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十四）

作者:关河五十州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阶段的上场阵容吧。
　　日方教练员：海军少将盐泽。
　　队员：日本海军陆战队近2千人和日侨武装4千多人。
　　用海军陆战队那是没办法，这是陆战，不是海战，舰艇航母就是再拉风，总也不能开到陆地上来打吧。
　　至于日侨武装，你还真的不能太小看。因为里面有好多是退伍兵，即所谓的“在乡军人”，是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来日军被列为第三等师团的特设师团（序列号100以后的）就是以这些“在乡军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魔兽装备：英制维克斯坦克。
　　兵种配合：海陆空立体作战（陆军稍后参加）。
　　再来看中国队。
　　教练员：比较多。
　　总教练是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因蒋一直身体不好，军事指挥主要由蔡负责）。
　　主教练是驻上海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如果告诉你他是前国门区楚良的爷爷，你可能更有印象）。
　　执行教练是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队员：156旅（翁照垣旅）官兵，约5千多人。
　　关于19路军的总体情况，要略为提一下。
　　一般地方部队的武器都很寒碜，属于穷人部队。19路军也一样，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武器虽差，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却很强。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地方军队中，第19路军是最强的——至少是之一。
　　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曾任独立团团长的叶挺更是大大有名（这个铁军情结后来还被他延续到了新四军身上），而19路军的前身就是当年的第四军第10师。
　 　除了有“铁军”传统，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外，还因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很多人甚至都是一个县里出来的。比如19路军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 （第60师119旅357团），这个团里的人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好多人还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其实是一个道理。
　　19路军开始其实只是两个师：蒋光鼐和蔡廷锴，一人带一个。中原大战时，这两个装备简陋的步兵师却充分表现出了“铁军”的水准，不仅抄了桂张军后路，帮困守湖南的何应钦解了围，还在中原战场上第一个攻克济南，为蒋军在津浦线上奠定胜局立下过首功。
　　那会儿，他们称得上是老蒋的非嫡系的“嫡系”部队。中原大战一结束，后者就论功行赏，把这两个师正式扩编成了现在的19路军。
　　但双方的蜜月生活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陈铭枢的关系。
　　（181）
　　19路军，明里掌军的是蒋蔡二人，真正的幕后老法师却是这位陈铭枢，其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
　　概而言之，陈铭枢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
　　当年的第四军第10师师长，就是陈铭枢，而蒋光鼐和蔡廷锴，一个副师长，一个团长，都是他的部下。
　　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可惜时运弄人，临到最后却被老蒋赶得到处跑。
　　其实他原先是想一心跟着老蒋干的，也正为这个原因，19路军在中原大战中才分外卖力。
　　老蒋被迫辞职下野后，陈铭枢以为老蒋真的下去上不来了，就准备换个门庭，转投孙科这个新老大。
　　孙科来得正好，自己手上缺的就是枪杆子，立即对陈铭枢和他实际掌控的19路军感起了兴趣——要不是有这层关系，19路军就是再能打，也轮不到他们这样的地方部队跑到首都附近来值勤。
　　不幸的是孙老大委实不太济事，没干几天就跑路了。等到老蒋上台重执权柄，陈铭枢傻了眼。
　　老蒋不认他这个自己人了。
　　对于礼义廉耻、忠孝仁义这套封建糟粕，老蒋其实是很当回事的。
　　忠臣不事二主。你既然又选择跟了孙科，还跑回来找我做什么。
　　19路军从此也跟老蒋面和心不和，后来索性反了他娘的。当然这是后话。
　　话归正题，我们还是来说一说19路军在上海的布防吧。
　　19路军下辖共有三个师，其中第60师（沈光汉师）驻苏州，第61师（毛维寿师）驻南京，第78师（区寿年师）驻上海。
　　区寿年师下面又有两个旅，除了前面介绍过的156旅（翁照垣旅）外，还有一个第155旅（黄固旅）。
　　之所以翁照垣旅会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成为主角，是因为作为主战场的闸北一带本身就是该部防区所在地。黄旅负责驻防南市各重要工厂，不在闸北，所以没轮到上阵。
　　魔兽装备：暂时保密。
　　兵种配合：有陆军航空兵，稍晚后亮相，但只打了一次。海军空缺。
　　下面我们就要说到双方队员争夺的场地了——闸北华界。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这里办了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他们跟先前的东北军完全不同。毕竟是北伐军策略地过来的“铁军”，军人荣誉感极强。虽然官兵也有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但一点没影响大家伙的情绪，从上到下，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绝对不抵抗”的气味儿。
　　正因如此，19路军成了日本人在上海的眼中钉，曾多次要求中国方面予以撤换。
　　当时曾有人担心，随着形势渐趋紧张，仅一街之隔的中日两军可能会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所以建议制订相应作战计划。
　　19路军军长蔡廷锴当即答复：我们不需要制订什么作战计划，只要决心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针对外界的障眼法，因为蔡廷锴并非一介莽夫，他是有所准备的。
　　（182）

　　最早准备的是武器。
