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楚青
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写了申诉报告，（1979年8月22日，粟裕应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之邀去烟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访叶副主席。有一天粟个人前去拜望叶副主席，回来后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粟，叶副主席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叶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后写了这份申诉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回想当年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批斗粟裕，当时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业部上班，早出晚归。他和我都经常加班，为了互不干扰，我们分住套间内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轻手轻脚习以为常，我完全没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变化。那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去，粟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头痛极了，脑袋都快炸开了。”原来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本来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实际进行中却以“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几位同志。后来突然转批粟裕，无端地对他百般指责，他被迫作了违心检讨，并进行了少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不料由此却招来更加猛烈的批判，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纷至沓来，一顶顶骇人的帽子强加于他，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已在内室自我封闭有足足七天了，血压也上升至低压110高压240。他边把一堆会议材料全部简报交给我，边沉痛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的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太吃惊了，又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用这个稿子在大会上检讨总算过了关。回家后他冷冷地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看出他内心极为痛苦。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痛苦，大声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心里觉得委屈，也痛苦地说：“不是你说的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过关就行嘛！”他默默无语，我们相对而泣。现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这桩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将从此甩掉，他的余生可能过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热了起来。
补记：“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中央陈云副主席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 1979年10月16日，叶副主席对粟裕的申诉报告作了批示，并批送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陈云、克诚两位因病未阅，其余六位均圈阅。叶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同志遵叶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过，随后送总政办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 叶剑英 10月16日” 在得悉叶副主席批示后，粟曾两次向总政韦国清主任询问办理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
今年（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节期间，我陪同粟裕同志拜望聂荣臻副主席，在室内只有我们三人时，粟向聂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副主席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副主席为这件事说说话。聂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还拜望了徐向前元帅，并向徐帅报告了自己写申诉报告的事。徐帅也说这件事应该解决。朱楹秘书当天随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将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一份送交肖劲光同志，一份送交肖克同志，并各附一短信，告以据悉叶副主席对申诉已批示总政处理。
叶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个多月，粟裕仍未见有关部门落实解决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听说陈云同志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后分别给陈、叶两位副主席又写了信，信稿如下：一、 致陈副主席信去年10月间，我曾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当时您身体不好，这个报告您可能没有见到，现将原件复抄一份呈上，请审阅。 您对我这件事是关心的。“四人帮”垮台后，您还当面指示我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将这个问题说一下。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 叶副主席信您老人家好！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扰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写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至今已经五个月了。在此期间我欢庆又有许多冤案得到了处理，同时也痛苦地想到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的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次话。请原谅我再次打扰您。 1980年3月26日，叶副主席办公室王文理秘书给粟裕的秘书朱楹打电话讲了以下内容：“叶副主席昨天交代，让把以下情况告诉粟裕同志：去年10月9日粟裕同志给中央写信申诉五八年受批判的问题，叶副主席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书将该批示复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劲光同志把粟裕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转来叶办，陈云同志因病未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在该件上注了一下：此事叶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总政办理，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可上报。”粟当时在南京，朱楹同志即电话告之郭树元同志转报粟裕同志。对给陈云同志的信，后来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又传话说：第一次报告已有批示，又电话查询过情况，这次信就不再批了。
3月28日上午，粟裕从南京打电话给朱楹，要朱向总政领导报告以下内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的申述报告，我要求总政在总政作出结论上报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朱楹当即将电话记录抄送韦主任的秘书江波同志，请江秘书呈韦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书随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时赵紫阳同志与耀邦同志住在一起，一同见了面。他们三人进入内室，粟向胡总书记报告了自己申述的问题。耀邦同志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随后发作腰椎错位住入301医院。15日，粟交代秘书 朱楹向总政韦主任处询问3月28日电话后的情况。韦主任的江波秘书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讨论一次，感到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这件事黄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较多。后甘渭汉副主任来也抓了，具体工作是组织部张伯祥副部长办的。决定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粟裕同志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这件事至今未得结果，粟找甘副主任（他还是军纪委书记）请他催办。甘说你放心，我一定催办。后甘副主任到301医院看望粟时又说，此事张伯祥同志在办，决定初稿已写出，总政党委还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定当催办。8月17日上午，甘渭汉同志告诉粟裕，这件事进行得不顺利。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于次日晨诱发心脏病并卧床不起。此后，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无人再提，他自己已无力过问，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写信的前前后后 1981年2月1日，粟裕发作脑溢血，此后频繁发作脑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继续过问申诉的事了。我异常痛苦，既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去，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能否由我出面替他向党申诉，同时为免刺痛他而暂不告诉他呢？我内心反复斗争着。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陈丕显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向陈书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陈书记：您好！现将粟裕同志1979年10月9日给中央的申诉报告送上，我还追记了报告上送后的一些进展情况，一并呈上请您参阅。这件事是长期压在粟裕同志身上的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会后曾设想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问后，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对于这件事，我从不敢过问。本来寄希望于他病体的恢复，不幸经一年较好的恢复而于上月又再次发生脑血栓。医生会诊，病情发展不容乐观。近周来思维状况又见衰退。由他自己出面申诉事实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结论的，我也坚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为此我昼夜不安，忧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义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轻，未见得能有结果，徒然耽误时间。您曾长期同粟裕同志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把以上情况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恳请您将我的呼吁转报耀邦同志和尚昆同志，如能报告邓主席和几位老帅，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决定，撤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总政有关领导如此对待象他这样一个老同志的平反问题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办，而我又来打扰您，心情很不安，但确实也是无可奈何，想您是会谅解的。是否有当，请指示。临书急切，即颂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我还把自粟裕提出申诉前后发展至今的简要情况，包括1979年夏叶副主席在烟台对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诉报告，10月16日叶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圈阅，曾两次询问总政韦国清主任未得明确答复，聂帅、徐帅、耀邦同志都曾表态要解决，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陈云副主席和叶副主席送呈报告，3月26日叶办王文理秘书的电话，28日粟要朱秘书向总政打的电话，7月15日总政韦主任处江波秘书的回话，以及1980年8月军委纪委甘渭汉同志答应催办，至今却石沉大海的情况，和粟1980年秋以来病情日益严重，他本人已无力再催问等情节，写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并送呈陈书记。
