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十三）

作者:关河五十州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173）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像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都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黑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多次对这次战役做过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174）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就是那个“九一八”后曾被日军看管起来的软蛋），吉林是过气阿哥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张学良做了新老板，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队，分果果。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主席，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主席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主席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主席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则个”。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175）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
　　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谈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和第2师团（仙台师团）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和苑崇谷等人一起，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大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176）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当年英美国家之所以要拉滨口内阁签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也是因为看到了日本海军的实力，不敢不把这亚洲的黄皮猴子给拉进来。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连像样点的大炮都没几门。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技术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没死多少人倒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东北给拿下来了。
　　这是什么样的成绩？
　　英雄的成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挑事，而这回帮他们挑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这川岛芳子的老爸就是那个搞“满蒙独立”搞到家破人亡的肃亲王。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177）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
　　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工人，然后蹲在公共租界华人区准备混水摸鱼。
　　具体作案地点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实业社（三友社）的毛巾厂门口。
　　这个三友社是由三个浙江人合办的。别看产品很小，工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将近一万名员工。
　　一般来讲，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较在行的，向有“中国犹太人”之称。难得的是，这家老板不仅会做生意，还非常爱国，经常组织厂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的工友曾经到租界贴过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发生过冲突。
　　在他们工厂的大门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为该厂军训民兵拿枪对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倾向，这就好办。
　　1931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们正在内部组织军训，突然发现有人从墙外往里面扔石子。
　　大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五个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中间，就有两个是日莲宗和尚，一路正好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化缘。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误会了。
　　日本和尚以为是施主出来布施了，便哼哼叽叽地跟工友们唱经说法讲好话。
　　工友却以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乱捣蛋后不承认，还跟自己扯蛋。
　　反正语言不通，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两下里就这么在那里指手划脚打哑谜。
　　不用说，扔石子的人当然是那些乔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他们趁机冲出来，一边喊着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这爱国也有抢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包括和尚在内的几个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击打能力都不行，没几下，其中一个和尚就受了重伤，几天后在医院里一命归西。
　　三友社门前的大马路是由一个发了财的粤商马玉山出钱修建的，当时叫做马玉山路（今已改成营口路），历史上便将此事件称为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打伤，而且死伤者还是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马上到日侨中间去大肆散播这一消息。
　　上海是日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听消息果然人怨沸腾。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还是无辜的和尚。可恶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报仇，报仇。
　　这边日侨有呼声，那边浪人就有了反应。
　　因为被殴的五个日本人当中，除了两个和尚，另外三个就是浪人。
　　现在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喜欢把浪人打扮成一帮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这样才配与霍元甲陈真们交手。
　　事实上，所谓浪人，与武士其实是两个概念。在日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街头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类。
