办到的。因此唯一的漏洞就是华国锋本人，而偏偏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利令智昏，为了保证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以不光彩的手法，伙同汪东兴发动政变。篡位后的华国锋表演，就是一幕活生生的猴子称大王的历史丑剧。也是华国锋这个人既坏又蠢的本性彻底暴露。

共产党步入邪道

政变之后，中国立时成了谣言中心，什么样难听的讲法，个人的、政治的，都通过小道消息流传出来，其内容肮脏下流，让人不忍听闻。当然，其中主要的矛头是针对江青，江青被谣言诬蔑得不成样子。这些谣言在后来被证明没有一样是可信的。但是，怎么在一夜之间，乌七八糟的说法都出笼了呢？是谁放出来的？其中有国民党造的，有香港、美国中情局造的，有苏联造的。这些反对中国和中共的势力，过去一向造谣，但并没有发生显著效果，为什么突然就大行其道呢？何况，谣言的内容也不是在外面闭门造车的反共宣传所能发明；而且过去是反共言论专门同中共言论作对，这次却不同，国外的反共谣言和国内从党中央传出的谣言则彼此配合，形成大合唱，这个合唱，一直继续到后来邓小平批毛达到顶点。毫无疑问，这次的谣言中心是在中共核心。这些谣言当然是出自华国锋、叶剑英集团。其实，这次的政治谣言和人身攻击早已出现在76年3、4月，当时是邓小平、叶剑英复辟派眼见大势已去，孤注一掷，打着捍卫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以谣言方式攻击江青等迫害周总理，挑起文革两派（周派和激进派）的对立，导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所以，对叶剑英等而言，再次散播谣言是故伎重施，驾轻就熟。而且，上次有毛泽东在，谣言得讲分寸；这次是华国锋大权在握，为掩饰自己政变，就没有什么顾忌，极尽诬蔑之能事。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打算，是将江青、张春桥等彻底妖魔化；但真正被妖魔化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果这些谣言是事实，那中共早就是比国民党还更加烂污、更加口是心非的政党；如果这些谣言不实，而当权的华、叶，居然会采取靠造谣的方式作为诬蔑政敌的主要手段，其本身堕落到了什么田地？共产党从此就步入邪道。

邀狐狸共舞

华的阴谋政变，除了汪东兴参加外，另外只有一人知情，就是叶剑英。华自知在军队声望不够，怕政变后将帅不服，所以事先拉拢叶剑英，以为政变后的军中靠山。叶剑英和邓小平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主要后台。毛泽东定四五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时，叶剑英的军委副主席也解除，被勒令养病，不许出席中央会议。华国锋是靠四五事件跃升的，当然了解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态度。但是，为了篡党夺权，华国锋向这个老狐狸输诚。叶剑英是十大元帅的最后一名，也是唯一没有战功的“元帅”，带兵的本领没有，但在底下出点子、搞阴谋诡计却是在行。邀狐狸共舞，其结果是被叶剑英当猴子耍，耍完扔给豺狼邓小平消化。

亲痛仇快

华国峰为了防止造反派的反抗，一方面“清洗四人帮帮派份子”，对文革造反派痛下毒手。从中央到地方，造反派中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原本占绝对优势，这一回，被大批逮捕、解职。群众被白色恐怖笼罩，文革中的进步力量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则让靠边站的元老复出，向他们示好以换取支持。其实，这本是叶剑英的算计，华不过是被支使而已。首先，是老保老走资的陈云上台；陈云上台，同叶剑英唱双簧，陈施压力，要求替邓小平平反，叶当好人，替华国锋要求主席的保证。软硬兼施之下，由邓小平以“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书面保证，就安排了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已经是死人在走路了。离华的政变不过一年多，78年初的批判“两个凡是”上，华国锋已经被邓派当成靶子打得不亦乐乎，连还手的舆论阵地都没有，但他还是死命抱住党主席的位子不放，人们所看到的华国锋，是毫无自尊心、廉耻心、道义感的政治小丑。

沐猴而冠：为邓小平铺路

一个为夺权不择手段的人，照说在维持自己的权位上总该有些本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也会有这样的蠢人，被叶剑英、陈云和邓小平唱红白脸，玩弄在鼓掌之中，他一再把过去的同僚抛出，以维持自己不倒。连当初联手的汪东兴也都可抛出来，更不要说陈永贵、吴德、纪登奎等人了。76年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文革派，都是在华国锋下台之前，即华还是有主席名义之时被整倒。邓小平、陈云老奸巨滑，看准了华国锋打着毛主席接班人名义以贪权固位。也不急于扳倒华国锋，而让华在台上，把华国锋、汪东兴的讲话作为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靶子来批判，这就是78年的所谓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其实就是在攻击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树立反毛的理论权威，以为78年底的三中全会铺路，直到81年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全面批毛。华国锋贪恋权位，即使在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时，他的下台，还是被邓小平、胡耀邦赶下来的！

可耻的背叛

在历史中，叛徒多不胜数，卖身投靠、断送国家民族大业断送革命大业的的也所在多有。但是，像华国锋这样的革命大叛卖，不仅空前，大概也绝后。为的是什么呢？只是一个主席的地位！直到今天，还有同情华国锋的人，认为他是在捍卫毛主席，只是斗不过邓小平而已。而华国锋令人不齿，恰恰就是他生前永远装着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他把毛主席的的妻子莫名其妙逮捕；他把毛主席的心血大业一举全毁；为了掩饰他的罪行，他永远在说假话，装老实，如果他还有丝毫良知的话，大概也会像马天水那样早已发疯了。如果他还有丝毫对毛主席的敬意，他就应该惭愧到不敢面对毛主席的遗体遗像，而这个华国锋，活得好好的，每年还装模作样向毛主席鞠躬，还在做戏，企图维护自己是毛泽东继承人的形象；还在欺骗旁人。而邓小平，就是利用华国锋这个毛泽东信徒的身份，以批判华国锋来抹黑毛泽东、逼迫华国锋承认错误来证明毛泽东犯了大错误。一个叛徒，怎么能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呢？华国锋这个靶子对邓小平来说，真是梦寐难求，将一个蠢人当对立面，指桑骂槐，极尽毁谤毛泽东的能事。毛泽东队伍中的这个沐猴而冠的叛徒，在两年中对毛泽东造成的伤害无以复加，被邓小平等侮辱得名誉扫地；与之成强烈对比的，是后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审判庭上的大义凛然，捍卫毛泽东的事业，杀尽邓小平的妖气。谁是叛徒，谁是烈士，昭然若揭！

兼赵构、王莽于一身

今天的人和将来的人，看到华国锋的这段历史，一定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会有人如此利欲熏心，忘恩负义，陷害忠良，捣毁自己的立足点还自以为得计？第二个是，怎么会出现如此贪心而又如此无能的人来决定历史的道路呢？好在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这两个问题都有代表人物：一是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二是篡夺东汉天下的王莽。华国锋这个人兼赵构与王莽于一身。