1982年12月21日，国防部张爱萍部长到301医院看望粟裕同志。当时我刚好回家了，是惠宁在她爸爸身边陪护。张部长对惠宁说，让你妈妈查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件没有？22日我即给张部长写了一信，感谢他去医院探望粟裕同志，向他汇报了据我所知，军委扩大会议虽未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结论文件，但当时把他的所谓错误传达到团一级，并有文字的传达提纲，而当时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等均有文字材料，并都已存档。我在信中还汇报了1958年对粟裕同志的错误批判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志已于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诉至今未有结果，以及我于本月16日给陈丕显书记写信的情况。同时把粟裕同志的“申诉报告”和我写的“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两复印件附在信中，于今晚由惠宁去张部长住宅送交。 12月22日下午5时，陈小津同志来电话说：“你给我爸爸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转报给耀邦、尚昆同志。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说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政治品质，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1月18日，陈丕显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他已把我的信转给耀邦同志看了，耀邦同志已批转尚昆同志处理。据尚昆同志说，耀邦同志在批转时写了“我对这个情况不大了解，请你处理这个问题。”听尚昆同志的意思，是乎是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象这类事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我向陈书记反映：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1983年1月21日，经过秘书朱楹同志同杨副主席的陈秘书电话联系，我请求约见杨副主席。我还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汇报提要。 2月2日晚8时，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兼秘书长应我的请求在他的住地接见了我，同我谈了话。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我当即表示感谢杨副主席对粟裕同志的关心和信任，并请杨副主席理解粟裕同志的沉痛心情。粟裕同志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当年的会议文件又都存了档，并不断被查阅，继续扩散着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志的心灵创伤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剧更迫切期待问题早日解决。接着杨副主席恳切地谈起来，我回家后立即追记如下：杨：我本来就想找你来商量商量，你写的信耀邦同志转给了我，我把当时的材料粟裕同志的发言都找来看了。楚：谢谢您这样周道。杨：我同爱萍、秋里，我们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个解决办法。这件事，就是元帅们当时对粟有些意见，主要是彭、聂、贺，陈也有些意见。当时都说了过头话。粟裕同志自己的发言，特别是第二次发言也说了过头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违心话。楚：当时他不作违心的发言是过不去的。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楚：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杨：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我为此事同聂老总谈过，问他怎样处理？他说：“我考虑考虑。”这次会议还批了其他的人，很复杂。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这是一方面。另外怎样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军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谈。爱萍同志认为这样处理可以，撤销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志谈一谈。
楚：我原来设想能起草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写经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的批判。杨：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写个决定，但又顾虑到引起别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收回全部文件为好，以后历史上就不提这次会议了。本来就打算找你来谈一谈，听一下你的意见。楚：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样处理也是一个办法。据我了解，粟裕同志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消”“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我还要报告一下，我这次写信是瞒着粟裕同志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杨：那就这样，你先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楚：那就太感谢了。我就同粟裕同志谈谈，他近来病情尚稳定，头脑还清楚，我告诉他是您的意见。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本来他以为三中全会后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岂知总政一拖再拖。粟裕同志上送申诉报告后，曾同聂总当面谈过，聂总当时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应该解决，可是总政却不办。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中央认为还应该维持对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应该告诉他本人，并允许他申诉，而不能置之不理。杨：中央哪有这个意思！楚：我也相信中央不会有这个意思。
杨：总政未处理是什么人负责的时期？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吗？楚：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杨：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那就这样！你征求一下粟裕同志的意见，年后我才能有时间办，到时候我去同粟裕同志谈。事前我先找你再谈一次。楚：谢谢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志谈话时请秘书同志作个记录，我们留个记录好吗？杨：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写好个记录给你。楚：太感谢了。 在结束谈话时，杨副主席还说到陈丕显同志是主张把这个问题尽快给解决了的。又说到有人说肖克同志有个平反决定，他看了，也只是个很简单的含糊的东西。 我追记完这次谈话已经晚上10点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对粟裕同志说：“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诉你，还好，现在看来这件事还算办得可以，所以才敢对你讲。我为你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向中央写信作了申诉，还得到中央受理呢！现在有了一点结果。”接着我便对他讲了全过程。他当时的表情显得很深沉冷静，思索一下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接着他交代我在尚昆同志再次约见我时，替他本人讲一讲，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记录如下：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赳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三、 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的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2月13日是春节，节后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得到杨副主席的召见。3月14日我给杨副主席写了如下一封信：杨副主席：您好！遵照您的指示，我于2月4日向粟裕同志转述了您对我的接见。粟裕同志得知您亲自过问他的问题，十分高兴，十分感激。他说，他完全信赖您，期待着您的来到。对于处理原则，他很同意；有一点具体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见时面报。
我们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有个结果，请您能谅解我们这种急切的心情。何时赐见，请秘书同志通知我。请恕我打扰。此致 敬礼 楚青 3月14日 随后我又托杨昭明同志向他父亲报告我要求召见。过了不久昭明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爸爸这几天较忙，身体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过来，就约见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志病情加重，30日杨副主席来301医院看望他，粟已连续几日呃逆不止，当时正在输液。杨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后，出来对我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我听后内心极度失望和痛苦，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杨副主席未按预案谈话，粟病得厉害、病得痛苦确是实情，但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晚上，我在一张日历纸上写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志有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相信人民总是会正确判断他的，我只有将它交付历史了。 此后，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经专家汇诊，决定安装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装起搏器的当夜引发暴发性肺炎，于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逝世。（301医院与阜外医院、北京医院的三位专家会诊，一致认为粟裕同志需要安装起搏器，专家们的诊断是准确的，他们医治认真，手术也是成功的。但由于医疗外的环节出现意外，导致粟裕同志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进行第二次手术过程中严重受冻，引发了暴发性肺炎。第一次进行手术时，专家们已在病人胸部切开口子，但打开起搏器密封包装时，却发现型号不对，该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嘱用的型号，不得已只好临时缝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并紧急派人重新采购。第二次手术是另一天下午，2时许，病人坐上轮椅，我们把他推到手术室，而手术室的门却锁着，赶忙去叫管钥匙的人开门，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见来人开门，只能在走廊里挨冻等待。手术楼比病房温度低得多，走廊里则更冷，我们虽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开门，已将近下午5点。进入手术室，室内是冷的，立即打开暖气，但一时温度上不来。粟裕同志脱去衣服躺在几乎是零度的X光手术台上做手术。手术结束，三位专家面带笑容说：“成功，成功。”我们还特地向他们写了感谢信。当晚半夜，粟裕同志发高烧，发生暴发性肺炎，终于不治身亡。）他终于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他离去时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静的。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指望解决这个问题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