　　跟装备精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相比，19路军的战斗意志没有问题，关键还在于武器太差了，正所谓软件不软，硬件不硬。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要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又通过一番求爹爹告奶奶的痛苦经历，19路军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弄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
　　后来在巷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捷克式轻机枪以及迫击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采购的。
　　那个军事作战计划，其实早在1931年10月，也就是19路军刚刚抵达上海闸北时就已经制定好了。
　　全称叫《淞沪防卫计划草案》。
　　“一二八”会战前，19路军参谋处又据此制定了第一个作战命令，由蔡军长亲自签发，下达78师各处。
　　命令上明确要求，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凡78师官兵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蔡廷锴同时交代师长区寿年，预先为每个官兵准备一星期干粮，随身携带，以免到时接济不上，对作战造成不利影响。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19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会上，蒋蔡二人带头盟誓：“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守土御侮，决一死战。”
　　可以说，在“一二八”会战爆发前，19路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从最高长官开始就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在下达向上海闸北进攻的命令以后，担任日军最高指挥官的盐泽少将信心满满：我们海军要想拿下闸北，四个小时就够了。
　　四个小时后，19路军将会被赶到上海郊区的真如车站以西。
　　考虑到关东军打北大营也只用了一个晚上，盐泽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不是在吹牛。
　　不过吹不吹牛那还得用事实说话。
　　事实就是，这四个小时很快就在盐泽手上花光了，而目标还远得很。
　　应该说一开始，老天还不是全不给面子的。
　　对于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把156旅（翁照垣旅）防区移交给宪兵团的命令，19路军其实自上而下根本就没想通过。
　　上海市民也不愿意19路军撤。好不容易盼来个大侠，你们一走，谁给我们做主？
　　但军令如山，不执行不行，为了对市民和官兵都有个交待，蒋光鼐与蔡廷锴商定，万一当晚日军来犯就抵抗，如果情况未变，则第二天交防。
　　156旅（翁照垣旅）暂时退出前沿，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的警察代替执勤，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掩蔽在近处警戒。
　　军警一家亲，上海的警察和19路军一向配合默契。
　　除了共同的抗日爱国情结外，还因为这支警察部队的领导——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本身就是从19路军里出来的。
　　原本就是自己人，还分什么彼此。
　　戴司令的一句名言就是：“国难当头，妇女犹戴戟操矛，况男儿乎。”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他不仅带着手下的警察弟兄协助防守，还包办了后方的物资供养、抓潜伏敌特等一应杂活。
　　帮着站个岗，放个哨，那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警察们二话不说，甚条件也不讲，立马精神抖擞地上了岗。
　　所以一开始，日军碰上的不是19路军，而是警察。
　　起先，盐泽是这样编织他的偷袭计划的：日侨武装队穿着便衣在前，海军陆战队跟着坦克车在后，从天通庵车站出发，分五路出击，最后达到把19路军赶出闸北，占领淞沪铁路，并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实际控制范围的目的。
　　服了这个盐泽，他大概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和北大营的东北军打交道了。本来陆战队的人也没多到哪去，还分五路，脑子秀逗了？
　　再说，有形似巨型甲壳虫的坦克夹在队伍里面，酷是很酷，可分明是一副邀人参观的模样，哪里是什么偷袭。
　　日侨装上海市民倒是装得很像，可是演技再好，还是被身后的“大甲虫”给出卖了。
　　中国警察马上就识破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这些警察虽然随身只带了手枪，可没一个怯场的。
　　已经被你们害死了一个弟兄，到现在仇还没报呢。这回来得正好，打这些狗娘养的。
　　立即开枪，不仅把这些鬼鬼祟祟的“准日军”给揍得哭爹喊娘，还打死打伤了包括一个少尉在内的多名正规日军。
　　坦克车后面的鬼子们，出来吧，再装也没用了。
　　警察很英勇，但他们平时的用途毕竟只是维持维持城市秩序，用来打正规战就太勉强了，而且手上也没什么象样的武器，子弹又少，所以只能且战且退。
　　很不错嘛。都能打退警察了。盐泽君，你该笑一笑了。
　　因为再不笑，下面就没机会了。
　　听到枪声，19路军翁照垣旅上来了。
　　（183）

　　在未得到指挥部明确指示之前，翁照垣便来了个先斩后奏，命令所部立即进行反击。
　　这个决定非常关键。
　　如果不是翁照垣在闸北第一个挺身而出，我们后来所能看到的，也许将是另外一个局面。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本来就不是一个怕惹事的人，甚至可以说很有些冒险精神。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 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机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连教官都放心让他一个人驾驶飞机去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无疑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了。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指责他——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啖，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做事如此，说话也很刚直，这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对东北军，他不是有一点点看法，那是相当有看法。