赵构的心胸

赵构这个皇帝宝座，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本来是被钦宗作为投降谈和的人质，被发送给金人的，那里知道，在半途中徽、钦两帝已经被俘虏，金人已经不重视他这个人质，他得以脱困南渡，被抗金志士捧出来打着天下兵马大元帅旗号作为恢复宋室的号召。他从来也没打过胜仗，只是没命地向南边跑，跑到杭州去，以便坐船逃到海上，逃跑的大船永远停驻备用，几次前方敌情，高宗就立即收拾上船，连皇宫都不敢呆。这个拣来的帝位，对赵构而言，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金兵南下，他又同父兄徽钦一样成为阶下囚；另一件事，就是如果父兄回来，他这个皇位难保。最能看穿他这个心情的，就是秦桧。秦桧之所以能当宰相，就是他提出的政见：南为南、北为北。南是指赵构王朝、北并不是指金国，而是指金国树立的刘豫傀儡王朝，意思就是：只要大金能不南下，他愿意处于同刘豫一样的地位。所以任何称臣朝贡的条件都可以接受。而秦桧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同金人达成称臣和议。所以，一旦岳飞的军队挥师北进，赵构所担心的两种情况就可能发生，不是岳飞救出了二帝，就是金兵因此出兵南下，也许两件灾难会同时降临。贪恋皇位的赵构，连一分钟都坐不住，就让秦桧出面杀了岳飞。这个赵构，其忘恩负义到了这个程度，他不想一想，如果不是岳飞等抗金的义师，在重要的战役中打了胜仗，抵挡住了金兵的南下，他这个皇帝最多也不过是海上的孤家寡人，人们抗金也会再立其他的赵家王族。是岳飞保住他的皇位，他却杀害了岳飞！他在杀害岳飞时，以叛逆定罪，却拿不出任何罪状，也不经过任何程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莫须有”“罪名”！

华国锋的这个地位，也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邓叶元老眼见大势已去孤注一掷，利用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而导演出四五天安门事件，没人想到华国锋会被提升到总理和第一副主席的地位。这根本不是十大的安排，按当时的资历声望，也不是华国锋自己所可企望的，本来党内外都认为批邓之后，张春桥会接替周恩来的总理地位，那里轮到华国锋。但是，虽然邓叶的反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是自我暴露而倒台，但事件却造成文革两派：温和周派和以江张为首的激进派的尖锐对立。为了缓和这个被挑起来的冲突，毛泽东才提升了华国锋（据说是江青提议的），原因是他的派系不明显。其实，华国锋在文革的青云直上，同陈永贵等造反派很不一样，一直是依靠这种在派争中的中立身份。无论如何，华国锋的飙升，只能看成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那知这个措施之后，首先是唐山大地震，接着是毛泽东逝世，华就处于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这种情形，同赵构的情况近似，位置是拣来的。权位在手，他怎么都不愿放。但文革造反派当道，无论在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中，如果以党内会议的方式决定人选，华没有声望、没有任何指望能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位置，此时华又步赵构的覆辙，清除威胁。赵构是皇上，以“莫须有”来定岳飞死罪，华国锋不能下手令抓人，而以不光明的政变方式抓人，贼喊捉贼，自己“篡党夺权”，却以“篡党夺权”定为“四人帮”的“罪状”。赵构忘恩负义，杀害有保驾大功的岳飞；华国锋也忘恩负义，将推荐他上台的江青逮捕。赵构忘本，忘记他的上台本钱是抗金，杀害岳飞向金人表态的结果是自毁了抗金的基业，最终当完颜亮出兵时，他的皇位也被迫放弃；华国锋忘本，忘记他上台是由于文革造反，他的最高地位更是直接来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批邓需要，靠文革上台、靠批邓显要的华国锋，却依靠同邓勾结老奸巨滑的叶剑英来摧毁“四人帮”，从而摧毁自己的立足点，最终是自掘坟墓。但赵构以皇帝的身份维持了很久才倒台，退居为无权的太上皇；华国锋却在不到两年内就名存实亡，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柄。

有些人认为，应该在毛主席的墓旁，放一个跪在旁边的华国锋塑像。如果把华国锋说成是现代的秦桧，那江青、张春桥就是当之无愧现代的岳飞。将秦桧加之华国锋还不十分相当，秦桧出面杀害了岳飞，但真正下金牌的是宋高宗赵构。杭州岳飞墓前，应该再跪一个赵构。

逮捕岳飞的是秦桧：逮捕江青等的是汪东兴。秦桧是摸透了高宗的心理；汪东兴也摸透了华国锋的心理。赵构、秦桧联手除去岳飞；华国锋、汪东兴联手除去“四人帮”，华相当于赵构，汪则相当于秦桧。所以在江青、张春桥的墓边，同样应该跪两个人：当代的赵构华国锋和当代的秦桧汪东兴。

王莽的才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好象就是替华国锋拍历史标准照。

王莽在没有篡位前，以讲经尊孔、礼贤下士为标榜，在清流界众望所归，公认为汉室复兴的希望。但是一朝当权，他却务虚名而不顾实际：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把两个儿子都杀了；为了篡夺帝位，作出“迫不得已”的姿态，而且要用“动听”的明目。他旨在篡汉，却将自己定名为“安汉公”；他要当真皇帝，却先当“假皇帝”，这位历史上唯一的“假皇帝”，装模作样、巧立名目令人叹为观止。尊孔的仪式繁琐，迷信到了一切都根据“儿谣”和“符签”行事。从拍马政客到江湖骗子，都在编造各种“天意”。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应了儿谣、符签，吉利的一天就当三公；不吉利的则身首相离。王莽为了表明自己的尊大，一定要将单于的玉玺改成印章，而且要改小一点，因此挑起外争，却毫无对策；他在人民已经大起义到面前时，还迷信可以用平妖的仪式驱敌。王莽没有当真假皇帝前是大贤人；当了皇帝后，造成中国内外的祸乱，被历史上公认为集虚伪与无能的第一典型。

王莽的虚伪同华国锋的虚伪何其相似！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政变，所有的人都认为华是忠厚老实人！王莽搞的是讲经尊孔和迷信来自欺欺人；华国锋将讲经尊孔换成自充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也是同样的自欺欺人。王莽在面对国内外的挑战时，依靠的是符签、仪式；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时，用以证明四人帮篡党的“证据”就是他们把原来的“照过去方针办”改成为“照既定方针办”，从“过去”改成“既定”就是天大的阴谋！等到碰到邓小平胡耀邦的挑战，要求平反刘少奇时，他所依靠的是“两个凡是”，希望毛泽东的指示可以对付邓胡的进攻。这同王莽的符签退敌何其相似！

赵高的心胸、王莽的才能，这就是华国锋的最佳写照。

（二）走资投降派可恨：邓小平（附陈云、叶剑英）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所开创的宏伟基业，摧毁在两个人的手里：华国锋和邓小平。华国锋是肇始者；邓小平则是一手捣毁者。华邓之比：就性格而言，华：蠢而贪；邓：阴而狠。就使奸使坏功力而言，华的伎俩在邓看来，就只是业余的玩票，根本不入流了。

刘少奇得让位给邓小平

在文革时期，替刘少奇定的案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些都是就刘少奇过去在共产党革命时期中，在某个时期或某些事件上的具体行为的标签。（邓小平当道后就全部推翻，称之为强加的罪名，而且这也是江青的罪状之一。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是周定案的。论责任就要由毛、周负责，为何挑出江青。问题是，当时是捧周贬江，他可以把任何罪名加于江青，但要加在周恩来总理的头上，就变成是周、江同路，邓小平等在那时是没有这个胆子触动周恩来的。后来的人，不须多问，仅只将中共分为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的时期来比较：前期光明正大和后期的虚假欺骗相形之下两个极端，就可以基本判断毛、周在世的作为是负责任有信用的；后期的说法，几乎全是任意编造。邓小平、胡耀邦上台时销毁文革时的调查证据不遗余力就更不用说了。）但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说，刘少奇的一些作为，只能证明刘本人不够坚定或更严重的招降纳叛；但就历史进展而言，其影响有限。如果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中国立国的历史进程来看，叛徒的称呼就要数华国锋第一，而内奸、工贼的名称则非邓小平莫属了。当然，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一号走资派也都得由刘转给邓了。

说邓小平是内奸、工贼，是因为以两个投降，即经济上投降资本主义，政治上投降帝国主义，是捣毁毛泽东和中国基业的经手人。投降资本主义当然是工贼，投降帝国主义当然是内奸。称邓为内奸、工贼其实是客气了，恰当的名称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和投降派。邓的走资又是以对国际资本和美国的全面投降为手段。所以，称之为目前为止的历史上最大的投降派方为允当。