三、粟裕逝世后治丧、讣告的波折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终于离开了我们。粟裕同志临终时，我悲不自禁大声哭喊：“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安放在八宝山，我知道那里不是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同时我心中默默起誓：“你放心，我一定以我的全部精力来完成你的遗愿，把你希望整理出来的材料搞出来。” 粟裕同志溘然而逝，噩耗传出，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陆续来到医院辞灵慰唁。我强忍悲痛深表感谢，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同志汇报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粟裕同志生前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在场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宋任穷、习仲勋、乔石、荣高棠、张爱萍、杨得志、洪学智、张震、朱云谦等，另有几位我不认识。军事科学院的宋时轮、张翼翔同志也在场。我汇报后，在场的各位领导就议论开了。有部分同志说，粟裕同志个人的意愿要遵重，但是，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不开追悼会恐怕难以通过。另部分同志说，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至于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由中央来决定。张爱萍同志说，撒骨灰可以派一架飞机，在东南几省转一下。我听着领导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担心粟裕同志生前意愿得不到批准，仍要为他开追悼会，所以又两次发言，恳请组织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办理后事。最后大家议定，这件事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
2月6日晨，朱楹同志告诉我，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听说中央书记处已同意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办了。随后，副总参谋长张震同志告诉我，关于治丧问题，在家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同志打电话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先说开追悼会，但在听了仲勋同志讲到粟裕同志生前有个意愿时说：那就尊重粟裕同志意愿。而且中央去年有个精神，今后丧事从简。但虽不开追悼会，宣传规格要高，可以高于廖（承志）公、谭（震林）老。要有一个不是悼词的悼词。耀邦同志这个意见紫阳同志也同意了。尚昆同志那儿也同意了。（胡、赵、杨三为这时都在外地）所以就定下来了。 6日上午8时许，张爱萍部长的夫人李又兰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一会儿要给我通电话，先告诉我一下。10时许，杨副主席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记录如下：
杨：我本想回来再见粟裕同志一面，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丧事中央基本上同意尊重粟裕同志本人的意愿。耀邦、紫阳同志都同意。小平同志在旅途，待联系到后再报告他。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联合发个讣告。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楚：谢谢杨副主席。您在他生病和病危期间一直很关心，这次病危您多次来电话，交代医院尽力抢救。当时他气管已经切开，脑子还清醒，我告诉他，他点点头，心里是明白的。您对他的问题一直是关怀的、尽力的，我是铭感的。去年4月底您来医院看望他后，我似乎已经预感到粟裕同志本人是见不到处理这个冤案的一天了。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去了，不会知道了！对于中央如何处理这个冤案，我不强求，我只要求一件事：要求把粟裕同志本人的申诉，还有我向中央写的报告同那些诬蔑他的材料一起存档，让历史给他做结论。杨副主席！恕我大胆直言，我认为党对粟裕同志太不公正了！
杨：我们要在讣告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去，还要同他见最后一面。现在亲密的战友不多了，爱萍同志算一个。我回去后要同爱萍同志商量一下，从正面把问题说清。这个讣告，我来定稿，定稿前要送给你看。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孩子们也要注意。 楚：谢谢关心。我身体还好。我们家中情况不困难，自己都可以安排，我们不会给组织上增添麻烦，更不会给离去的人丢脸，我们一定努力继承遗志。 6日下午4时左右，参加讣告起草组的奚原、金子谷两同志来我处，说时间很急，有了一个初稿，先读给我们听一听。他们说，领导上没有交代要给我看，但他们觉得还是应当让我知道一下。我看了这份稿子有三段，前段帽子112字；中段讲生平274字；末段结束语，包括转述粟裕同志生前意愿，247字，全文共634字，写得很不象话。
（这是宣称已作废而又一再要用以正式发表的稿子，录以存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粟裕同志1926年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参加南昌起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英勇顽强，能征善战，胜利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期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竭尽全力，为保卫和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十年动乱中，粟裕同志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粟裕同志衷心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弥留之际，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我国建设的光辉前途，满怀必胜的信念，并表示和老同志一起，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粟裕同志的一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共产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粟裕同志生前曾表达他的意愿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粟裕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希望全党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的实际行动悼念粟裕同志。1984年2月6日”）这反映了什么？是不详之兆！我不禁心情沉重。
下午5时许，总参张震副总长、总政朱云谦副主任两位来我家，正式传达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对粟裕同志治丧事宜的表态和尚昆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一、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派一架飞机把骨灰撒在有关省、市。二、报纸上发表治丧委员会组成和悼念文章，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对粟裕同志的革命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称颂。悼词中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鞠躬尽瘁；说明他生前嘱咐，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不开追悼会的意愿。张爱萍同志处。2月5日。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由张震、朱云谦两位当面交给了我。）
我问讣告草稿是怎么回事？朱云谦同志说，这个稿子是由一些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搞的，已经作废了，现正在重新搞。我当即表示：我对这个稿子不是极不满意，而是不同意！且不论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把1958年问题从正面说清楚，就是撇开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地反映粟裕同志。看来尽管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都说要把问题从正面说清楚，但究竟结果怎样，而要作好碰到麻烦的思想准备。 2月7日上午10时，收到送来的一件信函，里面是一份讣告稿，未附任何信件，也未注明发信单位。我一看这份稿就是昨天朱云谦副主任明确说的作废稿，以为既是作废稿，也就不在意而未加理会。不料下午7时却得悉中央决定当晚8时广播讣告，用的就是这个“作废稿”。我既气愤又焦急，立即赶赴张爱萍同志处向他报告：昨天朱云谦、张震两同志在我家时，朱当面对我表示这个稿子已经作废，我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稿。现在竟然在不同我们商量，并且不向我们通报的情况下播发这个稿子的讣告，不知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精神？我请求：与其用这个稿子，不如不发消息，不发讣告。几十万人死了也没有发讣告，这没有关系。
张爱萍同志说，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让李又兰同志立即打电话询问。随后得悉并告诉我当天不发了。张部长说起草讣告“应当征求你的意见”，要我带着意见到起草组去参加起草。 晚上10时，习仲勋书记给我打电话，大意是：粟裕同志逝世已经几天了，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至今还没有发讣告，各方面都有些疑问、反映，听说是我不同意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如实报告了事情经过和真相，明明通知我那个稿子是作废的，不知为何又作为正式讣告决定播发？我怎能盲然同意？请仲勋同志主持公道。仲勋同志深表诧异，接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送给我的可是正式呈批件，是红头文件，不是草稿，也没有说你不同意。我还同耀邦同志通了电话，还报告了邓副主席，小平同志说：四个评语，同意。两个‘家’，应该这样讲。具体的你们办。他们怎么这样搞呢。既然这样，今天就不发。但是讣告消息还是尽快发才好，两天内必须搞出来，你准备好意见，你去参加起草。”
2月8日，遵照张部长、习书记指示，我于上午8时30分到达京西宾馆治丧办起草组。这时起草组已经有了一个类似悼词的稿子，约五六千字。我对此稿提的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从正面说清问题，肃清流毒；二是感到对晚年活动部分，内容显得单薄，建议充实一些。对于从正面说清问题，我反复考虑，希望写上“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够正常，他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这样的字句；同时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晚年活动要充实的内容，我准备了具体材料。在文字结构上，我考虑把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时他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和他坚韧顽强、从事新的探索结合起来写，以体现向前看的精神。几经推敲，我草拟了一个文字材料交起草组参阅。
我提供起草组参考的书面材料：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粟裕同志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调查研究，并把注意的重心放在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上。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把他完全挤出部队。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返前线。周恩来同志支持他，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北部地区走一走。他在50多天内，沿西北、华北边境走了6000多公里，察看了沿途的地形、工事，直接听取部队指战员的意见。他针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严重歪曲和强大习惯势力的影响，甘冒“四人帮”横行时的极大风险，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军事辩证法，针对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敌我情况，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山地与平原、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科学技术与战略战术、人民战争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辨证关系，研究新的作战方法，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就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调查报告。他说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我军的破坏，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付出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他在因重病退出第一线后，仍然整理过去战争材料，要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流给后人借鉴。充分表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负责精神。）