　　你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有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不过一少爷而已。
　　可想而知，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面对日军挑衅而不予以还击呢。
　　此时，蔡廷锴军长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日军已发动进攻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连车都不要，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象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184）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挂在这里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受不了，心都要从喉咙口蹦出来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真名将良相之风也。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亮剑》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悠然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刚刚才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有麻烦了，在遭到19路军的强力殂击后，几乎寸步难行。
　　尽管如此，战斗依然是相当艰难和残酷的。
　　由于是城市巷战，人多了也没用，只能一个团一个营地上来防守，有时人数还没有正面进攻的日军多。
　　令人惊喜的是，战斗刚刚打响，19路军旁边就多出了一支援军。
　　何应钦何部长不是让直属宪兵团来和19路军换防吗？
　　宪兵团早就到了，本来和19路军说好第二天换防的，现在一看，怎么着，日本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虽然看上去好象差不多，可宪兵的战斗力明显要强。
　　19路军156旅第6团处于闸北最前沿。为确保该团防线，旅长翁照垣亲临一线进行指挥。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所以一开始吃了很多亏。
　　战斗打响后没多长时间，第6团就伤亡了三分之一，差不多都是拜这种巨型昆虫所赐。
　　（185）

　　一些阵地落入敌手，其中就包括天通庵车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这个集厚重历史于一身的老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
　　天通庵车站，是当年淞沪铁路伸进上海市内的一个重要站点。
　　那段城内铁路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盐泽应该还有机会笑一笑。可惜19路军事先打造的防线还是让日军露出了破绽。
　　早在战前，负责设置防御的78师师长区寿年就做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一旦开战，淞沪铁路（即吴淞铁路）在市内的两个重要站点：上海北站和天通庵站将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上海北站是这条铁路线的起点站，天通庵站则是该铁路的第二站，而要夺取上海北站，就必定要穿过包括宝山路在内的五条马路。
　　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后，行动就比较简单了——
　　翁照垣旅在这五条马路的路口都部署了重兵，同时拉上铁丝网，设置街垒。
　　那街垒都是用沙袋里三层，外三层堆出来的，坚固得很，绝非一般“楼脆脆”能比。
　　可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在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刻，公社战士就全靠这些东东跟十几万正规军斗了一个多月。
　　所以谢安下棋其实是很定心的，因为他知道，前方该安排的都安排了。
　　所以19路军的两个总教头也是很坦然的，因为他们明白，只要一切照计划行事，就没什么可怕的。
　　有区教头这样的爷爷在，再没天赋的孙子也能被培养成万夫莫开的国门。
　　当众耍了一通威风后，不可一世的坦克车终于在街垒面前露了怯。
　　在工事后面的中国守军暂时退却后，坦克却没法开过去。
　　原因在于这是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遇到障碍物，就得停下来，让后面的陆战队员们帮它搬东西。
　　要想把如此坚固的街垒彻底清除掉，可不是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事。看搬东西的在那里忙乎着，坦克车就只好在一边无所事事地干等。
　　战机稍纵即逝，胜利的天平很快倒向了另一边。
　　趁此机会，19路军不仅获得了重组队伍的时间，还就此看出了坦克车的弱点所在。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一样。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打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
　　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186）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遭了大罪，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威力比直射过来的子弹还要大，防不胜防啊。
　　两个多小时以后，坦克再也撑不住了。
　　在车里坐镇指挥的一名少佐中弹负伤，其他队员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哀嚎声一片。
　　这次它不光不能掩护别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日军只好弃卒保车，扔下不能动的，能动的就拖着拽着，赶紧后撤。
　　双方形成了对峙。
　　见正面无法取得突破，日军决定沿铁路进行侧面迂回攻击。
　　但是这次他们遭遇到了另一个恶梦。
　　中国的铁甲列车上阵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也就是我们自己拥有的魔兽装备。
　　铁甲列车事实上在北伐战争时期就有了，只是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当年冯玉祥装病逃离编遣会议，坐的就是这种罐头车。
　　它的样子跟英制维克斯坦克还有一点像，也是在中间一节车厢上面，放一个圆筒型炮塔，里面既能打枪也能放炮。