砍红旗、树白旗、以投降来实现走资

从1977年邓复出，到1997年邓去世的二十年中，邓的所有作法，始终贯彻的：一是砍倒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革命这面旗子；一是对美国屈膝叩头。这两个方针是一个意图在国内国外的两面表现。这个意图就是以投降来实现走资。走资是目的，投降是手段。在这里，又是邓小平让人们理解到毛泽东的洞见。毛泽东抓住了要害：修正主义的实质是走资；但走资派自己找不到出路，而必定是投降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变修，二十多年走资无门，最后是戈巴乔夫向欧美投降；中国的走资派中，不拉好苏联，就倒向美国，一样都是投降。邓小平选择的是后者。

邓小平的罪行，数不胜数，总结为三大罪名：反革命第一元凶，资本帝国霸权的头号走狗，中华民族的最大奸贼。
说他是反革命元凶，因为他砍红旗、坏党、捣毁社会主义，镇压革命派，荼毒工农和劳动人民。
说他是帝国走狗，因为他树白旗，卖身、屈膝、投靠帝国资本主义。
说他是民族奸贼，因为他出卖民族利益，涂炭生灵，斫丧民族生机。邓祸横流，遗害无穷。

（1）反革命三部曲：批毛、毁党、捣毁社会主义

《决议》批毛

批毛是反革命的第一要务。毛泽东是中国工农和人民革命的红旗，也是全球反帝、反资的革命红旗。要变革命的中国为反革命的中国，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首先得砍倒这面红旗。

从1977年邓小平一出山以后，邓小平积极部署批毛，其步骤是镇压肃清党内的革命毛派、老干部平反、部署邓派党内夺权和在党内和社会上放纵、发动右派以及一切反共的牛鬼蛇神猖狂反毛。被邓派称为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的1978年底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邓小平反毛部署的第一阶段。接着，1980年底到1981年初审判“四人帮”，就是以屠刀架在革命者的头上，从此开始了党内的大整肃，以所谓“（打、砸、抢）三种人”的名义，清除异己。邓陈继承了华国锋的“清理帮派份子”对文革的造反派追杀到底，这个对革命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镇压，直到邓小平去世前，没有一丝放松。

在党内的权力已经掌握后，批毛的步调就加快了。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批毛的顶点。这个决议，不仅文革十年被定为历史空前浩劫，而且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已经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从反右以来的所有的作为。根据当时会议中间右派透露出来的陈云讲话：毛泽东建国有功、反右有错、文革有罪。另外，毛泽东的思想也变成不是毛泽东的，而是这些元老功臣共有的；反过来，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的错误都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

这个决议，因为邓小平本人是反右的主要执行者，没有对反右定性，但整个文件对毛泽东建国革命的全盘否定，是没有人看不出来的。《决议》的中心题目，就是替毛泽东定位，这个《决议》的批毛，就性质的严重性而言，超过了苏共20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

捣毁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共产党内以全部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决议》，将毛泽东的建国全部否定，也就表示这个共产党已经从根本上变质了，是一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党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的核心，已经变成反革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体制的逐步瓦解。中国的政权性质，就从无产阶级工农和人民专政，蜕变为官僚资本专政、工农和人民被专政了。不仅如此，由于全世界人民的红旗被砍倒，全球的反帝阵营也立即起了大分化，原来的反帝阵营中，群龙无首，失去了向心力，也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溃不成军。

（2）高举白旗，卖身、屈膝、投靠帝国资本主义

与砍红旗并行的是举白旗

邓小平的称号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听起来好像邓是一个政治工程师。但只要了解到邓小平的个性和能力的（这在他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充分暴露），就看得出邓是不可能自己动手有始有终的完成任何一件事，邓只会务虚不会落实，怎么当工程师、设计师？那他的政治设计有任何政治蓝图来实现吗？没有。他所谓的设计，不需要任何蓝图，只要一面白旗就够了。这个白旗的学问是：上面的投降二字一定要特大，让美国不可能看不到。怎么能让美国和西方相信他投降的诚心呢？最大的输诚当然就是砍毛泽东这面旗子了。砍红旗为的是证明他举白旗的义不反顾，邓小平批毛之狠，确实也表明投降西方的坚决。

了解到邓的设计，就很容易看出，以口是心非为家常便饭的邓小平，只有一件事是心口如一，即向美国的投降。而且你就不难发现，在对美态度上，邓小平没有任何一次强硬过，从头到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拼命巴结不放。他这个总设计师高举白旗，让美国和国际资本以胜利者的身份接管就行了。只要美国和国际资本进驻，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并入全球资本体制之内，没法独立出来，走资就不可逆转。这就是邓的名言：使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

对美国屈膝称臣

邓小平得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及待向美国交底投降。1978年年底邓记把持的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中美建交公报发布。在建交公报的谈判中，邓小平背弃了中国绝不让步的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默认了美国对台售武，从而导致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继续干预；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美国戴两顶高帽：一顶是费城天普大学的“荣誉博士”帽；一顶是德州的牛仔高帽，不要说举止不伦不类，但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自居于美国高帽之下的这种表态方式，也未免太过于谄媚了。除了顶礼参拜外，邓小平的输诚入伙实际行动就是替美国打越南：越南是美国战败的耻辱象征，邓小平自愿替美国雪耻。而且，在中国国内还毫无所闻时，邓小平已向美国媒体公布了预备攻打越南的意愿。当时美国新闻界的反应是难以置信。但过不多久，邓小平果真出兵越南。邓小平向美国投降的立即效果，就是国会通过、总统签署了《台湾关系法》，将邓小平的默认售武扩大为保卫台湾，而且以国内立法形式写出，台湾问题就变成美国的内政问题了。这样毫不掩饰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是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邓小平又一次默认了。

此后，中国国内，崇洋媚外之风大兴，美国被认为是人间天堂。在国际上，人们只看到美国对中国的鞭笞，从来没有看到中国说美国一句坏话。基辛格咒骂邓小平是“讨嫌的小人”；邓小平恭维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美关系上每次稍微紧张时，邓立即去求基辛格。在联合国，中国唯美国是从，放弃否决权，而用以交换蝇头小利。

邓小平在世时始终奉行的外交方针：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就是在国际上永远龟缩，侮辱、吃亏在所不计，就是害怕任何举动会得罪美国，投降引资受到阻碍。这个缩头方针，所换来的是，美国公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烧美国在华的领事馆，才刹住美国的凶焰。

纳入国际资本大循环

经济上的投降方式，就是让国际资本进驻中国，邓小平所致力的对外开放的只有一项，就是开设经济加工区引资出口。这个投降政策也并不是他的设计。他一再称颂“四个小老虎”，这个投降政策就是台湾、韩国、香港和星加坡这些美国的占领区、保护区、殖民区所早已施行过的附庸经济模式。一个独立的大国，却效法殖民经济，附庸经济，这也是开了先例。

除了加工区外，邓小平关心的就是如何纳入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为申请进入总关税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世贸组织同美国谈判了十几年。每年让步，却每年被美国新加条件，永远让步永远谈不成，直到朱镕基到美国“消气”，已经让无可让，且私下承诺了将对华尔街开放金融，双方才成交。而中国的经济主权，就被美国牢牢套住，失去自主了。今天，中国也晓得金融开放的后果严重，但已进退维谷。

（3）民族的奸贼：邓祸横流，腐蚀民族生机

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以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为总方针，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总路线。中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国力越来越强，人民的信心越来越足，基础越来越巩固，本领越来越高明，局面越来越开展，中国的茁壮成长成为举世瞩目的学习榜样。
而邓小平统治的中国，能不能举出哪怕是一件事，中国是走上了轨道的？相反的，过去的成果一个又一个地作践、毁弃；
中国已经被陷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网络之中，难以自拔。本国的系统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今天的中国社会，邓祸横流，政治和人心的腐化，使中华民族再度面临生机丧失的威胁。