下午，起草组向治丧办汇报讣告起草情况和内容。他们先谈了他们的稿子；然后叙说我要求增加的内容，并当场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大致情况是：一、对我补充的晚年调查研究一段，觉得内容是很感人的，但讣告不宜文字太多，这些内容可以将来由其他同志写回忆录。二、关键是对在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这一段，究竟写还是不写？竟我力争，治丧办表示先写上，至于写在什么位置仍要推敲。我认为若写得靠后了，同调查研究合为一段，使人误解是在叶帅领导下的这一时段了。我的意见写在任总长那一段后面为宜。他们对“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坚韧顽强”几个提法都不同意，说这不完全符合正面讲的精神，有“对着干”的味道，不好。删去上述用语，改为顾全大局之类的词句。最后归结成三条修改意见。 1、紧接任总长一段，加“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一段时间里，他顾全大局，埋头苦干……”。 2、在“195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创建人之一。”后面，适当充实他晚年的工作活动内容。 3、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讨论至此，我也无可奈何。回家后，晚上，我抱着再一次陈述要求的希望，给杨副主席、张爱萍部长写了一封信。
（我2月8日晚写给杨尚昆副主席、张爱萍部长的信的基本内容是：粟裕同志的这段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他长期采取克制态度，即使在彭德怀同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明确表示绝不利用这个时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期待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获得解决。重病以后，他的心情开始淡薄。杨副主席让我转达打算处理的意见后，他主要心情是平静的，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中央、军委决定在讣告中正面写一下，以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实在出乎我及全家的希望之外。但实际进行中遇到重大困难：1、平反是针对“反”的，不提“反”，只说正，这个矛盾很难解决。2、中央、军委对这个问题究竟打算写到什么程度，治丧办的领导同志没有对起草组作明确指示。3、起草组的同志不了解情况，个别同志根本不认识粟裕同志，他们从文字、结构等等方面考虑得多，不能体会精神，这样必然形成分歧。我本人，作为粟裕同志的亲人、战友，迫切希望中央为粟裕同志所作的最后文件中，对这一冤案的解决有较好的表述，心情是急切的；但我也一直以大局的利益律己。现在经过各方努力，处理意见是在粟裕任总长后面一段写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意志坚韧，无私无畏，埋头苦干，为党工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低的方案了。如果仍然不能通过，我请求将这一公案流交历史。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这封信没有发出）
晚11时许，信还没有送出，军委办公厅李希庚副主任来电话说：“下午讨论通过的稿子拿错了，是另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看了，比下午讨论的那个稿子更好。因时间紧，不送给你看了。”我听了很吃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同时又奇怪为什么不让我看就上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稿子？我表示，如时间太紧，请在上报的同时抄送我一份。李说：“不必要了，不必要了。”于是，这个上送稿我就无从看一眼。我的心中悲愤交加又万般无奈。 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的消息，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场，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中央不同意，认为还是要从正面讲。而且稿子也太长，决定仍用原来的那个短稿子（即一再说已经作废的稿子）。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痛哭。我心急如焚左右为难，觉得要生不得，欲死不能死活都对粟交代不了。活吧，怎能受得住这冤上加曲；死吧，又怎能实现他的遗愿，他临终时我曾发誓要以全部精力来完成他希望整理的材料。痛定思痛，思之又思，我决心再作最后的努力，就毅然立刻赶往张部长处。到达张部长处时，张震、朱云谦两位也在。我不顾冒犯地陈述：
一、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的讣告，是组织上对粟裕同志作出评价的最后一个文件了，现在决定用的这个短稿子，朱云谦同志曾正式告诉过我，那是几个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起草的东西，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二、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你们应考虑到这个讣告发出后的影响。粟裕同志的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中央不给他生前平反，难道把生后的路也要给堵死。三、你们都曾经同粟裕同志一起战斗过，应该说是老战友，大家都会有这一天的。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最后我提议讣告由中央批准的四句评语；粟裕同志的主要任职；本人的意愿三个部分组成，其余什么也不要写。中央有权不给他平反，但不能堵死后路，不让后人讲话。如果一定要用最初那个不成样子的稿子，中央决定了，我们服从，但我们不能同意。我讲完后，张部长表示他们将再研究一下，我逐渐冷静下来，我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2月10日下午，治丧办送来重新起草的讣告传真，并附有张部长批示复印件。张部长批示：“我同意。请送乔石并仲勋同志并电传杨尚昆副主席审定。”“并送楚青同志。”下面是张部长的签名，时间是2月10日10点40分。我含泪代表全家表示同意。这个讣告于今晚电视广播，第二天见报。在粟裕同志病重的晚期，我常想到他身后之事。有时我有一种预感，粟裕同志去世后，可能在治丧中受到新的迫害。但是又想到，我们会照他生前意愿办理后事，不举行任何仪式，不会麻烦任何人，何至于呢？虽然我自以为也作了思想准备，却没有料到事情的经过竟是这样令人痛心。我也一直弄不懂，有些人转了那么多弯子还是要用第一次起草的那个讣告，他们在他生前要冤他，在他去世后还要多方留难，究竟为什么？粟裕同志一生对党对人民尽忠尽责，他生性忠厚。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对他的蒙冤挨整，过去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领悟了。我曾说粟裕同志的悲剧遭遇在于两条：一是战功赫赫；二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战友语重心长地接着说，这两条有一条就够了，何况他有两条！是的，是的，夫复何言！
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顾委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的粟裕同志逝世的讣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讣告的争执终于结束。可是对治丧举不举行仪式却还不一致。粟裕同志生前意愿“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了批准。考虑到我们家人总是要送送他的，同时许多老同志纷纷来家或来电表示，他们要同我们全家一起见粟总最后一面。因此，我同治丧办联系，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灵堂，以便我们家人和希望随同我们一起去的老战友们为粟裕同志送行。治丧办表示同意。但是2月8日上午收到一份关于治丧问题的批件，下午送来一份具体安排，治丧办通知我们：决定在301医院“瞻仰遗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要参加，时间定在2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那不是又举行不是仪式的仪式了吗?我当即提出不同意，指出那样做不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但治丧办坚持要那样办，说那样对去瞻仰遗容的首长们方便些。他们为了首长们方便，不把粟裕同志本人意愿放在眼里，这使我加倍地受刺激。我愤然说，如果哪一位认为不方便就请他不要去!我坚持到八宝山送行；他们坚持在301瞻仰遗容。这件事就僵住了。
晚上，张爱萍部长召见粟戎生，询问原来是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的，怎么又要搞?张部长对戎生说：“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原来说是不搞遗体告别的，怎么有人说又要搞一个?杨副主席才回来，他问我，我不清楚。所以找你来问一问。”戎生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我爸爸去世的当天，在医院里，我妈妈就向中央和军委的首长转达了爸爸的意愿，当时首长们就原则同意了。后来治丧办的同志又通知要在301医院搞一个小型的、内部的遗体告别，时间定在15日下午3点到5点。我妈妈就向他们提出还是在八宝山送行，时间也不要那么长，这样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爸爸的意愿。如果在301那样办，说不是仪式，也是个仪式。但办公室的同志坚持要在30l办，说是对首长方便些。”张部长说：“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又符合你爸爸的意愿。还是按你妈妈的意见办。”
2月12日上午10时，杨尚昆副主席召见戎生，首先对戎生说：“这次报上发表的四个（称号）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在某些方面比彭德怀还高，当然评价彭德怀那个时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刚开始平反。关于1958年的事，你爸爸生前有个愿望，我也答应给他办好，但没有想到他会去世这么快。这件事现在办也还有些阻力，当时批判他很激烈的人有些还在。当时主要是他和几位老帅的关系不好，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有几位老帅的责任。以后慢慢地可以把那次会议的文件收回来，把他写的材料也可以存档。”杨副主席说在讣告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样的话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应从指挥作战方面多写，以突出战将。之后，他问了告别仪式问题。戎生如实汇报了治丧办的安排和我们的不同意见。杨副主席接着说：“我一下火车就找了军办的同志到我家来研究办丧事的问题，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301，他们说为了老同志的身体健康，301有暖气。我说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多穿一点，到八宝山脱个帽行个礼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同意你妈妈的意见，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符合你爸爸的意愿，符合从简的精神。”杨副主席表示，到那天他和中顾委少数人去看一下，还有一些华东、三野的老同志和亲属、友好去看一下，他是一定要去的。杨副主席还说，他问军办的同志关于“批件”的问题，军办同志告诉他是中办的人写的。他批评他们办得太欠考虑，如三叉戟是密封的，不能开门，怎么能行?他再次对戎生说：“这件事还是按你妈妈意见办，这个东西（指“批件”）作废。你妈妈是个老同志了，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他告诉戎生下午3点要来看我，戎生说让我去看他。杨副主席最后说：“不，我应该去的。我下午3点多钟去看她。耀邦同志15号可以赶回来，他也可能会看粟裕同志最后一面，邓主席他回不来，让我表示慰问。下午我去看你妈妈，把这件事最后定下来。”
粟戎生回来后，我立即根据杨副主席对治丧方式的指示写了一个纪要：“中央、中央军委原定在301医院举行内部的、小规模的遗体告别，因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和家属的一再请求，决定不再举行。定于2月15日下午3—4时，由直系亲属、治丧办公室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护灵，前往八宝山火化。不再发讣告。部分生前友好、老战友、老部下一再提出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家属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领导同志指示，这些同志到时可自行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同粟裕同志见最后一面。” 下午3时，戎生陪我到杨副主席处，自然应该我去。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不提为粟裕同志平反的事，让这桩冤案留交历史，任后人评说。我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谈话纲要，包括下列各点：