　　闸北一共停着两列这样的铁甲列车，都在上海北站。战争打响后，这两个铁家伙就从车站开了出来，对铁路进行巡逻。
　　负责迂回的日军正好撞上了枪口。那就对不起了，机枪一阵猛扫，把这伙鬼子打了个稀里哗啦。
　　铁甲列车不像坦克，不能到处乱跑，以前的任务就是在铁路上巡个逻，或者给老蒋老冯这些要人做做专列，从没指望能创造什么大战绩。
　　没有想到一出手就这么露脸。
　　铁甲车上的兄弟们来劲了。近的打没了，那我就打远的。
　　铁甲列车比普通坦克具有优势的地方，就是面积大。车厢里不仅能放机枪，安置个迫击炮甚至口径小一点的野战炮都没问题。
　　于是，躲在阵地后面不动的日军也尝到了炮弹的滋味。
　　这下轮到他们东躲西藏了。不仅几个阵地都挨了炸，就连海军陆战队的虹口司令部也未能幸免，几个炮弹过去，一下炸翻了十几个人。
　　天亮了。
　　盐泽四小时占领上海的动人预言宣告破产，转眼间成了大笑话。
　　这位海军少将想不通的是，怎么到了自己这里，支那人就这么玩命。
　　让飞机来助阵吧。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他们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淞沪铁路上的铁甲列车见势不好，赶紧往回开，但仍然迟了一步，被轰炸机当场炸坏一架。
　　没办法，19路军没有什么有效的防空武器，而飞机正是机动性不强的铁甲列车的最大克星。
　　但日机在轰炸19路军工事时，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187）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大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是日本士官学校术科第一名，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做出相应调整，把后备部队前移，以增强防守力量。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二轮进攻。
　　应该说，盐泽这个人还是有点脑子的，少将也没白当。他在第一轮进攻中发现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原来在城市巷战中，占领制高点也很重要。
　　所以这次一上来，日军就没再傻乎乎地往19路军的工事硬闯，而是先找好附近的楼房，爬上去，对着中国守军的工事，从上往下打。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翁照恒果断命令正面部队退却。
　　但这只是一个诱敌深入的陷阱。
　　暗地里，他组织了敢死队，沿两旁屋顶前行，对进攻日军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
　　迂回包围本来是日军最擅长的一个打法，当他们察觉19路军也来这一手时，一下子慌乱起来，自觉自愿地就从阵地上退了出去。
　　29日下午，蔡廷锴下令周边的60师和61师向上海附近靠拢。
　　在已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犹如霍大侠灵魂附体的翁照恒旅越战越勇，向对手发动全线反击，将五路日军齐刷刷地赶回了虹口附近。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第6团士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国之卫士，你们辛苦了！
　　经过20个小时的巷战，志大才疏的盐泽同学终于交出了一份白卷：不仅没啃得动19路军阵地，连最初得手的天通庵车站也丢了。
　　跟着他干的弟兄也没少受累。仅仅一天，伤亡就达800多人，等于参战日军总数的四分之一没了，剩下的也都狼狈不堪，前晚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
　　仗打到这份上，吹过老牛的盐泽脸皮再厚，也觉得非常尴尬，一时间进退两难。幸好这时候，英美站出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赶过来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为了不殃及自己，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吃了亏，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188）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但“九一八”之后，裕仁天皇对他的“皇军”（包括海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
　　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生儿子）。
　　由于这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从这份声明上，中国政府也看出来了，日本方面并没有罢兵的意思。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进入蒋汪联手时期。
　　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不仅坑了张少帅和东北军，还连累了老蒋，使他像蹦极一样，从权力和声望的顶峰一下子直摔谷底。
　　那滋味，是个人都不好受。
　　仿佛是觉得欠了老蒋的情，所以一定要还，日本人又策动了“一二八”，使后者否极泰来，重新成为朝野关注和推崇的目标。
　　很多人都觉得，在被这东瀛小岛国逼得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多难之秋，朝中还是缺少不了一个强悍的军人领袖。
　　新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持这种见解。
　　其实，早在孙科还未辞职下台之前，老汪和老蒋就已经站到一块来了，一起发表见解，一起指指点点，俨然又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承认，老蒋离开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离开老蒋却万万不能。否则，再怎么折腾，也不过是孙科第二。
　　上海剑拨弩张的形势，使老蒋很快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189）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应对中日局势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
　　这本来是一个临时军事机构，后来却因缘际会，逐渐发展成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部门。
　　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就是：一声“委员长到”，会议室立刻静穆，所有军政要人均齐刷刷挺身站立，做凛然肃然状。
　　排场啊。