慢点，中国的国际声望不是在目前达到顶点，同美国并肩为G2，你怎么说得一无是处呢？
我就反问一句，如果国家的实力地位达到了全世界的数一数二，那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应该踌躇满志、自信十足，而且大得民心才是，但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到外面去形容猥琐、躲躲闪闪呢？为什么国内的民怨到达任何一件小事都可发生民众暴力事件呢？为什么国内的统治还祭起“稳定压倒一切”的牌子，实行法西斯的统治，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呢？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心里有数：在经济成长的外表之内，是一个腐化的官僚统治，随时都可能溃烂致死！历史上，经济繁荣表象背后的政治溃烂并不少见，南宋、南唐的偏安，清朝乾隆晚年的“盛世”，都是例子。何况中国的经济成长本身，就是国家出卖经济主权形成的全球化附庸形态，是国际资本将中国作为资本扩展的生产延伸基地的高成长，意味中国经济的不由自主，国家实力的虚弱，而不是什么国家实力的高升。

现在，让我们回顾邓小平在台上的近二十年（1978到1997），他的政策中有那一个是能维持下去的？以农业和四个现代化为例：农村是邓小平和陈云在国内突破社会主义的缺口；从分田、承包、解散公社；今天的三农问题已经是无人能解的老大难；从1984年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就徘徊不进；农田水利早已放弃，合作医疗已经废弃，乡村小学撤销。

邓作为批毛政纲的农、工、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其实就是把原来由周总理于四届人大提出并早已进行的预订在2000年达到的四个现代化的指标和计划全部放弃。邓小平的统治时期，不要说大的突破，连像样的项目成果也拿不出来，“四个现代化”根本不提了。

除了加工区外，邓的政策没有一个是长久的，更无论贯彻了！今天中国有哪一个领域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找不到一个。每个问题都是在严重得无解时，才引起注意；补救的政策也永远是有始无终，叫嚷一阵后就任其自流，继续溃烂：教育、医疗、社会安保、环境污染、工伤、矿难等等，那一样不是不治之症？

再看中国的工农，今天所受的压迫、剥削到了什么地步。国营的工人，是中国建国的柱石，贡献最大，现在都因私有化而下岗，生活无着，没有前途可言。中国的农民和民工（来自农村）的生产，养活了全国、供给全世界，他们自己却处于凄惨又没有发言权的地位，这都是拜邓小平之赐。这不正是毛泽东所预言的，走资派上台，工农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国家民族的腐蚀剂

邓祸的致命性，就在于邓小平对国家民族的腐蚀。邓小平的每一步砍红旗和举白旗的行动，总是先收买元老，取得中央的同意；再从高级到低级，从党内到党外，层层收买。这个收买方式，造成从中央到地方干部的彻底腐化、权钱交易、裙带关系、唯利是图、贿赂公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势利、腐败、唯利是图、附庸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个特色的社会，已经找不到共同一致的社会价值标准，丧失了民族凝聚力，国不成国，民不成民。官员霸道、腐败、势利、媚上欺下；共产党口是心非；民心败坏，中华民族受到空前的摧残。

（4）邓小平是什么样的人？

将邓小平的性格描述得最生动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在让邓小平再度出山时所说的：绵里藏针，会整人，部下都怕他；周恩来说他自己是举轻若重，而说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绵里藏针的意思是外面软，却碰不得，一碰就给扎到。其实就是阴而狠。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邓小平的霸道，根本不容许任何不中听的话，你如果得罪了邓小平，就万劫不复，他的记恨和报复的手段是人见人怕的。但怎么说邓“绵”、外面软呢？不错，邓对在他治下，他能管住、欺负的人，不许有丝毫违逆的。在他对付最亲信的胡耀邦中显示无疑。但是，越是欺弱者，越怕强。邓小平对强者是一个软骨头，在他对美国的态度上，谄媚到了极点。

举重若轻的意思被邓派解释为周称赞邓能担当大事。邓小平在当权后，搞得中国大翻个，不能说不是做了大事。而所做的大事中，他是不是举重若轻呢？确实也是，他将国家民族的命脉一举出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好像没事一样。这就是邓小平的举重若轻。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丝毫责任感和道德心的人，任何重大的事情，都不会为后果挂心，当然可以轻易拍板了。这就是一般所谓的赌徒性格。这样毫无歉疚之心的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不计其他后果，当然举重若轻了。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被任何道德标准束缚的冷血阴狠的政治大赌徒。

集权奸之大成

邓小平所不平常的，是他集权奸之大成：
李林甫的阴狠和奸诈；
赵构的称臣朝贡；刘豫的傀儡皇帝；石敬瑭的“儿皇帝”；
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荼毒汉人；
李鸿章的投降外交、割地赔款；
汪精卫的从左派变为汉奸；
蒋介石的叛变革命、甘心为美帝国的附庸；
邓小平全有而且其程度则大大过之。

附属在邓小平之下的两大凶魁是叶剑英、陈云。其他如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等只是喽罗打手而已。

但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比祸害的邓祸，却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即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唤起了人民的觉悟。这次江青纪念馆上的献花，就是邓祸的流毒让人看清了历史真相。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在文革后期，从批林批孔到儒法斗争，其中一个热点是评水浒，毛泽东指出：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架空晁盖，接受招安，打方腊去了。这个讨论，后来也被叶剑英邓小平等散布为江青、张春桥等拉大旗整人，找邓小平等的麻烦。现在，人们回想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不啻是树立了一面照妖镜，已经照出了妖怪的原形，即等待招安的投降派宋江。宋江接受南宋皇帝的招安出兵打方腊；邓小平向美国输诚出兵打越南，不正是师法宋江。对照毛泽东的讲话，邓小平的投降派原形人们就看得一清二楚。

（三）糊涂虫可悲：邓颖超

如果没有周恩来去世后的变化，邓颖超至少可以同其他的中共老革命同列，居于革命开创功臣一员的地位。但是，邓颖超在邓小平当权后，居然成为当权的大老之一，俨然以周恩来的继承者的身份出面。《决议》的讨论，邓颖超应该是参加了的；邓小平的对台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解决台湾问题，当时对台工作的出面人是邓颖超；在六四出兵的决策中，邓颖超也出席了的；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的所有反动政策上，她都参加了一份，而且是以决策者的地位参加的。邓小平将邓颖超抬到如此高的地位，看重的当然不是邓颖超的政治才能。其实，邓小平要培养的全是原来自己系统下的人，如胡耀邦、胡乔木等，用以取代原来掌握实权的周派，他所以捧出邓颖超，就是稳住周派的阵脚，麻痹周派，假安抚、真取代。当然，邓小平更险恶用心，还是借此可利用周恩来的招牌，以周毛对立的方式，批毛贬毛。这样的政治算计，稍微在政界中翻腾过的，都可一眼看穿。但是，唯独邓颖超，这个同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党员，却毫无警觉，参加了邓帮。邓颖超出面，邓小平的狡计得售，以后的结果，就是1981年的《关于党内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全党大批毛；等到批毛目的已达，周派的实权迅速旁落，不再见邓小平对周恩来表示丝毫兴趣，更无论捧周的言行了。当然，邓颖超的高位只是做样子而已，邓小平大全独揽，邓颖超根本没有任何实权。

