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河五十州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来到广州，重新主持成立国民政府，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不负少年头”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要推翻“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
　　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
　　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所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去当个特种兵或者单纯指挥打仗都还不错，可他偏偏喜欢玩政治。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到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六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和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而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财。这点职业道德，“反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抽调主力入关，8万人马进入河北。在平息石友三叛乱后，这些部队并非返回东三省。
　　少帅似乎又可以坐拥八省而高枕无忧了。
　　其实他决不应该忘记五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93）

　　1931年5月28日，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北军一个代理团长擅自作主，将以一名日军大尉为首的四名外国情报人员全部处决了！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后果的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要说开了去，画地图搞情报这事，从土肥原的祖师爷青木开始就干了，可谓源远流长，有着光荣的传统。
　　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
　　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
　　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
　　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
　　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
　　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
　　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抓他们的连长不敢自己做主，就把四个人带到团部。
　　团长去了沈阳，由一名团副代理团长。
　　这位团副让人一直审到天黑，却毫无进展。四个哥们谁也不肯交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目的，都说自己是蒙古人，进入禁区纯属误打误撞。
　　团副亲自跑到审讯室一看，乐了。
　　原来这个中村大尉他认识。早在日本留学时，两人还是士官学校的同学。
　　团副便用日文喊他名字，并想与他握手寒暄。
　　不曾想中村迎接老同学的不是一张笑脸，而是一记老拳。
　　毕竟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出来的专业人士，没准出来前还易了一把容，突然被人当众叫出名字，就跟被人当众扒光衣服一样，没面子啊。
　　真相大白之后，一般都是凶相毕露。
　　自然被众人打翻在地，并重新捆绑。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置这四个家伙。
　　毫无疑问，四个人就是偷偷入境搞情报来的。
　　我以为，如果是处理间谍，最巧妙的就是把他们先扣押起来，其它不论。
　　既然这帮小子是偷偷进来的，那我悄悄地把他们关起来，想来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日本陆军省肯定不会自己跳出来说，我们刚刚往你们兴安岭派了四个间谍，你们得把他们放出来。
　　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是谁也不会做的傻事。
　　当然，关着他们，不等于我要白白地花钱养着这四个小子。
　　养猪是为了杀猪，反正证据都在手上揣着，前面有一个“万宝山事件”搁着，后面还不知道日本人会造出什么事端，四个宝贝在手上，就是四个活人质啊！讨价还价那有的跟小日本玩了。
　　就算再想不出辙，起码得向上报告吧。等上级决定再处理，也不失为一个稳妥之举。
　　不幸是这位团副采用了大家都想像不到的最弱智举动。
　　（94）

　　大概是间谍大尉真把他给打疼了，他竟然命人把四人带到后山秘密处决了。
　　我真怀疑我们的东北军干部在日本留学的成色。
　　是不是没考得及格，就中途辍学并买了张假文凭跑回来混事的？不是跟《围城》里的方鸿渐一个德行吧？
　　也难怪中村同学要看不起他了。在这场遭遇战中，我个人觉得，中村的表现要比他强得多。
　　看看中村大尉，侦察时胆大心细，被捕时沉着冷静，“不幸”被认出时愤然一击，如果置换一个身份，当他是一个到关东军驻地进行侦察的我方间谍的话，我一定会对他说，中村同志，作为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你完全合格！！
　　所以说，大家各为其主，又都是同学，何必非要了断他的性命。要知道，国家处理间谍，除非是危害到本国根本利益的大间谍，一般也罪不至死，顶多驱逐了事。
　　更何况，那四个人里面，还包括两个客串的向导，属于拿钱办事的主，为了一点钱，把脑袋都弄丢了，也真够冤大发的。
　　事后处理者的解释，很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如果把中村等人放了（为什么一定要放了？），关东军不仅会要求赔礼道歉，还会把中村等人弄出的所有情报、资料等全部要回，并会继续派间谍过来侦察。而且按照规定，屯垦军在异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行使紧急处置权。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弄到赔礼道歉的程度，也比事情闹大强（不是说因为怕战败，要力避冲突吗）。