1、表示感谢之情。 2、说明粟裕同志是在对未来事业满怀必胜信念的心情下离去的。对他自己的问题，在我向他转达了杨副主席的意见后，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我以为他的心情是平静的。这一点请杨副主席放心。 3、我虽为他作过申诉，但没有设想过在他身后再提这件事。杨副主席还想为这件事再作努力我十分感激。人在悲伤的时候容易说过头话，冷静下来觉得这件事实在不必再提了，只要求组织上把他的申诉和我的报告，正式存入档案就可以了。我想我若再用这件事来干扰中央、中央军委，定然不符合粟裕同志的心意了。 4、对于中央的讣告，我们全家一致感谢。党和人民给予粟裕同志很高的评价，而且文字写得朴实，符合他为人的一贯作风。 5、我要为治丧问题说几句。我们一直坚持按粟裕同志意愿办事，从未对治丧办提过违背丧事从简原则的要求。但是治丧办的一些做法令人难解。例如讣告的第一次稿，告诉我是由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一个小时内起草的，已经作废，但却又打印，作为正式稿上呈书记处，并且说我已阅过。又如治丧办集体讨论通过的稿子（这次讨论有我列席），不到半小时就来电话告诉我，讨论时的稿子拿错了，不是原来准备提交讨论的稿子。我要求把这个未经讨论的稿子送给我看再上送，他们推说时间来不及而不同意。我要求在上送的同时送我看一看，他们也不同意。使我至今不知上送的是什么样的稿子。再如，这次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所制造的混乱，有传闻说我们本来说不举行仪式，后来又要举行仪式等。我们本来很伤心，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更感痛心。 6、关于撤骨灰，我是一定要亲自办这件事的。原定派飞机，但大飞机有技术问题，而小飞机我又因身体不能适应。我请求火化后由我们将骨灰先安放在家里，过一段时间我和子女于适当时机分次逐步去一些地区撒放。 7、粟裕同志生前想把自己亲身参加、指挥过的一些战役、战斗材料整理出来，让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留给后人借鉴。他病中，我们协助他整理了一些，最多只占一半，还有约一半以上工作待完成。请求组织上批准我们继续搞下去，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条件。 8、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困难。孩子们在党的培养下都已成长。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请求留用汽车。一切请组织上放心。
到达杨副主席住地，杨副主席及其夫人李伯钊大姐一同会见我们，4时左右我们告辞返回。杨副主席同我谈话约一小时，记要如下： 杨：我应该去看你的，你先来了。上午我不该跟戎生说，让你知道了。 楚：您那样忙，又刚从外地回来，如果您来看我，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杨：还是应该我去看你的，想问一问，看还有什么事。 楚：我向您先汇报一下。（大致如上述准备的提纲，从略） 杨：在我来讲，没有在他很清醒的时候把他1958年的事同他谈清楚，觉得心里有歉意。我应该最后见他一面的。去年4月底我去看他时，他正犯呃逆，很痛苦，没法谈。所以我同你说了“今天不谈了”。当然也还有一点阻力。我本来是想解决得更完满一点。没有想到他去得这样快，这在我心中总是个遗憾。报告存档，还有原来说的文件派人收回、销毁，都是要办的，都可以办到。 关于讣告，四句评语是书记处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点了头。又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也同意。又告诉了秋里，他也同意。他们都同意。当时起草人他们只说还写了他本人的意愿，至于四句评语底下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不清楚。等了几天没有发表消息。到金华时，正下大雪，我打电话问，说还在写。到了上海我又问。到南京时说写出稿子了，其中有一小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如何如何。我和耀邦都认为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我给爱萍打电话说还是从正面讲。爱萍说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稿子。我还说我和耀邦都在南京，你们把全文电传过来，让我们看看，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还问了耀邦，你的意思究竟怎么样?他说，对过去宜粗不宜细，我的意思突出战将、战功，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楚：我向起草组提过这句话，我还说，这不是我说的，是邓主席说过的。 杨：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在中办都知道。苏中七战七捷时就说了。对于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后来他们把稿子的全文电传过来了。我们觉得写得不错。电视广播的那天晚上，南京军区老的聂凤智，现任的向守志、郭林祥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看电视。王必成同志身体不好，不在。他们听了也比较满意。他们问我，能不能发唁电，能不能去人? 我说，当然可以。用单位、军区的名义可以发，用个人的名义也可以发，都可以。老战友要去的，同军委办公厅联系，由他们安排。回来后，听说有个千把人的仪式，我问爱萍，为什么又搞个仪式，这与原定的不合。他们未给我答复。至于在301医院，他们倒说了，是因为怕领导同志受凉。上午你儿子来，谈了经过，给我看了中央批准的治丧安排，我就清楚了。 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治丧安排报告中有这项仪式，对此我一直提不同意见，但说是中央定了。 杨：那个安排是不合适的，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很好，完全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地址就定在八宝山。你们亲属算是一个方面；我们，书记处、中顾委、中央军委的一些老同志，例如姬鹏飞他们，我估计二三十个人，最后告别一下。这部分由军委办公厅通知。 楚：还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一再要求在火化前见最后一面，我想让这些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告别后去。
杨：那可以嘛! 由他们自己去，不发通知，需要车辆由办公厅保障。也不一定在中央同志后面，插在中间也可以。在上海、南京时，一些老同志说要写纪念文章，我告诉他们，你们写嘛! 长短不论。还有陈丕显同志托我转告，他因心脏不好，不能回来，让我代慰问。 楚：他是不应该回来的，保重身体要紧。现在整理粟裕同志回忆和总结战争经验的工作只进行了不到一半，请求组织上批准继续办完。 杨：行! 应该把这件事办完。我跟办公厅交待一下。这个事应该继续下去，对党、对人民是有益的。在广州时他曾给我说过有四五个人在搞的。 楚：那些同志早散了，都是临时抽来的，搞一段就回去了。现在又借了二三个人，住在招待所。这些年由于他生病，我们忙于照顾他的病体；进展很慢。我估计还不足一半，也许还得两年多的时间。 杨：两年搞完了就了不起了。（《粟裕战争回忆录》于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书名。）先由这些同志搞，以后力量不足再解决。撒骨灰问题，三叉戟不行。这是个不懂军事的人写的（指治丧的批件）。这件事过一段时间办，可以。主要看你的身体。现在南方都是雪，如果不用飞机，那就只能局限在几个点了。 楚：就是两件事请杨副主席交代一下：一件是粟裕同志和我为1958年问题写的申诉报告要求存档；一件是还要留下人员整理粟裕同志的材料。 杨：可以，可以。15号以后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很坚强，我也就放心了。你们以后可以来玩，晚上来嘛! 杨副主席的这次接见，李伯钊大姐自始至终参加着；戎生也一直陪同我受接见。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了这件事几次来电话，要我应为粟总办好这件事。我悲愤难言。2月8日下午，他又来电话，要秘书记下他的话转告我，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建议楚青同志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我给郭老简复了一信，只说了粟总生前提出申诉时已报告过陈云同志，这件事只有交付历史了吧。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是为粟裕写悼念文章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问题。当他将文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温和之至，但我预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了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上海人民出版杜组稿编辑《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一书时，收入肖劲光同志这篇文章。楚青向杨副主席面报此文被删情况后，经杨副主席批准才恢复原文。《一代名将》于1986年出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书名。）肖公后来把文章原稿送一份给我作纪念。其情其意至深至长。王必成司令得悉粟裕同志逝世后立刻给我来电话，他对我讲悼念和慰问的话时语言哽咽，显得很伤心，最后又叹又愤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1984年4月，我赴东南诸省撤放粟裕同志的骨灰。到南京后，我去王必成家看望他。我们泪眼对泪跟，沉默了好一回。当时张文碧同志也在座，张说军区通知参加学习，他不能为粟总送行了。王司令一听很生气，瞪着眼对张说，“你敢! 你要去，你必需去! ” 后来他说，下—次中顾委华东组分片会在杭州召开，他要在会上提出粟总这件冤案。”他认为中央对粟总不公平。我为他的耿直深深感动，同时又考虑到他自己也身处逆境，不愿他因此再受委屈。我劝阻他，他不听。我情急了，就说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着想。我希望有一个较为平安的环境来完成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请求他不要提这件事以免反而惹出麻烦。我们双方都很激动、痛苦。大家又沉默了许久，最后他不说话了，似乎默许了我的请求。粟裕蒙冤，内心深表同情的同志极多。但由于压力太大，当年出面仗义执言的，只有肖公劲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我至今还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2月15日下午，我们全家到八宝山为粟裕同志送行，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到八宝山送别粟裕同志。没有发通知，消息却不胫而走，成群成群的人自发涌到八宝山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人固有一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人们心中自有杆秤。 至此，我咽下了一切悲痛，把全部身心专注到整理他的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经历了种种折磨和痛苦，我再也不愿意提1958年的事了。我写下： 独步沙丘，独上层楼，独自思量独自愁。 四十二年过去也，空余遗恨付千秋! 我在家中设立了粟裕同志永久的灵位，香案上方悬挂着他晚年的照片。我们相伴相随。他期待的眼光，给我以力量，鼓励我奋进!
四、 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释文的反复 我曾想对1958年问题不再提它，但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 1986年4月，我不能不又提往事，因为客观上把这件事再次摆到我面前。近来得悉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 （征求意见稿）在“肖克”条目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粟裕”条目中却没有写。这是怎么回事? 我既纳闷又着急，只得求见杨副主席，向他陈诉。 1986年4月23日下午4时40分杨副主席接见了我。谈话记录如下： 楚：我请求杨副主席接见，是为了粟裕同志的问题。粟裕同志逝世后，杨副主席由外地给我打电话，返京后又亲切地接见我，在这两次，杨副主席都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完，本想解决得完满一些，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但他的这件事我还要给他办完。杨副主席的这两次谈话对死者的英灵是极大的慰藉，也是对我极大的安慰。在这两次我都向杨副主席表示：粟裕同志已经离去了，今后我不会再向组织上提这件事了。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单位、地区都在编写党史、军史、人物传记等等，如果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这件事没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将来势必是按留存的档案材料写上历史。最近我看到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其中“肖克”条写了“1958 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粟裕”条中却没有写。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点名批判的，就是粟裕、肖克两位同志，这是当时党内、军内都知道的。现在条目中对肖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裕同志没有提，使我万分震惊和忧虑，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替粟裕同志申诉。杨副主席曾经让我向粟裕同志转述过组织上拟处理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方案，粟裕同志表示过同意，我恳请杨副主席能使这一方案落实；并恳请解决当前的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肖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来干扰杨副主席，很觉不安，但又不得不来。