　　不过如果没有日本的昭和军阀们在旁边推波助澜，老蒋能不能完成这次漂亮的王者回归，还真的不太好说。
　　范厨师说过，人不能够第二次上当。同样，老蒋这次也不乐意再掉进那个害人不浅的坑了。
　　谁要再说我抗日不积极，抽他。
　　主军的老蒋从家乡溪口发出通电，声明抗日，算是给自己正了一回名。
　　与此相呼应，主政的“绝对抵抗派”汪精卫也发了一通大义凛然的讲话，表示一定要与“暴日”死磕到底（“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同时国民政府决定立刻迁都洛阳，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做出背水一战的姿态。
　　当然，国联那边还是要催一催的：上海这边又出事了，怎么办？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190）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那时候的北洋政府里头都是些什么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混。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对手，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50多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191）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摘自《国际盟约》第15条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接到失利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仗如果打赢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这仗偏偏打输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往上海方面派出一个新的中将指挥官，并由这位指挥官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的亲弟弟——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不过既然是甜水里泡大的，一般来说都有利有弊，比如这个载仁亲王，就基本上属于没什么上进心的，平时热衷于写个字、描幅画什么的，业务活基本上都扔给了次长等手下人。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很有点他老哥裕仁天皇的风度，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老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这都是仅次于六大老牌师团的二等部队，应该说很给面子了。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左想右想不对头。
　　（192）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最后他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秋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出面，被日本人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政府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鼻青脸肿，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撑不下去了。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担责任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东北，东北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东北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193）

　　2月2日，上海增兵计划上达天皇。
　　裕仁忙着传宗接代，没工夫理这些破事，立即批准。
　　几天之内，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及第2驱逐队先后到达上海。
　　在新的指挥官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还得继续站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
　　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磕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共分东西北三座炮台。
　　相同的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说自己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在戴戟看来，跟临阵脱逃没什么两样。他心里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当场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上层关系。
　　他托的是黄埔军校的老同事——何应钦。
　　办这种人情，连何部长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我们可都是声名赫赫的黄埔军校的教官，这还要不要脸了？
　　幸亏蒋校长不在，否则知道了大发雷霆的肯定是他，拖出去毙了都说不定。
　　但人家既然赖皮能赖到这个份上，又托人又说好话的，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烂泥巴一堆，扶不起来。再说这种货色，你就是强逼着他在那里坚持，也打不好仗，只可能贻误战机。
　　如果所有文人都不爱财，所有武人都不怕死，那天下早就大定了，还等今天？
　　算了，滚吧。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中校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一些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担任要塞要职，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中校命令炮台向日军阵地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时间是2月3日和4日。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