　　至于情报、资料，你白痴啊，不会说弄丢了，或者在上面涂涂改改，也搞一下行为艺术吗？
　　再者说，以东北军在“九一八”时的应变水平和防卫措施来讲，很遗憾，我以为并无什么太大的保密必要。就算人家没这些情报资料，照样攻得进来。
　　你没见处理“中村事件”时，堂堂团长都串岗，跑沈阳去了吗。我开始还以为这是偶然，后来才发现，在“九一八”前后，主事的官员大都不在岗，在岗也的心不在焉，一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样子。
　　怪也就怪日本人做事太精细，非要搞什么情报侦察，一家伙捣过去不就可以照盘全收了吗？别提多省事了。
　　至于什么防止再派间谍，就更可笑了。你兴安岭地区又不是什么百慕大，丢了个把人，日本就不敢再往这里派间谍了？
　　紧急处置权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规定，但即使有，它也不适用于外交法规和国际公法，因为你已经把人抓到了，有充裕的时间向上汇报，并由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
　　紧急在什么地方？“九一八”还没发生呢。
　　三天后，这位办事不过大脑的副团长大概是想到此事干系重大，毕竟怕担责任，就带着物证去向上汇报了。
　　当天，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就接到了这份快电。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
　　（95）

　　小偷被抓住，在公安到来之前就把人打死了。小偷固然该死，但这样草率就置其于死地，毕竟太过了一些，要知道，这小偷后面的家属可不是一般的人，闹起来事情就大了。
　　反正别人不知道，那就不如来个毁尸灭迹吧。
　　公正地说，中村事件的“灭迹保密”和前面万宝山事件的“力避冲突”，都反映了我们在做事方面的一个丑陋之处，那就是正大光明可以跟别人争的，我们不争，选择忍气吞声；而不那么光明正大，做事不是很符合规范的，我们却往往会选择得过且过，蒙混过关。
　　自然，这两个事件都和其它东北事务一样，没南京中央政府什么事，外交部就更插不上什么手。
　　混，不是不可以，但一定得看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这不，再怎样“保密”，纸糊的纱窗还是会给捅破的，而且直接捅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最初是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名雇员的老婆。
　　所以我前面早就说过了，对于东北屯垦军而言，你根本就用不着费尽心力地派什么情报人员去侦察。那多费事啊，直接找这个军官的日本情妇不就什么都搞定了吗？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中村兄弟死得挺冤。他称得上是一个勤奋而无畏的谍报人员，但绝不是一个侦察天才，有时甚至还不如一个——
　　直说了吧。不如一个日本女人。
　　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关东军得信后，立即要求驻沈阳总领事对此提出赔偿和道歉。
　　领事先生毕竟是正规外交人员，关东军提供的这一信息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而且从这件事的内容上来看，又是暗杀，又是灭迹，又是保密的，蒙太奇的味道实在太浓，所以也没真放在心上，当然更未贸然向东北方面提出交涉。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甚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因为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
　　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了助他成事，有人还特地给石原送来了大炮。
　　（96）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四人帮”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在先前樱会策动的那个“三月事件”里面，永田铁山也“重在参与”了一把。计划流产后，他便把希望放在了石原等关东军的“有为军人”身上。
　　1931年春天，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象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
　　为了隐蔽身份，这只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这时的关东军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并没有炮兵这一军种。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光会拆，不会装。
　　想从国内调专家过来帮忙吧，又觉得实在丢脸，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关东军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主要还不是为了避中国人，而是躲自己人先。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关东军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关东军的秘密所在。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帮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合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再一查这两门看似威风凛凛的大炮，出厂日期竟然能一直追溯到日俄战争年代。
　　性能那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非常之差。
　　（97）

　　你还不能怪参谋本部推销伪劣产品，告诉你，这货色在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一般人都以为日军武器装备好，其实那得看跟谁比。
　　海军还算可以，因为你有几艘航母，几只驱逐，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加上日本就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当年天皇都捐钱出来买军舰，所以家当称得上丰厚，与海洋霸主老美都有得一拼。