目前传出的有关批毛的讲法中，并没有关于邓颖超批毛的言论，相反的，她手下工作者还传出：邓颖超表示过：不能这样批毛，没有毛，也没有周了。如此看来，邓颖超并不是邓小平帮派中的一员，是糊里糊涂地被裹胁进去的。但是，这些话，也说得太晚了，为什么当初会加入邓小平的统治集团呢？要知道，邓颖超的党员资格虽老，但直到周恩来去世时，邓颖超根本没有行政的经验，更无论国家党政的重要地位了。在所有同邓颖超一辈的老革命者中，建国后没有担任国家要职的，可能只有邓颖超一人。周总理在世时，他不担重任，为什么周总理去世后，反而赶这趟浑水呢？怎么没有自知之明呢？一进泥潭，再洗清就不可能了。比这更严重的是，周恩来一身的英名也因此受到污染。邓颖超的愚昧，真是可悲！邓颖超这个“老好人”，做出了大坏事。邓派本来是利用她，实际上是把她看扁了；周派她也保护不住，大概只保举了一个乏善可陈的李鹏，其他许多人原来本是毛派，后来也后悔被利用来反毛，当然认为邓颖超陷之于不义；造反派是华、邓的迫害对象，当然不会对邓颖超有好感。所以到邓颖超去世时，不论官方、民间，除了大官去世时的官话外，几乎引不起任何注意，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江青被逮捕后，反江的舆论中常以邓颖超为正面形象来诋毁江青；即使拥毛者也不乏人埋怨江青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江青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革命者；邓颖超却成了对不起周恩来的蠢人，这就是历史的公道！

历史上周恩来、邓颖超必须分开

从表面看，三十多年，被中伤得最厉害的是“四人帮”；被贬损和妖魔化最厉害的是毛泽东；实际上，在这期间声名受损最厉害的，是周恩来。自从1976年1月周去世后，叶、邓就以死人压活人，把自己打扮成周的亲信，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藉口为完成周恩来的遗愿。但是坏人做不出好事，时间一久，本来面目就没法掩饰，人们前后对照，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毛泽东是以他的实践，让中华民族起死回生，替中国人民找到出路，也为全世界的被帝国主义压在底下的所有人民开拓新路，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英雄、工农人民大英雄，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英雄。这个革命实践，是不可能用污蔑、 丑化抹杀的。周恩来也是革命者，是民族的英雄，但是，同毛相比，份量就差多了。（其实，任何人同毛相比，都远远不如。）以周压毛，如何能行？何况这本来就是一个分裂革命阵营的毒计，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周的形象受到了重创。这次，中华网的纪念馆中，毛周对比，就显现出周声望的衰落。今天，在许多毛派的心中，对周恩来的评价从全面肯定到有些保留。特别是遭受到华邓惨酷迫害的造反派中，这种情绪更明显。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大概会看到：周恩来在生时，他本人是坚定的毛派。在中共的早期，共产国际对中共处于领导地位，而周是共产国际所看重的人物，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高于毛。但他是在当时的控制党中央的所谓国际派中，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最早支持毛泽东的。从此之后，他拥护、追随毛泽东就始终如一，是毛泽东决策的坚决执行者。

周恩来的聪明才能，无论中外、无论敌友没有不敬佩的；他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心血倾注，被人比为现代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人光明正大，一股正气使奸邪宵小在他面前不敢使坏。任何人有他的一个长处，就已经引以自豪了，但是，最可贵的，是他的大公无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者的根本差别，就是他所追求的是彻底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因此，无私是共产主义革命者最高的品德标准。在经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变质这段历史后，人们更可看出，摧毁共产党、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就是一个“私”字。在周恩来的所有优点中，最可贵的就是他的无私。或者这样说更恰当：周恩来的其他优点，都来自他的无私。所谓无私，当然不是完全不考虑自己，而是在公私冲突时，公心战胜私心。对革命者而言，无私的考验，是一个终身的考验，他也许能一时通过，但不见得永久能通过。

逆境的时候是一种考验；顺境时是另一种考验。在从革命到建国的整个历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周恩来也不少犯错误，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过周，但在这么多的同志中，可以看见一个共同模式，即地位高到一定程度后，就怎么都拒绝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失去了自知之明。究其原因，都有“私”字作祟，如果自己承认不行不对了，自己的地位就可能不保；反过来，别人有错误就打击别人以提高自己。中共的十次路线斗争，一方面确实是路线的冲突，但在背后都存在权位的问题。早期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如此；后来的高饶、彭德怀、刘邓、林陈亦复如此。华国锋的权欲薰心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周恩来，肯自己承认错误，而且也不利用别人的错误将之一竿打死。正是这个“公”字当头，使得周在党内和人民心中的地位远高于同侪，毛泽东之下就是他了。建国以后，党内每次重大路线斗争，一定是他出面负责调查评定，无一例外。这也说明周恩来的公正无私，由他出面人人服气。周恩来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不是像毛泽东这样能创造历史的人物，加上没有私心，就成为辅佐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他的参加革命，是革命阵营的莫大幸运。

等到周去世，有人要把话塞进已死的周恩来的嘴里，同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照周恩来生前的光明磊落作风，可以肯定全是编造出来的。邓颖超自己的表现，当然同周恩来无关。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看到，周恩来对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并不同邓颖超商量，邓颖超又怎么能代表周恩来？何况，华、叶、邓的所以得成逞，就是靠采取离间毛周的毒计。如果他在认识到华、邓的十恶不赦后，仍然坚持要分离毛周，那他还是逃不脱华、邓的阴影。

在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需要过关的是遭华、邓惨酷镇压的文革造反派。今天，我们看到当初被镇压的造反派已经在活动。这些人，同江青、张春桥的遭遇相同，也同样不低头屈服，值得人尊敬。他们现身说法、尊毛批邓、捍卫文革、颂扬江张，还原历史真相，戳穿华、邓的谎言，他们的战斗意志和活力，再度显现出当年的造反雄风。但是，唯独对周恩来的态度上，似乎有意回避。这个态度表示部分造反派的心理状态还是停留在文革时期，并没有接受文革失败的教训。

“周派”的历史过渡

造反派心中的疙瘩，与他们遭受到所谓周派（叶剑英就是打着周派名义搞鬼的）的打击有很大关系。这个结也到了应该解开的时侯了。从文革开始以来，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周恩来手里，他身兼党中央常务召集人和国务院总理两职，负责包括文革在内的党国大事。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国内国际、外交经济等都得靠他。所谓日理万机，鞠躬尽瘁，这是人们对周恩来所以敬重无比的道理；在他手下工作者，当然形成一个处理党国大事的大系统。这个系统一般称之为“周派”，其实并不是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政治派别，而是因工作职务需要，以及文革中两派对立，总有一派激进、另一派温和，周派就是温和派、复出的干部、逍遥派等等的大集合。

现在分析这个派别，可以看出：其实这是文革新旧交替未能完成的一个接班过渡形态，并不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政治派别。他们集合，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在文革一波又一波的潮流冲击下，原来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都汇聚一处。特别是文革开始受冲击的老革命干部，他们的复出都是通过周恩来的安排，周既是他们的老长官、老上司，又是他们的新上司。

文革时周派的形成，就意味文革已经到了结束期。周派并不是再建立一个新的山头，同造反派势不两立；恰恰相反，是因为两派之分，是文革的必然现象，而周派却解决了文革两派势不两立的致命问题。因为周派的保护人周恩来本人是处于派系斗争之外，不参加派争的。而且他严禁手下的人挑起派争。让一方不争，派争就不会白热化。如果我们再深思，就可以看出，以周恩来作为大伞，将文革的两派分开，也是文革结束之前必需的过程，因为文革的一大缺失，就是两派你死我活的相争混淆敌我、彼此结仇。右派、走资派、复辟派、反动派可以在暗中两边挑拨，转移阶级斗争的矛头，使运动迷失方向。正是这个原因，文革迟迟不能收场。每次将要收场，又因派争而陷于僵局。毛泽东看出这个问题，他从阶级斗争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角度，不强加捏合，等到最后，有意让周恩来出面，作为保护伞。毛的这个部署高明之处，就是一方面缓解了两派对立；另一方面却让原来在后台挑拨者跳上前台，自我暴露。但事与愿违，周恩来重病去世，周派又乱了阵脚，让叶邓抓住了机会，再度兴风作浪。