杨：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来，是应该的。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嘛! 这件事我来办，我把它找出来看看。 楚：这两年我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是相当一部分老战友责难我，没有能在粟裕同志治丧期间，请求中央替粟裕同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他们的责难，我也不便说什么。二是有部分同志，因没有见到中央的平反，便对粟裕同志继续散布流言蜚语。前年我去外地撒骨灰，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对有近百位粟裕同志的老部下自发前往车站迎接粟裕同志的骨灰这件事进行责难。 杨：哦! 有这样的事! 南京军区的领导为什么这样?! 楚：据说是在北京听到了一些什么，我认为就是流言蜚语。说明流毒、影响还是存在的。 杨：有的同志对当时的情况并不了解，对粟裕同志也不了解。 楚：我还报告一件最近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本回忆粟裕同志的书，书名《一代名将》，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书中收入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逝世的次日写的一 篇文章。文中写了这样一段：“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当时因中央决定对1958年的事，在讣告上从正面讲清 问题，领导上审稿时要肖公将这一段内容删去。开始肖公不同意，后来还是按领导要求删去了。我觉得这段史实对粟裕同志，对我们都极为珍贵，而现在离治丧已经两年了，所以我请求肖公，在再发表时把这段内容恢复。肖公同意了。但后来肖公的秘书又提出如果这次写上，是否要给总政写个报告。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怎能再写报告。这些都说明流毒、影响还是存在的。使我很觉伤心。我在杨副主席面前讲一下我内心的话，我同粟裕同志相处几十年，我毫不感情用事地分析过，我认为他是一个老实人、正派人。他对领导同志是很尊敬的，但比较拘谨；对下面的同志较谦和。这可能和他长期工作在作战第一线有关。另方面，他对他分工负责的工作，提意见一贯直言，对某些他认为是重大问题，甚至比较坚持。杨副主席一直在中央，对这一情况是知道的。我想由于他的这一特性，可能引起某些领导的误解，甚至得罪了什么人。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得罪了什么人，也不能因此而使他蒙冤后世。
杨：你的分析有道理。当年要他过长江，他就提了不同意见，主席马上就同意了。我对粟裕同志有了解。我那时在中央，不过不管军委工作。他每次来，都来看我，同我谈谈。 但是，总是有人不能这样看。 楚：我请求杨副主席为他说公道话。我以为只有杨副主席有魄力处理这个问题。 杨：这本书我找来看看。我赞成写。《肖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楚：需不需要我写个报告? 杨：不要，不要，我来办。 楚：太感谢杨副主席了。 杨副主席的谈话使我颇为感动。 1986年4月26日上午，总政周克玉副主任的秘书王登平同志打电话给朱楹同志说：前两天楚青同志向杨副主席反映的两件事，杨副主席让总政研究一下，现将总政意见通知如下： 1、 关于大百科条目的事正在商量。因别人也有类似问题，需统一考虑。 2、关于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文章中毛主席的一段话问题，经军委领导（余秋里主任）同意，可以恢复。请你们直接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 5月3日，姚旭同志来电话说；他听说因杨副主席有批示，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肖克》条目中有关1958年受批判的内容也撤掉了。 5月6日，姚旭同志又来电话说，肖克同志的秘书电话告诉他，总政通知，大百科《肖克》条中不写1958年受批判的事，是因为楚青同志提了意见。姚认为我应向总政问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提出，总政对肖克同志的答复不利于团结。随后，我立即问朱楹同志复核了总政4月26日的电话，并向王登平秘书询问杨副主席批示的内容。王秘书复述了上次的电话通知，并明确答复杨副主席让总政研究，总政让搞条目的同志查一查还有什么人的条目中提到受批判的内容，然后统一考虑。这与总政对肖克同志的答复显然有出入。因王秘书说此事总政尚在研究中，所以我就没有再提出报告。
1987年6月6月晚，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撰稿人金子谷同志与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主任李伟民同志商谈《粟裕》条释文内容。之前，我在去年4月杨副主席接见我后，就把杨副主席同我谈话的内容通报了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主任奚原同志和《粟裕》条撰稿人金子谷同志。奚、金两位都表示有这个精神就好办了。金还告诉我，他已在《粟裕》条加上了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内容，并由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上送总政百科编审室审查。6月初，他们得悉，关于1958年的事，《肖克》条写了，《粟裕》条被删。商谈中李伟民同志认为《粟裕》条中可以加上例如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样的话。障碍在周克玉副主任的秘书王登平传达杨副主席指示是肖、粟都不要写。而奚原同志则说楚青同志说，杨副主席指示肖、粟两人都写，这不一样了。李伟民同志说，《肖克》条之所以又写上，是肖克同志后来又找了杨副主席，有个报告。刘帅条写上是有中央的悼词，当时加不加这句话也有不同意见，最后加上了。《粟裕》条要写上，只要杨副主席那里来个电话。 6月7日，李伟民同志电话告知金子谷同志，他已同原主编周顾问说了。周顾问也同意加上一句。看来现在就缺杨副主席的一句话了。我等待着。 8月31日，又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件事仍未落实。而有消息说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即将正式发排付印。我有些心灰意懒而又不甘心情愿，千思万想，觉得如果就这样了结，实在太对不起粟裕同志了，太对不起关心粟总冤案的广大同志了。我又打起精神作最后的努力。
9月4日我给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肖克同志进行批判，还实际上批了刘帅。粟裕同志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以后中央决定由杨尚昆副主席受理。杨副主席对此案已有指示。1986年4月 23日，我受杨副主席接见，向他报告了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要求写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内容。杨副主席面示：“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现得知军事卷人物分册即将付印，我要求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请告知刘帅、肖克同志条中对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以上务请考虑和答复，不胜感谢。
9月6日，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给我复信，抄录如下：楚青同志： 九月四日来信收到。您所询问军事卷我军人物条目有关情况，简复如下： 一、刘帅和肖克同志条目释文中，关于1958年受批之事，现各写了一句：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的批评 （或批判）。 二、在粟裕同志条目释文中，撰写人金子谷同志鉴于 1958年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并曾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影响很大，故原来亦写有与刘帅、肖克同志相同的内容。我室作为撰写单位，在初审时经过认真研究，完全同意子谷同志的意见，并曾口头向主编单位（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作了说明。后来在审定稿时，该句释文被略去。详情和原因尚不很清楚。 三、您的意见，我们当即转告主编单位，建议在释文中保留“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一句。 您还有什么意见，请随时告知。 此致 敬礼 军事卷编审室 1987年9月6日
接信后，我随即写了—个给杨副主席的报告，全文如下：尊敬的杨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感情不安和痛苦的情况下给您写这份报告的，请恕我对您的干扰。 1986年4月23日下午，您曾接见我，听取我对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的陈诉，和比照《肖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受错误批判”内容的要求。您当时面示：“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来，是应该的。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这件事我来办。”您的面示，使我衷心铭感。 4月26日总政周克玉副主任处的王秘书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已将此事交总政办。总政因还有类似的问题，待统一考虑后再定。但以后再未有过答复。 近日突然得知人物分册即将付印，《肖克》条写了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内容，《粟裕》条仍然没有写。这显然不符合杨副主席的指示。为此，我立即询问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据该室答复，刘帅、肖克同志条都写了这个内容，《粟裕》条撰稿人写了这一内容，但为主编单位删去。对此我感到异常震惊。粟裕同志1958年的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我认为这个精神在《粟裕》条中应有适当的体现。
一、粟裕同志1958年受错误批判是历史事实，也是粟裕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应该写入《粟裕》条中，不应删去。 二、粟裕同志受错误批判一事，在全党全军影响很大，甚至在国外也造成影响。粟裕同志生前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的申诉报告中除陈述了具体事实和理由外，还写到：“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 三、大百科是代表国家和军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将在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粟裕、肖克两位同志，还实际上批了刘帅。这次人物分册中《刘伯承》、《肖克》条都提到1958年受错误批判（或批评）的内容，唯独《粟裕》条不提，相比之下必将造成更坏的影响。 现在该书即将出版，我为此心急如焚。粟裕同志生前已蒙冤二十六年，现在竟要他长久蒙冤后世，这实在太不公道了。我作为粟裕同志的遗孀，不得不再次向您恳切申诉，请求您再次过问，伸张我党一贯的公道对待干部的作风，指示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的内容。 临书惶恐，祈求批示。如蒙赐见更不胜感盼之至! 专此，致 敬礼 楚青谨上 1987年9月 日
写好报告，我打电话给杨副主席办公室，请求杨副主席约见，并打算在杨副主席接见时面呈这份报告。 9月9日，几次请求杨副主席约见都未得答复。今天上午杨副主席的秘书蒋省三同志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实在太忙，责成他先接待我，约定下午6时半在三座门他的办公室面谈。我按时前往。蒋秘书同我一见面就说，我几次求见杨副主席他都向杨副主席报告了。杨副主席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所以交代他先听我谈谈，看我有什么要求。我把事先写好的报告，补上今天的日期，递交给蒋秘书请他转呈杨副主席，并向他扼要介绍了写此报告的缘由和报告中的内容以及杨副主席前几次同我谈话的情况，当前就是要求杨副主席为这件事再讲一句话。蒋接着说：“这件事杨副主席原来具体怎么说的我虽然不知道，但大致情况我还知道一些：肖克同志给杨副主席写了报告，是我们送呈杨副主席的。杨副主席见到肖克同志的报告时说：‘粟裕同志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给总政打过招呼，他的问题解决了’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蒋秘书表示他将把我所谈的分作四层意思，即去年谈话情况；有关部门处理；现在的问题；我的要求，向杨副主席报告。后天（9月11日）前办好，然后电话告诉我办理的情况。最后蒋秘书还说，“这件事你如早告诉我，我早就可以给你办了。”
9月9日下午，奚原同志来电话，谈了他向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报告，明确提出《粟裕》条应写上“1958年因所渭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理由有四：1、1958年对粟裕等同志的那次批判，许多老同志屡有反映，现在只要在《粟裕》条上写上一句，就了了此案。2、根据楚青同志来信，杨副主席早有面示，领导上的精神是清楚的。3、粟裕同志 1958年受错误批判，曾传达到军内团以上干部和许多地方干部，影响面较大，写上一句有利于消除种种传闻。4、当时肖克、粟裕同志受批判，刘帅也受批评，现在《刘伯承》、《肖克》条写了，独独《粟裕》条不写，矛盾太突出了，发行后必然引起种种反响以致责询，将难以回答。
9月10日下午6时，我电话询问蒋秘书进展情况，蒋答复已报告首长了，定在明天上午军委常务会议上讨论。 1987年9月12日上午9点15分，杨副主席处蒋省三秘书来电话，正式通知我：1987年9月11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蒋秘书还说杨副主席说：“我已费了很大劲，这件事只能办成这样了。” （注：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已写(粟裕)“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前后经过30年，粟裕这件冤案、错案才算有了一个文字的结果。而我已是精疲力尽，感慨万千，欲哭无泪了。