　　陆军就不行了。
　　中国的土枪实在太寒蹭，所以都羡慕小日本的三八大盖。
　　你以为三八大盖真是什么高级货，现代产品？
　　错，大错特错。
　　三八大盖可不是1938年制，那是明治38年，也就是1905年，武器专家南部麟次郎的作品！
　　快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拿着老祖宗的破玩艺在到处现宝。
　　后来向老美和老毛子的阵地发起冲锋时，人家端着冲锋枪，就日本兵手里拿着这些擀面杖瞎冲乱撞，结果一个个都被打成了筛子。
　　日本人要搞新武器，按说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问题是他们不想搞。
　　这也是他们最看不起老美的地方。有什么啊。不就有点物质吗。老子们地方小，没物质，但是有精神。
　　精神万能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放这种卫星，一衣带水的日本人也会，而且更早更狠。
　　于是从东京兵工厂拖出来的，就只有这种玩意儿了。因为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精神来使用它。
　　石原本人是主张武器先进论的。据说早在一战前，他就预言过军用飞机在战争中将起到的巨大作用，后来甚至还提到过原子弹的威力。
　　看着这两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石原啼笑皆非。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提出来退货，只好自我解嘲地对部下说：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就等东北出事。
　　“中村事件”一出，石原认为机会来了。
　　他见外务省没什么动静，就自己起草了一个要求搜寻中村大尉的通知，以关东军名义发至满洲铁路管理局，要求他们进行调查。
　　事已至此，外务省不敢怠慢，也赶紧作出反应，第二天就命令沈阳领事馆对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提出试探性抗议。
　　之所以是试探性，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领事馆仍然找不出半点有力的真凭实据。
　　过了两天，石原又想起了那个对他颇为欣赏、还送过来两门重炮的永田长官。于是又急不可耐地给永田铁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事件的原委，并主张关东军要以“中村事件”为口实，直接武装占领东北。
　　在信中，他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永哥，咱们动手吧。
　　天赐良机，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98）

　　几天后，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当然，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都被隐瞒了。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给暗害了。
　　这次日本国内的反响比“万宝山事件”还要来得剧烈。
　　不光是内阁、陆军省要表态，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上演起了爱国秀
　　此时的东北大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进入9月，东北方面的外交压力越来越大。
　　在沈阳担任留守之责的参谋长荣臻，急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如何处理“中村事件”。
　　少帅给出了如下处理办法：“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简单说来，就是这事既然赖不过去，那就这样拖着，反正别真打起来就行。
　　第二天，他想想还是不放心，又赶紧给已赶回家处理事件的荣臻发了个急电，要求“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离9月28日越来越近了。
　　其实从参谋本部到陆军省，都知道关东军有这么一个在满蒙行动的意向，但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
　　和当年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有所不同，这个赌局实在太大，因为关系到要吞下整个东北四省区，关系到要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乃至中国政府公开为敌。
　　石原胆子再壮，也不敢一个人偷偷地干。在军内，他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和武装解决满蒙的主张是公开的。
　　参谋本部到陆军省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担心。
　　主要还是担心关东军在和东北军的这关键一战中，难以稳操胜券。
　　要知道，彼时的关东军可不是后来的关东军。
　　这时的关东军，正规部队不过1万多。如果再加上在乡军人（退伍兵）和警察等杂七杂八的辅助部队，满打满算也超不过3万。
　　而它的对手东北军却拥有40万之众，其中正规军接近26万，部分主力入关后，留在东北的正规军仍有16万、地方军4万，总计有20万，其中驻守沈阳的就有6万。
　　光看数量，仅沈阳一地，东北军和关东军的比例就是二比一。
　　武器配备上，东北军也并不比关东军差，有些方面甚至还要超过后者。
　　沈阳兵工厂在“东北版孔明”杨宇霆的多年经营下，其规模和技术已达到了日本大阪兵工厂的同类标准，向有远东“克虏勃”之称。
　　别说造些普通枪支弹药了，连大口径火炮都能成批量生产。
　　在冲进北大营之前，石原们大概无论如何想不到，就他们费尽心力安装起来，并当成宝贝的那两门24公分口径的重炮，沈阳兵工厂里有的是！
　　尤其关键的是，如果一旦战争爆发，关东军又不能迅速取胜，两军呈胶着状态的话，不仅东北其它地方的10多万部队会蜂拥而至，平津一带展开的那另外10多万人马也能迅速出关回援。
　　此时，进退两难的关东军面对的将不是二比一，而是十比一。
　　再加上当年张作霖老头子提出来的关门打狗战略，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内无出路、外无援兵的关东军就彻底陷入了绝境。