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周恩来的身上，而是出在文革参加者自己的缺陷。文革从一开始就没法终止的两派对立，是文革的主要缺失，也是文革十年难以结束的主要原因。两派的产生和对立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对立双方的势不两立。67年武斗严重时毛泽东讲“在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就是针对这个“势不两立”的问题。但是，成为反对文革者破坏文革的一次又一次的切入点，躲在幕后挑拨，使文革难以收场。造反派在文革中没有过这一关，今天应该过这个关了。

无论如何，如果所谓的革命把周恩来这样的一心为公的人排挤在外，那绝对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在革命的历史画像上：周恩来同邓颖超要分两边站；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则是比肩并力，都是革命阵营中的大英雄，后来者的榜样。

（四）假革命派可笑：邓力群

老左的“左派”代表名义必须交回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两个名词的认识十分混乱也违反本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左派”。原因很清楚，这些名词在毛泽东时代用，在华、邓时代也用，一个真用，一个假用。三十年下来，中国内部，打着“社会主义”“左派”旗号的，其实都是华邓所允许存在的派别，也就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左派”。文革的左派经过华邓两代统治，全力镇压，党内和社会上的左派，已经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左派没有关系。以苏联为例子，就很清楚。邓小平批毛后的“左”派其实相当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的苏共内的“左”派，是已经背离革命成为修正主义政党和反社会主义政权的左右之分。这就是中国的新老两“左”。就其组成来说，新左比较年轻、成分比较复杂，是邓当权后的国际国内社会关系中形成；老左则比较单纯，由军政老干部为核心所组成。新左不一定主张社会主义，同过去的瓜葛少，不以社会主义为政纲。因此，中国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左派，是以老左为代表的。特别在国际上，只要谈到中国党内的左派，指的一定是老左。在造反派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情况下，老左的“左”，比较起来，多少还有不愿走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意义，因此，社会上因走资所产生的矛盾使得年轻人再度寻找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道路时，老左就自然成为高举社会主义的重镇了。这个现象，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现象，老左所举出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旗帜，正面作用就是在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至少让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有露头的地方；但老左本身是邓小平反文革的产物，除非改变根本立场，否则是不可能带动后代走进步革命道路的。所以，人们所看到的老左，顶多不过是偶尔在党内发出反对的声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脱离时代的保守势力。这点，也同戈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内部的保守派类似。但两者有一点极大的分别，即中国的老左中许多都跟随毛泽东打过天下，对毛泽东有相当深厚的感情，有感情就有热力，比起苏修的纯官僚左派要好得多。从反面言，老左的坚决反对江青、张春桥；反对文革，反对造反派，则一直在阻止年轻人对毛泽东革命时代的认识，还是邓派政策的延续。

无论如何，三十多年来，对社会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老左是代表左派，对左派的印象，也就是来自对老左的印象。老左代表左派，也许不是老左自封的；但是，承担了名义就得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也就是说，老左应该走在工农斗争的前列，并继续毛泽东的道路。老左的核心组成者都是共产党员，邓小平控制下的假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就是出卖和压榨工农，就是使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成为历史陈迹。请问，他如果不同这样的党划清界限，他怎么代表工农、返回毛泽东道路呢？顶多不过是口上说说而已。所以，时间越久，不要说工农，连一般小老百姓都基本看清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时，老左的口头或上书左，就越显示出自己远远落于现实之后。正因为这个缘故，三十年来老左在转化，内部在分化，年轻人进去了马上就离开。在原来的老左头面人物中，也有人勇于肯定文革，甚至肯定江张，甚至强烈批邓，这些人都是敢于承认过去追随邓小平或被邓小平利用的失误，这样的胸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江张的左派名誉恢复，人们已经不可能再以老左作为左派的代表了。老左的作用已过，其中参与邓小平批毛者，也到了必须还债的时侯。

所有的老左派，他们在开国、建国、拥毛、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上的贡献令人尊敬。我们所要求的是，老左为了自身的清白，必须同他们之中的假左派，即替邓小平的反毛反文革出过死力而至今仍不悔改者，划清界限。这个假革命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右派称为左王的邓力群。

邓力群是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刘邓一伙。同邓小平的关系非同小可，远且不说，1974－75年邓小平复出时成立的理论班子，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是其中的核心。1975年又一次批邓时所提出的“三株大毒草”，就是胡、邓等的杰作。更严重的是，邓小平1981年的批毛《决议》，又是胡乔木、邓力群这几个笔杆子出了大力。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宣传上，负责人就是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的批毛行动中，最得力的宣传助手的头两名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胡乔木是从头到尾紧跟邓小平；邓力群则在邓小平南巡时期两人有了意见分歧，大概是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的问题。邓小平也从此将他冷藏，不再重用。而此后，邓力群就变为党内社会主义老左的领袖人物。邓力群将他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整理出来（其实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有基本类似的版本面世，邓所出版的有笔记作为根据）并作注释，又被人认为是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问题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决议》批毛上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方式将毛泽东的思想分成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正确部分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的思想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毛泽东本人从反右以来就没有正确过，当然，要害是，毛泽东晚年大错特错，犯了弥天大罪。

《决议》是邓小平裹挟中共元老的一个恶毒手段，元老中的一部分人都是被动地陷进去，上了贼船下不来，可以算作一半被裹胁，后来多少有些后悔，找机会也说了些毛泽东的好话，黄克诚就是一例。但是，邓力群绝对不是被裹胁，他是邓小平毒计的策划者、执行者和宣传者。所以，在邓小平的批毛罪行中，邓力群、胡乔木是头号打手。是不是因为后来他同邓小平分道扬镳了，他就又变成毛泽东的信徒了？当然不是。正如同华国锋的批邓不能成为华是毛的信徒一样。
当然，邓力群和华国锋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华是叛毛的主角，邓力群是鞭毛的配角。但让邓力群来维护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谁都可以诠释毛泽东思想，度量大些也无须对邓力群自封的权威生气。人们却一直在等待，这个号称同邓小平不同路者，不同在那里？是不是他已悔不当初了呢？人们等到现在，也看到邓力群的文章、自传等，却看不到正面的与邓小平决裂，看不到公开批邓，看不到他对自己批文革鞭毛等行为表示忏悔。也就是说，这个左王，确是只有他永远正确，毛泽东是文革错了；邓小平是不听他的话错了，只有他，没有任何错，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权威。似乎在毛邓之外，还有这一条邓力群道路，只可惜没有实现。这样的假左派可笑复可憎：自大得可笑，死不悔改还装腔作势的面目可憎。

如果邓力群还真正有悔意，真想重会毛泽东身边，他还有戴罪立功的条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没有比当初制作者之一的邓力群出面来否定《决议》更有力的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左王，能够带头出面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决议》是错误的，是对不起毛泽东的，那就不啻是抛出一颗批邓的巨型炮弹。

今天，人们冲破封锁，在网上表达出捧江批邓，也就最后一次对像邓力群这样的两面讨好的人物通告：在历史上，到底是愿作邓派呢还是愿意作毛派？

（五）英雄可佩：江青、张春桥

老奸巨滑的邓小平、陈云，企图赶尽杀绝，将文革“余毒”彻底扫清，自以为得计，想出了这个审判“四人帮”的方式，将“四人帮”定为罪犯，所有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都是犯了大罪。既然是罪犯，就可以杀头。在一片杀气下立威。在这里，我们又看出邓小平的媚外。邓小平同美国的广播公司签约，将审判镜头卖出，其用意一方面是让“四人帮”出丑伏罪，另一方面也是让美国作反共宣传，民间目睹“文革”的罪恶。