补叙—段插曲： 198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为肖望东同志平反的中发（ 1987 )92号文件，其中引用了粟裕同志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违心检讨的内容。我是到7月中旬才得知此事的。当即写了一份申诉报告，分呈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总政余秋里主任，并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请求主持公道，予以审批澄清。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申诉报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发( 1987 )92号文件批复同意的中组部、总政《关于原淮南军区主力北撤问题》的复查报告( 1987年4月15日 )，是对原华中分局1946年12月 23日《关于淮南路东工作的决定》的复查报告。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责任问题，1958年7月14日粟裕同志，( 原华中军区副司令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淮南失守问题谈到：‘淮南迅速被敌人占领，与我强调苏中地区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观念，没有早作部署也有很大关系，但我却把责任推到肖望东同志身上’。” 对此，我提出如下申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是已经不存在的了。依据如下： 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进行错误批判，粟裕同志在党内民主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1979年10月9日，粟裕同志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要求平反，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1983年2月2日军委杨副主席召见楚青，要楚青向粟裕同志转述有关处理申诉的三点指示： 1、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 2、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 3、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材料全部收回，销毁；派专人执行。 楚青原原本本向粟裕同志转述后，粟裕同志表示同意。楚青同志已据此如实报告了杨副主席。
二、1986年10月16日，中央为刘伯承同志所作的悼词中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作了正式评论：“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 但是，在复查报告中竟然引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违心检查的内容，而且是在粟裕同志已经不在人世，失去发言权的情况下引用。如此做法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使粟裕同志再次蒙冤。 为此，我特提出申诉，要求更正该报告有关内容。 专此谨呈杨副主席（余主任） 楚青谨上 1987年7月20日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
报告虽然送出，但我估计组织上不会听取我的申诉更正文件中的错误。而我也只想在有关单位留下一份历史档案。我的报告得到了杨副主席的关注，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批交张震同志阅办。张震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报告，他把草稿给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这件事与粟裕同志没有关系， 1958年粟裕同志是被迫作的违心检讨，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当时是谭震林同志力主给肖望东处分；若讲责任应该还是由一级党委负责等等。后来我问过杨副主席办公室，领导上对报告如何处理? 答复是杨副主席表示找个机会议论一下。
1987年10月31日上午，张震同志来雨儿胡同传达杨副主席指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的事，在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已经写上了，这件事就结束了。肖望东同志受处分确实不是粟裕的责任，但文件已经发了，而且范围很小，是否就不再处理更正了。张震同志说，杨副主席让他来传达并让他做做我的工作。我对杨副主席受理我的申诉内心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当按杨副主席指示办，请杨副主席放心。
1987年11月1日，总政组织部来了一位处长和另一位同志，向我解释说，他们引用粟总的话，没有重提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意思。我对他们的解释甚不满意。为了尊重杨副主席的指示，我指出他们这样行文、处理，在为一个同志平反时又冤屈另一个同志，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至于如何具体处理，由组织上决定。不论如何处理，希望把我的申诉存档。那位处长表示，我的话他们认真作了记录，回去汇报，申诉报告一定会存档的。这样，这件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1987年，几经周折，最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即使这淡淡的一句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历经沧桑，我对粟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只坚信他自己说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五、南京六位老同志的报告和军委再受理 1993年11月17日。昨天收到谭肇之同志11月13日来信，说他和金冶、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人联名向军委写了一个旨在为粟总“平冤狱”恢复名誉，“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附来报告的复印件 )。傅奎清同志热心支持帮助，由他致信总政于永波主任转呈军委。据间接了解，于主任已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读后悲思难禁，感慨万千。 这些年来，我的哀思转为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编《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平衡自己的心态。 他们的报告会有什么结果虽难于预料，但他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令人由衷敬佩，并温暖了我已经冷漠的心和绽出了一线希望。 今天复信肇之同志，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同志的建议报告如下：
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于永波主任并请转呈军委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 我们是原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的老战士，过去一直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首长领导、指挥下，转战在大江南北和苏鲁豫皖各地。离休后现在南京安家。但至今仍然崇敬着、怀念着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和卓越功勋的陈、粟、谭这些华野好司令、好政委! 金冶、周蔚昌、谭肇之等同志参加了南京地区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1991年5月曾去北京，参加由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联合主持召开的“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听取了张震同志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学习了他发表的论文《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作战的典范》。我们结合平时的粟裕军事思想研究，还认真学习了《粟裕军事文集》、《粟裕战争回忆录》以及新华出版社《名将粟裕》中刊登的张震同志的《一代名将，功垂青史》，杨尚昆同志的《学习粟裕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张爱萍同志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代名将》中肖劲光同志的《悼念粟裕同志》等等，深受启发教育。对于粟裕同志从南昌起义伊始，在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中先后六次负伤，有的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未能取出，但仍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又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不断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战功，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我们怀着深深的崇敬心情。
张震同志这位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在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中，与栗裕同志朝夕相处，共历艰辛并分享欢乐的亲密战友—，着重在纪念文章中记述了粟裕同志虽屡建战功，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列举了他在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时“两让司令”，请求仍任副职的经历，在华东地区一些老同志中一直传为美谈。张爱萍同志在粟裕将军逝世当天，写下了“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
可是，这样一位历经无数事实证明“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在我党1957年开始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却被无辜地蒙上了不白之冤。在这次有军队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既对主持我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又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批判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同志。其理由，据说是因为粟裕在一次会见苏军一位领导人时，曾询及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原意本来是想为总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总参谋部工作条例和各部起草工作细则时用作参考，岂不料为此竟惹出了大祸。这在以“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为主题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被人说成是什么企图摆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的领导，因而也就是犯了谋求争权夺利私欲的“个人主义错误”，等等。
当时除了严肃的思想批判以外，还有严格的组织处理。1958年8月3l日，粟裕被免去已任职四年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一个1958年3月15月宣布成立的新单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个成立仅有半年的军事科学院，除了已公布叶剑英同志任院长兼政委外，还公布了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三人为副院长。粟裕同志去后没有多少事干。论时机，又正值海湾地区爆发伊拉克革命，美军登陆黎巴嫩，而我国为了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正在筹划和实施金门炮战过程中。此时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突然免职并调任这样的工作，事出意外，不能不在我国、我军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小的震动和不良的影响。我们南京地区的新四军老战土中，金冶、周蔚昌等同志那时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谭肇之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其他一些人则在所在单位听取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传达报告，大家对粟裕同志因所谓“个人主义错误”蒙受批判都深感意外。