　　当然也保不准烂人里面也有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可以偶尔到中国武馆门口踢踢场子，虚张声势两下。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武学潜质，都已经扔给幕府时候的武士爷爷了，打起架来也就仗着人多，猫在墙角边扔扔砖头，喊喊口号什么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来要饭，你说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现在他们总算派上用场了。不管怎样，干鸡鸣狗盗的勾当，浪人比普通侨民们还是要强。
　　（178）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带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实业社门口，先放了一把火，烧了几间厂房。
　　厂里工友闻声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拦住纵火犯。不料这帮家伙事先身上都带着管制刀具，而工友们虽然受过军训，无奈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他们杀伤了好些人。
　　中国警察前来阻止，未料到这帮人着实凶悍，结果弄到一死二伤（指警察）。
　　天亮后，日侨组织游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见到电车就拦，连出来劝阻的英国巡捕也被他们打了一顿。
　　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地面，连警察都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国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谁怕谁。
　　事情终于被挑起来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
　　当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伤一事，上海巿长吴铁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第二天，村井反过来也对中国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道歉、追捕（凶手）、赔偿（医药费和抚慰金）、取缔（抗日团体）。
　　如不答应，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1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明类似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情况报到南京，行政院院长孙科头都大了好几圈。
　　当家的时间不长，麻烦事却一件接着一件。
　　先是锦州失守，关东军不战而胜，使他这个以“积极抗战”为旗号的政府大丢脸面。
　　接着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又做起了“爱国秀”。
　　本来外交部长应该是一个持重的角色，比如原来的王正廷，虽然是“革命外交”，但举手投足都要符合一个外交官的口吻和身份。这位陈部长却出位得很，一上来就像个年轻愤青一样，嚷嚷着要和日本断交，并全面开打。
　　架势把孙科都吓坏了，赶紧拍拍他的肩，让这位兄弟稍安勿躁。
　　可就这么一下，陈友仁恼了：
　　你们竟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不爱国，那对不起，白白了你们吧。
　　没什么说的，夹起皮包走人（“声言政策不行，辞职赴沪”）。
　　只剩下孙科在一边发愣。
　　等到得知上海出了事，孙公子自己也撑不住了。
　　辞职的理由不是说自己能力有限，摆不平这些事，而是抱怨老蒋给他留下了一堆经济烂帐，把他给害苦了（“财政无办法”）。
　　的确，这时候国库早已空空如也，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好两个月了。
　　可这也不能说全是老蒋的错。
　　其实谁来都差不多。全国这些多军队和官吏等着发工资，国家的税却又收不上来多少。这种情况，除非天上下黄金雨才能解决问题。
　　偏偏越缺钱越要用钱。
　　打仗这东西，其实拼的就是钱。
　　日本人寻衅打架的腔调已经摆出来了，作为一个以积极抗战立命的政府，怎么可能服软？
　　不服软那就得调军队上去跟他们干架，而干架就得有军费支持。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孙科也不是没下过决心，曾经也咬着牙、厚着脸皮四处化缘。本想这么多人都支持政府，支持抗日，少说点要到个千把万的应该不成问题。可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差点给人下跪了，才弄来300万。
　　当时政府的军政费用是每月2200万元，按此计算，300万可以开销4天。还行。
　　听人把这笔帐算完，已经筋疲力尽的孙科立刻从坐着的椅子上滑溜到了地上。
　　本来还有一个人能帮着他想些办法，救救急。
　　（179）

　　此人就是被称为“民国财神爷”的宋子文。
　　可人家跟老蒋是大舅哥与妹夫的关系。老蒋下了野，他也同进共退，早就辞职不干了。
　　跟着干的没用，有用的又不肯跟着干。守着这个穷得底朝天的破家，理想主义至上的孙公子也彻底没招了。不管文武百官怎么挽留，他掉转屁股逃也似地离开了南京。
　　反正我是不能干了，还是你们来吧。
　　就在孙科辞职后，1月26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之内对四项要求作出明确答复。
　　否则，真要动武了。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孙科前脚刚走，汪精卫便接茬担任行政院院长。
　　在政治经验上，老汪毕竟比小孙要老到一些。他即刻指示吴铁城，先把眼前的事应付过去要紧，四项要求暂时全可答应。
　　抗日团体嘛，新的不去，旧的不来。过段时间换块招牌重新开张，又有何不妨。
　　军政部长何应钦进而提出，鉴于驻上海闸北的19路军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向关系紧张，为免在这节骨眼上“摩擦生火”，其156旅（翁照垣旅）防区可由政府直属宪兵团暂时接防。
　　同意。
　　1月28日一早，吴铁成和何应钦就分头忙开了。
　　一个去取缔抗日团体，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不要集会了。
　　一个做19路军的工作，劝他们同意把防区移交给宪兵团。
　　一切顺利，都OK了。
　　到了这天下午，也就是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时通牒时间到达之前，上海市政府把书面答复书送达日本领事馆。
　　该做的都做了，该答复的也都答复了。这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
　　村井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日本海军却不一样，盐泽甚至急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四项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下来了。偏偏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等于白忙活了。
　　这时候的盐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他马上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称日侨对上海有这么多中国军队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必须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怕这个新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点25分，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等收信的人一目十行地把信看完，到点了。
　　要的就是这效果。盐泽心满意足，既然“限时要求”未得答复——那就进攻。
　　“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了。
　　这次会战的时间和强度都远远超出了双方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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