横眉冷对反革命

但是，这个毒计，结果适得其反，让邓小平、陈云终身后悔：审判场成为正邪的较量场，审判者变成被审判者，审判江、张变成了江青和张春桥审判背叛革命的共产党叛徒。在华、邓的舆论宣传上，人们听到的江青和张春桥，是两个政治野心膨胀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是千夫所指，十杀而不赦的大恶人。但是，在审判庭上，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台上表演的所谓“审讯”，是完全公式化的“指控”，出庭的“证人”、“证据”和“罪状”没有一点说服力。等到江、张出庭时，整个气氛都变了。张春桥的态度所表现的，就是他根本不接受这些革命叛徒的权威，对台上的装模作样不屑一顾，一言不发，凛然正气就显现出法庭做戏的虚伪。正因为他一言不发，全场的注意力都跟着他转，只要身体有所动作，就引起场内的骚动，变成了场上唯一的变化。这个场面，让人立即联想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华国锋在逮捕了张春桥后，第一篇刊出的批张文章是鲁迅的《评十月的乡村》，意指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出了张春桥的问题。且不问鲁迅的一篇文章怎么定一个人的案；就像鲁迅名义所发表的文章中有为瞿秋白所作，并不能以此证明瞿秋白一定是不会犯错的。如果鲁迅目睹了张春桥在庭上的表现，他肯定不会反对张春桥反映出他诗句的精神，承认自己说过头了。

审判者被审判

江青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控方的每一句控诉，引起的是江青一连串的反质问、反控诉。江青以革命前辈的姿态教训那些“控诉员”为虎作伥，替反革命服务；她以毛泽东忠实学生的身份教导在场的党员毛泽东思想，她不仅不认罪，而且为自己的献身革命感到光荣；为参加文革而自豪。她指斥所谓的“罪名”不实和可笑。人们多半只听说过革命者面对反动派时的凛然正气，现在是亲眼看到了江青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许多不了解事实真相者，经过这个审判后，很难再相信过去对江、张的诬蔑。花了钱的美国电视开始还播放审判的镜头，没有多久，在审判江青中，就根本停止播放了。因为再播放就是替江青、张春桥、替文革宣传了。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江青、张春桥给人们上了感人的革命情操的一课。一个费尽心机、凶神恶煞的“审判”，造就出两个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在正邪较量上，江、张的正气压倒了邪气。江、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这次审判，是邓小平、陈云的一大失着，为了掩饰这次的大挫败，我们看到官方已经以各种方式反复重述“审判”，却怎么都不再出示当时审判的记录。有关这一审判的原始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与江、张相对比的，是“四人帮”的另两人：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一点精神都没有，那里有工人造反派的气慨？姚文元还是在咬文嚼字的为他的“罪状”申辩；更不用说的，是还有赫赫一时的蒯大富，居然出席为指控张春桥的“证人”。同“四人帮”同时审判的还有林彪集团。人们看到陈伯达的俯首认罪，以及吴法宪的痛哭流涕，让人不能想象这些竟然是笔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胆，是庐山会议时大闹庐山嚣张不可一世的先锋，当年“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的气焰，而今安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遭遇到考验时，真伪立分。

文革的谢幕：真假革命大亮相

这次“审判”，在历史上就是文革的谢幕。文革迟迟不能结束，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革命洪流大冲击，鱼虾俱下，龙蛇混杂。各色人物为适应形势都唱着同样革命的高调，却怀着不同的动机，真假不分。越到后来，反革命、假革命就越懂得如何制造混乱，兴风作浪。真假革命派，只有在他们自己跳出来亮相时才能识别。因此，只能一波又一波的洗刷，时间就一拖再拖。当时的参加者，特别是年轻人，就会感到彷徨，不知所从，不知自己立身何处，失去了方向。即此所谓的“当局者迷”。华、邓就是利用人们的“迷惑”来混淆是非，而遂其阴谋。文革形成的迷惑，却必须在文革被彻底捣毁后才让人明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从华国锋的政变开始，到邓小平，以“审判文革”的方式发动开始全面复辟走资时，变成了真假革命者的大亮相：才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反革命，此时再也隐瞒不住了。

文革十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全国文革的总中心，权力集中也当然成为矛盾的集中。因此，中央文革不段的走马换将，但从头到尾坚持下去的，只有江青和张春桥（如果把主持中央的周恩来算上，只有三人）。而在邓记清算文革的大较量中，只有江、张坚持革命、捍卫文革，捍卫毛，高举正义的旗子。

当初，造反派称江青为“文革的旗手”，江青在造反派中的声望如日中天；江青在革命样板戏上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大手笔的文艺变革，也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名义的“文化”样板。可惜的是，艺术的成熟需要几十年，上百年，而这个样板戏艺术改革只是刚开始就遭到封杀，样板戏还只是开创的雏形，可待改进发展的地方太多，后来不但没有继续，而且市侩化。但只要看样板戏的复活和当权派必须首肯，只是将功劳不放在江青身上，就可见其生命力了。

张春桥则被认为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大师，是革命队伍的军师。张的文章不多，但份量极重，他有名的两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一篇写于57年，最早看出走资问题“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树立了文革的第一个政治里程，上海成为文革的先行者；张在文革中央的每一次的大阵仗中都处于同走资派对峙的前列：怀仁堂的老帅以张为攻击对象；庐山会议的林、陈又叫嚷“揪张”；邓小平复出后，与张势不两立，到上海策反马天水。张不但顶住了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的压力，而且练就了高明政治斗争的本领，真正是经历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接班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赏识，人们有目共睹。后来诋毁张春桥的所有罪名中，找不到张春桥的检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周总理犯错检讨；江青犯错检讨；其余的老帅元老接受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更是常事；唯独张春桥没有犯严重错误。后来有人引毛泽东主席关于“小小经验主义者”的讲话用以证明张受到批评的说法，完全是断章取义。根据所引的原话，毛还特别表示是他自己没有讲明白，不能怪张春桥。九大的政治报告张春桥是主要起草人，也是十大的重要决策人，毛泽东是将他的上升看成文革的重大成果。

江青了不起之处，在她的独立性和斗争性。换句话说，就是她的造反精神。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党庞大到这个地步，结构上的官僚结构也成为庞大机器，形成反作用，变成不是人驾驭机器，而是机器驾驭人。这就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予以高度重视的反对官僚主义，最终导致他发动文革自下而上彻底整党、重新建党。文革之前，刘少奇的“党的驯服工具”论就是反映结构的高压，越来越成为党的主流，不过是打着毛泽东旗子发展而已。但在这个大机器之下，能看出问题的致命性就几乎很少，而敢正面挑战、反抗的就绝无仅有。江青就是这样的一位造反者。她在三十年代就痛感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左翼文艺界的跋扈和唯我革命（正是同时鲁迅批四条汉子的感觉）。到建国初期参与文艺界工作，，更是处处都是文化官僚主义。江青在文革期间，谈过她建国以后的经历，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毛泽东所发动重大文艺批判，都有江青的作用在内。这些都是有文件记载的事实，而且也是中共元老从来对江青不满的主要原因。所以，造反派的江青在文革中冒头，特别是文革造反派的希望所寄，是一点都不稀奇的。这里，我们也看出，在中央的高级领导中的妇女，多半都变成陪衬，行为中规中矩时，只有毛泽东才可能鼓励江青的造反精神，从而培育出江青这样的党内造反派。

江青、张春桥不仅代表文革、代表革命、而且也代表中华的民族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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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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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青、张春桥的态度是对待文革、对待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试金石。