　　说句难听的，到那时，关东军有可能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正因如此，当时日本国内认为关东军有必赢把握的人很少，包括军部。
　　虽然没多少信心，但小朋友的勇气还是值得鼓励的，目标也是一定要努力争取的，所以他们也都利用各种机会不断给关东军追加用于赌博的资本。
　　（99）

　　原来关东军内的正规部队实行的是轮换制，各个师团轮着去东北体验一下高寒生活。
　　为了适应东北作战需要，军部把轮换制改成了常驻制。部队也由京都的第16师团改为仙台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
　　这个仙台，就是鲁迅先生师从藤野先生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接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
　　此后，日本军部又做出两项重要人事调整。
　　由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中将（陆大第19期）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大佐（陆大第24期）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把这两个“中国通”调往东北，自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本庄繁一到任，便由石原陪同，对关东军各部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视察检阅。其中沈阳是其视察的重点。在他的检阅下，驻沈阳各日军部队联合举行了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的一次实力演练和总动员。
　　尽管如此，当军部无意中得知“满蒙行动”的大致计划和时间表时，仍然大吃一惊。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石原再怎么盖着捂着，结果计划还是泄密了。
　　其实石原的保密工作倒没少做。
　　石原在关东军中搭的那个秘密班底中，起用了一个参谋花谷正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想在石原手下混，自然要拿点干劲出来。他费了吃奶的劲，终于从沈阳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挑选了川岛大尉等几个干将。
　　挑选的标准除了德智体美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得有一个严密的口风。
　　毕竟是干大事嘛，嘴上没把锁那还行。
　　口风好不好，怎么测法呢？
　　总不能拿个测试仪让大家伙去对着吹气吧。
　　花谷正不愧是天才石原一手选定的准天才，他的办法是喝酒。
　　看看喝进去的是清酒，吐出来的是不是实话。
　　于是为了接受组织的考验，选中的人便都交上了好运，被这家伙一个个找去喝酒。
　　最后，川岛大尉等几个军官就因为酒喝得再多也不吐真言而成为了“幸运儿”。
　　至于落选的也不亏，甭管怎样，一顿酒总是喝上了。
　　你说花谷正请这么多客，掏这么多银子，他就一点不肉疼？
　　半点也不。
　　因为他用的是公款。“爱国老前辈”河本给的。不用白不用。
　　对着石原领导，花谷正拍着胸脯一个个数过来，打包票说这些兄弟绝不会把大事给泄露出去。
　　可是他数来数去，却忘记了把自己计算在内。
　　回东京出差的时候，花谷正跑到酒馆去“放松”，三杯黄汤一灌，便痛快淋漓地把“满蒙行动”计划都吐露给了那些歌妓们。
　　军官经常光顾的酒馆，自然也是高官们定期不定期“考察”的重点。歌妓们可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要守口如瓶，今天一句，明天一句，调笑之中，把花谷正的原话都捅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外相耳朵里。这个外相不是别人，就是滨口内阁时期主张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
　　滨口被剌，成了流水的宰相，币原的外相位置倒还是铁打的。不过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还是害了怕。
　　要照关东军这么胡搞法，屁股底下的外相位置还能再坐几天？
　　（100）

　　他赶紧报告内阁首相若榇。
　　若榇早就被国内峰起云涌的“爱国浪潮”搞得晕头转向，一听关东军还要趁乱起事，这还得了。
　　可是军人的事，连首相也不敢管。当年的田中那么牛哄哄，到头来还不是自个给自个吃了只大头苍蝇。
　　这么着，军队的事还只有让军队的人来管。
　　若榇找到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陆大17期），让他负责把这件事给搞定。
　　南次郎再回过头来和娘家人参谋本部联系。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陆大15期）在得知关东军有此计划后，总体态度也是不同意。
　　他认为“满蒙行动”不是不好，问题是近期条件不成熟，最好要等到下一年度时机成熟后再发动。
　　他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大21期）前去东北，劝说关东军暂停行动。
　　陆军省和军部所不知道的是，在军部内部也早就有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与石原在关东军中的秘密班底向来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有“挺进将军”之称的建川就是这个秘密班底的重要成员。平日里，他和坂垣的秘电码从没有中断过。
　　让他去劝说关东军岂非笑话一个？
　　当下，建川照样出他的差。通风报信的活交给了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大32期）。
　　这个桥本欣五郎也很有些名堂。陆军里的愤青组织樱会的老大就是他。那个“三月事件”也是桥本牵头搞出来的。
　　同“重在参与”的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一样，政变流产后，他也改弦更张，一心指望着关东军能在东北率先弄出点什么动静出来。
　　他领衔的参谋本部俄国班，被外界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从他这个班长开始，几乎都是铁杆的“满蒙行动”秘密班底成员。
　　桥本一口气给板垣和石原发了3份密电。
　　第一份内容是：计划已败露。
　　第二份内容是：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因此需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