有人会说，这样的讲法未免太过激了。为什么要以江青、张春桥来划革命的界限呢？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反对江青的人是不革命呢？这又是搞上纲上线、唯我独革？这样不是把今天许多追随毛泽东的毛派都排挤在外吗？这不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四人帮”的原因吗？

我的回答很简单。

首先，这个纲这条线不是谁定的，而是历史定的，纲和线是三十多年来那些反对江青、张春桥的人所定的。只要看看这33年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内，江青、张春桥是怎么样被对待的？不管他是华派、邓派、老左、新左，彼此也许有意见的不同甚至路线的不同，但是，彼此都不是敌人，各个派别只有一个共同敌人，即江青、张春桥。群众的各个派系中也只有一个造反派被整得永世不得翻身！也就是说，这33年的党内敌我的界限，是以江、张来划的。这个现象，不仅在党内，而且更在所谓的“左派”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谈江青、张春桥是一个忌讳，如果他说一句江青的好话，那他就被视为异端，排挤在外。问题是，这33年的作法是不是一个政治路线呢？当然是，是一个明白无异的走资路线。这个路线是不是以赞成或反对文革、赞成或反对江、张来两分呢？这大概也没有异议。如果走资派以文革、江青划线，那反对走资派者，革命派者，就以赞成支持文革、肯定江张为当然。

如果说，不对，江青、张春桥政治上有大错误，怎么能以他们划线？那我要问：人非完人、孰能无错。重要的是在关键时的表现。不管他说的大错是什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比起他们在屠刀摆在头上时，英勇地捍卫毛泽东、捍卫工农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捍卫文革，大长革命派志气，大灭走资派威风的英雄事迹来，这些“错误”都微不足道。为什么以小疵来挑剔大德呢？所谓试金石，也只是在那些自称左派、毛派、社会主义革命派，而过去33年中参与华、邓的的反江、张、反文革的行列中才有意义。并不是赞成文革、尊崇江张的毛派信徒以大帽子来压他，而是他们已经跟随着叛徒、投降派所抛出的反革命大帽子来压人，是他们站错了边，助纣为虐。如果说原来是不自觉或看不懂，那经过了三十几年的历史现实，如果再看不懂或还继续坚持过去的看法，还在诋毁文革、诋毁江张等，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因此，试金也是从反面而言的，并不是要求过去不喜欢江张的人一定要突然大捧江张，主要是他必须对华、邓的路线表态。如果他不愿彻底同华、邓划清界线，那他就是自愿站在华、邓一边，就不要怪人们冤枉了他们。如果他有了觉悟，认识到华邓确是捣毁人民革命基业的反革命，自然会后悔过去对江张的仇视。今天在江青纪念馆留言中，许多感人肺腑的字句，所表达的就是由衷的悔意。

在这里，我再多举两个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例子。一个岳飞，一个文天祥。他们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

岳飞被杀头时，朝廷里没有一个元帅、大臣公开替岳飞说过一句好话（包括韩世忠在内。我们现在所说的“莫须有”典故，就是秦桧回答韩世忠的疑问，韩只是事后询问原因，并没有出头卫护岳飞），制造罪状的是他当时的同僚，出卖他的是他当初亲信的部下。所谓“莫须有”，后来有各种解释，但其实意思相同，秦桧的解释是：“皇帝要杀人是不须要罪名的”，十二道金牌是高宗下的。当时的南宋王朝内，公开场合那有人敢替岳飞鸣不平的。是到完颜亮出兵消灭南宋王朝时岳飞的名誉才开始恢复。后来的历史上，岳飞和秦桧就分别成为“民族英雄”和“投降汉奸”的代表人。岳飞到底是否能直捣黄龙府驱逐金人就只能是个人的看法，但他作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的代表地位，就是历史的定案；而那些对当时没有出面替岳飞说话的文武官员，则永远留下污点。陷害他的张俊，当然留下千秋骂名。

再说文天祥，他早先的生活方式是很奢华的，但当他决心抗元时，将所有的家产全部捐弃；文天祥在没有被杀头之前，人们还怀疑他是否等待招安。直到他被砍头之后，文天祥才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他死前留在衣带中的遗言和他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成为民族正气的经典古训。文天祥不是完人，人们尊崇他的是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慷慨赴义，并不因为他过去的奢靡或打仗本领的不行而有丝毫贬损。

这两件事所说明的是，历史对人物的评价，不在小节、不以权势为准，而自有其公允之道。一旦尘埃落定，正邪自分。

江青、张春桥所要捣毁的现代黄龙府，就是帝国资本大本营；江张遭迫害，同岳飞遭遇雷同；江张在审判庭的气节，较文天祥的抗元不屈更有过之。对于江张和文革的评价，今天也已经尘埃落定，对曾处身其中的人，这是最后的表态机会。

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革命

熟悉当年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江青、张春桥等被逮捕后，上海在怎么应付突来的变局时，本来是准备行动的，企图打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的旗号，号召全国营救江青等，但由于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的软弱：马在北京屈服；徐则临阵退缩而没有成事。如果当年的上海真的号召全国文革造反派来声援江青，到底是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但至少证明文革派在经过文革后有了反修的觉悟。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们怎么办？地方就反对它；如果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其他兄弟国家就反对它。而上海的懦弱犹疑，没有任何行动就被缴械，让华国锋的政变轻易得手，则显示出文革派并没有过关。从1976年到今天的2009年的33年后，在江青纪念馆上面，这几十万的献花、留言，所集中表现的，就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革命”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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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主席最开心：迟来的见证：文革终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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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6年10月以来，毛泽东的革命事业一泻千里。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少有心理准备。毛主席在67年对阿尔巴利亚访华团有关文革性质的著名谈话中就说过：谁胜谁负，尚未分晓。在他晚年，对文革七三开的评价，当时被人认为是谦虚，其实是毛对文革的实际评价。毛泽东是大革命家、大军事家；他高出前人的地方，就是他将革命看成历史的战役，文革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空前大战役。像这样空前的战役，当初发动时，革命派和走资派都感到突然，是受潮流冲击才逐渐自觉居于那一边，而形成对垒。阵线模糊，实际就是比赛双方的自觉性。就阶级自觉而言，既得利益的走资派本来就是有成熟政治经验官僚，刘、邓、陶等措手不及，接连败下阵来，就改变了策略，隐蔽自己的身份；但缺少觉悟的造反派，在夺权后立即分裂和分化，彼此敌对，造成文革的可发不可收。有毛泽东在，局势当然可以掌握；但这场大战役就反修防修总目标而言是成功的，但在培养接班人这个方面，并没有造就出能够肩负起前进重担的坚实队伍，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也是他在晚年所说的“腥风血雨”的心情，希望后继者好自为之。

华国锋的政变、邓小平的复辟，革命的大倒退，对眼光远大、心胸宽广的毛泽东来说，他虽然不会感觉十分意外，但也高兴不起来。第一次让毛泽东开心的，是江青、张春桥在审判场上的表现，他所培养的接班人不负期望，在敌人嚣张的时候，打了漂亮的一仗。这一仗，已经体现了文革的成果；没有文革，那来这样的阶级觉悟，那来这样的大无畏英雄正气。

这一次的江青纪念馆献花献花，毛泽东就更开心了。因为他所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毛泽东对革命的信心建立在对群众觉悟的信心上。群众路线是毛泽东革命的生命线，也是毛泽东心胸所以无比宽大的原因。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讲过文革的目的：运动当前的目标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长远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所有参加文革者都会背下来，可是，在现实的考验时，却老是忘记。表示出人民的觉悟还不够了解文革的意义。也是文革的不足。

人们在胜利时所学不会的，却在失败后学会了。献花的行为，为文革补课，人们觉悟了，真正懂得文革的意义了。毛泽东所等待的，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毛泽东的高兴是可以想见的。


谨此向江青、张春桥献花，并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200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