　　第三份内容是：希望能在建川抵沈阳以前就动手。
　　桥本发的是私人密电。9月15日，建川本人在出发前，也发了一个电函，他发的是明电。
　　这份电函是专门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看的。
　　建川在电文上说，他打算3天后访问满洲首府沈阳，预计于9月18日晚抵达当地。
　　电文后还有参谋本部特加的两句话：“希予款待，其任务系阻止事变”。
　　关东军的总部在旅顺，而非沈阳。
　　电文明里的意思是，我不去旅顺了，要去就去沈阳。
　　暗里的意思是，兄弟们快点动手吧，占领沈阳后好让我也去风光一把。
　　即使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但为了给关东军以充裕的准备时间，建川充分发扬了一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飞机票都没舍得买，坐着海船就来了。
　　坐船也不是直奔东北，而是往朝鲜去的。近路不走，偏走远路。
　　横穿过朝鲜后，再慢慢悠悠地来到沈阳。掐指一算，正好三天。
　　（101）

　　9月15日当天，石原们接到桥本的密电，立刻着了急。
　　“满蒙行动”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几个工兵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需要动用关东军全部武装的大事，而要组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司令官的点头是不行的。
　　正好这时关东军总部也接到了建川发来的电报，又正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去沈阳视察去了，石原们便成了这份电报的第一收阅者。
　　看了建川的电报后，班底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按照电文的暗示，立即动手占领沈阳。“满蒙行动”的总策划师石原却担心如果行动过于仓促，会打乱他在时间上的精确安排，以致前功尽弃。
　　不过最大的担忧还是作为司令官的本庄繁会不会同意他们的提前举事。
　　毕竟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负一方责任，关东军的存亡与否都在他手里捏着，做决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别糟糕的是，万一他把电报往旁边一搁，来个顺水推舟，接风归接风，沈阳就沈阳，并同意“阻止事变”，那大家两年的辛苦就等于付诸东流了。
　　为了稳妥起见，几个人把电报扣下不报，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秘密商讨对策。
　　会上，“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这么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讨论依然热烈，答案却还是没有。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会议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
　　既然是赌，那就照规矩来，看色子究竟朝哪里。
　　众人事先说好，铅笔往右倒就“待机而行”，往左倒就“断然行动”。
　　结果，铅笔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边。
　　“断然行动”派们傻了。
　　本指望老天给投个赞成票的，没想到对方不赏脸。
　　那就只好“待机而行”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干，那我就一个人干！”
　　大家都把眼光齐刷刷地扫向这个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有种。
　　参与“满蒙行动”的几个核心人物，官衔从大到小排，分别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刚才作慷慨激昂状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
　　今田属于刚刚毕业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个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届。
　　这么低的资历，要说已经混到大尉就算不错了。如果不是陆大出来的，估计还在下面慢慢爬。
　　今田可不这么看。
　　这人本事还是有一点。据说特别擅长剑术，颇有点日本传统的武士情怀。
　　身上有点本事的人，大多上进心强。今田加入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就是奔着肩上的牌牌去的，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佐或者少将。
　　现在忽然行动暂停，等于说美梦要搁浅了，这岂不让他又气又急。
　　日本人很讲资格。连今田这样的小字辈都站出来表了态，板垣和石原们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干吧。
　　提前十天，定于9月18日晚准时行动。
　　因为时间无法推后。3天，只有3天，建川能帮同党们争取到的只有3天。
　　再多，估计建川只能先到新马太旅游一圈再回来了。
　　（102）

　　几个人简单分了一下工。
　　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一俟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对关东军在东北的一举一动，起码南京国民政府还算是警惕的。
　　日本特务固然厉害，南京的谍报人员却也不都是吃闲饭的。
　　一直以来，关东军举行进攻东北大演习的情报就没少往张学良的办公室送。连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谍报员也没给漏掉。
　　但少帅似乎从来没有因此上过心。
　　莫非他以为东北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５３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５０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行贿界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关系。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
　　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对日本方面的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可惜，和当时国内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张学良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似乎并不了解和熟悉，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他以为搞定政客，就一定搞定了军人。
　　此举大谬。
　　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他想到了，也一样没辙。
　　因为日本军人不是中国军阀，用钱是搞不定的。
　　（103）

　　中原大战前后，之所以金钱能发挥那么大的威力，甚至涌现出像何成浚这样的传奇人物，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杂牌军在里面混事。
　　这些杂牌军本来就什么主心骨，也没太多的理想或者主义，他们就知道枪杆子等于自己的命根子。
　　有了枪杆子，自己就是老总，就是司令，没了枪杆子，扔大街上都没人搭理。
　　问题是底下养这么多拿枪弄棒的不容易，那都是一张张等着吃饭的嘴。再加上枪支弹药需补充，队伍需扩大，当然就非常缺钱用了。
　　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蒋的中央军里就极少有拿着银子跟你跑路的。
　　理由和日本军官们一样，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军事院校走出来的职业军人。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真正在意的是肩上的牌牌和星星，而不是钱。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通常来说，日本的高级军官都比较穷，至少没有中国的高级军官那么阔。
　　东条英机那算牛了吧。做联队长的时候，部下有急事，向他借钱。他也没有，只好让老婆从家里搜了几件衣服，到当铺去当了钱，再拿回来给部下应急。
　　穷归穷，但这点你不佩服不行，因为他们的军官就是不收礼。
　　很可能，张学良对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动武是有把握的，但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的少壮军官和他们的政府并不穿一条裤子。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代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部队105人来到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所谓的夜间演习。
　　爆破小组一行8人，假装巡视铁路，扛着炸药来到了预先指定的铁道旁。
　　指挥者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还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而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当年河本弄了一个“皇姑屯事件”，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只大麻袋装。
　　现在不需要了，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块炸不了铁轨，多一块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104）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趋逼真，河本还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知道就行。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河本庆祝成功，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那两门烂炮呜咽着响了几嗓子后，柳条湖附近的行动部队便在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的率领下，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人一个也没多，就这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
　　在他们对面，就是北大营。
　　里面驻扎的，是所谓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
　　1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听说是东北军的“王牌”部队。
　　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踩死。
　　帐谁都会算。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连遗嘱都准备好了。
　　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1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1万多头待宰的羔羊。
　　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1百多人追杀1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精锐”，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并非后来出动的仙台师团），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
　　哪里去了？
　　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
　　去了哪里？
　　也是找乐子去了。
　　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
　　这位兄弟的职务是旅参谋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
　　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火烧眉毛的关头，居然还能想到请示领导，这参谋倒也没白当。
　　荣臻那两天正在给他老爷子办寿诞，忙得晕晕乎乎，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先用张学良前一阵给他的类似外交辞令的指示应付一下：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然后赶紧打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少帅。
　　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像他的七旅将官一样，这么晚了还在找乐子。
　　他在看梅艳芳的《宇宙锋》。
　　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从戏院跑出来，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105）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挑衅目的何在的判断。
　　张学良的看法，是关东军只不过仿效当年的苏联远东红军，想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要求更多的南满特权。
　　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要求南满特权，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战争无非就是推动谈判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那就关系到端东北军的老窝了。张学良不是二傻子。出来混靠什么，一靠部队，二靠地盘，而部队又得靠地盘提供给养，如果没了地盘，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还靠什么立足？
　　所以，前者可不必抵抗，而后者则非抵抗不可。
　　张学良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东路事件”和中苏同江战役给张学良以及他的东北军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张学良的想法，关东军的实力比苏联的远东红军还要强（实际并非如此），如果东北军独自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当初，跟苏联人打，他还曾指望过中央军能帮忙，可结果中央军连个照面也没打。眼下如果和关东军大打出手，就更没法动这个心思了。
　　因为眼下，革命政府不是一个，是两个，南京有，广州也有。广州的那个还想打南京呢。此外，中央军还得分出力量到江西去和红军作战。这种情况下，就算老蒋是他张学良的亲哥哥，恐怕也爱莫能助了。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他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七旅那个参谋长那里，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这一番茶话会开下来，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堆。
　　官僚主义搞到这份上，也真是古今无二，丢脸算是丢到家了。
　　回过头来看，这些“抵抗”、“不抵抗”的问答其实也都是在扯犊子。
　　北大营的士兵们，这种情景下，你们需要请示汇报吗？
　　人家剌刀都顶到胸口这里了，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赤手空拳也得夺下他的白刃，不然还能叫当兵的？！
　　你人多啊。1万多人好吧。日本兵就算是浑身长剌的八脚怪物，也只不过就1百来号。
　　难怪自此之后，东北军的士兵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耻辱啊。
　　得到荣臻的指示，七旅官兵如遇大赦，推倒营房后墙，跑了。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106）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张学良部队？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理踩这个可怜的老夫子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儿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的大部分，驻沈阳的仙台师团所属步兵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十五年战争开始了（1931-1945）。
　　这是日本史学界对抗战的叫法，指的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开始算，一直到1945年结束。
　　中国学界一般的划分方法则是从芦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宣战起计算，即自1937年到1945年，一共八年，称为八年抗战。
　　而我自己，对此有一个完全个人的意见，叫做前八年，后八年。
　　前八年，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36年。
　　后八年，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
　　之所以我要坚持前八年，是因为从那时候起，日本就加快了它攫守“帝国权益”甚至全面侵吞东北的进程，而中国人（范围为全体国民）也已经为着维护属于自己的国家权益，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乃至流血牺牲。
　　凭心而论，从“九一八”的枪声打响的那一刻起，张学良在东北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了，而且他谁都怪不了，只能怪他自己。
　　毕竟这东北是他老张家传下来的江山（改旗易帜后也只是名义上算南京政府和老蒋的）。你不当心，难道还让别人给你当心？
　　此次日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张学良平时疏于防范，紧急情况下判断失误，一味保存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还并没有全输，在东北，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还有足够的翻盘机会。
　　不到最后一刻，说谁赢谁输都是没有意义的。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