粟裕同志是一个宽宏大度，不计个人名利，并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人。此后，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仍坚持认真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多次写出很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并针对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报告和论著。晚年他虽疾病缠身，仍精心撰写战争回忆录，认真总结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以有利于教育后人、造福后世。
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因对国内经济形势上的严重问题直言无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粟裕同志此时不计个人恩怨，不图落井下石，不去利用这一“良机”去要求为彭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召开会议对他所作错误批判“翻案”。在十年动乱中，栗裕同志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对刚调往北京工作的张震同志说：“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主持工作。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见张震同志《一代名将，功垂青史》一文 ) 张震同志在文中还说：“他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神情，使我至今难忘”。
此时粟裕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在处境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抵制这帮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恶阴谋和干扰破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和促进了他所分管的国防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当陈丕显、钟期光等新四军老战友遭受政治迫害、身陷逆境时，本身正遭“炮轰”的粟裕同志又冒着风险去探望他们，帮他们说公道话，并设法将被诬陷为“反革命”的他们的子女安排适当出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操。 据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原来安置在刘伯承、肖克等同志头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帽子，至今巳经摘除。可是，在1958年同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安置到粟裕同志头上的“个人主义”帽子，至今却仍然存在，未能纠正。这不能不使我们许多新四军和华野部队的老战士引以为憾。
粟裕同志是湖南省会同县人，1907年8月10日出生， 1984年2月5日逝世。到1994年2月，将是他逝世十周年。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 粟裕同志长期工作、 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跟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肖劲光同志生前在纪念文章《悼念粟裕同志》中已经提到：“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同志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见《一代名将》第14页 ) 这次会议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 ( 粟裕夫人 ) 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文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文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 (明年2月5日)， 请一位军委的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激党。
纪念会或座谈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如军委确定在南京召开，请通知南京军区及早着手准备。如有需要，我们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可应邀积极参加。 以上建议，仅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和华野部队老战士、栗裕同志老部下的迫切心愿。未知当否? 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早日斟酌审定。 建议人：南京军区离休干部 金 冶 谭肇之 秦叔瑾 黄野松 黄亦凡(执笔) 1993年10月28日于南京
傅奎清同志致总政于永波主任的信于主任： 你好! 金冶、谭肇之等五同志，向你并报呈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写了一个建议的报告。他们怕你对这五位同志不大熟悉，要我同时给你写封信介绍一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期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对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较深，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栗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详情请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报告。 祝你健康! 敬礼 傅奎清 11月1日于南京
11月18日接到徐充同志15日来信。24日同孙克骥政委通电话。他们都说到了这件事。结果会怎样，我想只能待来日分晓。若军委再次受理，自然是盼望的；如果不能解决，也不感意外。过去多次都说要解决，甚至说代表中央跟粟谈话，最终也没有实现。反正我经受的折磨已够多了，再怎么样也受得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希望，自当尽力争取。不过自己内心里灰心的成分多一点，也看得淡一点。历史总是历史，粟总一生的革命实践摆在那里，不是某一次会议能够否定的。 11月27日，南京吴克斌来电话，说总政郭得河同志向他了解南京军区五位老同志要求为粟总平反的有关情况，郭是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副主任，受命就1958年粟总受错误批判问题调查研究。我 ( 吴 ) 介绍他向朱楹同志了解和采访你 ( 楚 )，并把朱楹和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随后，郭副主任即来电话同我联系。我问他领导上对报告批示的内容，他说，军委领导批示：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他表示要向朱楹和我了解情况。我请他先找朱楹，朱楹因病住在301医院。他下午就去医院找朱。晚上朱楹电话告知我，他们去了二人，态度较好，还要采访我。 11月28日，电话告知郭得河同志，向他们表示我愿意配合他们调查，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约定明日下午来家里面谈。粟总蒙冤三十五年，他本人和我都申诉过，中央领导也批示要解决，曾经看到平反在望，不料后来不了了之。他抱憾而终，我把痛苦埋在心里。但我总盼着有朝一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还他一个清白。
11月29日，按昨天的约定，郭得河、李翔两同志于下午2点45分来雨儿胡同。郭先说他对粟总很崇敬，接着说明了来意和总政领导交给他们承办的经过，又说他们写了一个倾向应该予以解决的意见，用总政办公厅名义上报军委办公厅。军办送呈军委刘华清、张震两副主席。刘副主席划了圈。张副主席批示要军办查阅档案，1958年的事交他们调查。他们是抱着把问题得到解决的真诚愿望来找我谈的。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把1958年的冤案和从 1979年开始申诉，虽经中央领导批示要解决，但石沉大海，粟抱憾重病，并因行政事故而去世，以及讣告、治丧问题，肖劲光文章、大百科条目的周折，撤骨灰情况，为肖望东平反却又再次嫁冤于粟裕等等，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听后表示，绝对不能想象如粟裕同志这样的人平反竟如此困难，都说该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1958年批判粟裕是公认的冤案，但就是得不到平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该问谁呢?老天该知道其原因吧! 他们临走借去五份材料，打了借条。
12月5日、12日，两次打电话给郭得河同志，询问进展情况和借去的材料复印了没有，若材料已复印请退回原件，并告知他朱楹同志已出院。郭说：材料已复印好，原件于13日亲自送回，送材料时说一下有关情况，暂不找朱楹同志。 13日上午8时半，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因忙，自己不能来了。材料密封派人送来。8时45分来人送回材料，我退回借条，并附信嘱“事情的结果，请按常例告诉我一下”。 12月25日、27日，郭副主任多次来电话，一是找《一代名将》、《名将粟裕》二书和“中央讣告”；二是询问几件事的具体细节，如聂帅对粟总向他汇报申诉表态时有无秘书在场，粟总到徐帅处的准确日期，张爱萍部长那份治丧意见的电话记录的来处等；三是要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写个回忆材料。我都一一回答和照办了。郭派人于25日取去两本书和内有“中央讣告”的剪报本 ( 我将当年报载粟裕同志逝世治丧的报导剪贴成册，题名《深切悼念粟裕同志》)，30日取去我写的《中央领导对粟裕同志对1958年问题指示、批示追忆》。31日朱楹同志也按郭的要求整理了一份《有关粟裕同志1958年问题申诉的几点回 忆》。
1994年1月15日，下午3点25分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请他将《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报本送还。郭说不日即让人送回，接着说这次他们费了很大劲把一些领导人如耀邦同志、丕显同志等以及一些人对粟的评价都找出来了，很费一番工夫，写了报告，上报总政党委。他们认为问题应该解决，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句话—带而过。部领导也支持这个意见，而且认为应该用个适当方式郑重处理一下。他还说本想将搜集整理的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但觉得不妥，怕我看了生气，有些人的一些话实在太不像样。
1月23日下午5时45分，打电话到郭副主任家里，他爱人周同志接的，说郭到军委办公厅加班去了。并告诉我说，郭的报告已工工整整誊抄，原定前天向于主任报告，后因于主任太忙改为送呈签阅，于主任签阅后就看军委张震副主席如何批了。看来这次事情进行得较顺利，据他们说，就为了一点小事，粟总受彭、聂元帅批判，后来多次说要解决，就是不能落实。使粟总遗憾地离开人世，实在可叹和不可思议。 2月1日上午，奚原同志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他谈起1984年治丧时写讣告的情况，当时对在讣告或生平中写不写1958年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句子，—种意见写上，一种意见不同意。请示后得到的回答是不能用死人压活人，于是就写不成了。
2月3日中午，南京吴克斌来电话：郭得河同志同他联系，告知他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几位老同志的建议报告都很重视，作了批示，一致认为应解决。并说张副主席态度很积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因当年未作文字决定；“文革”中许多受冤的人的平反也未作文字决定。赶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我问文章由谁起草? 吴答：估计还是由郭得河他们起草，因郭在电话中说将来写文章还得找你们帮忙。 2月4日，在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几位老同志发起在雨儿胡同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好几位八十以上高龄的粟总当年的老战友，冒着严寒来参加，尤其令人感动。随着时光的流逝，粟总的形象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减弱，而是更加清晰、明亮。粟总的一生有光彩照人的不朽画卷，也有蒙冤受屈韵漫长岁月。他对自己的贡献总是功高不居，而对所受委屈则极为克制。他以充满自信和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宜称：“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我和大家都坚信他这句肺腑之言。今天的这个座谈会虽然规模是小的，发言又受时间所限，但与会同志们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而且我感到这种感情是代表了许许多多未出席会议的同志的感情的。
2月5日上午11时，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说到军办到中办调阅有关粟总 1958年问题的申诉档案，他说这件事他本来并不清楚，只听到一些传闻，这次看到档案才知道一些，问我现在问题解决没有？当年邓小平同志是总书记，这件事与他有关系吗? 我简略地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原委，并说小平同志是那次会议的领导小组组长，但他表示同意解决，这是叶帅亲自告诉栗总的。据悉现在决定通过军委领导同志写一篇文章来解决。我希望这篇文章要明确说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也许这是我的奢望。我又说难得见到你，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还希望文章写好后能给我看一下。庆红同志表示一定把我的两点希望向扛总书记反映，文章是应该给我看的。他说这件事虽不归他管，但他会关心的。
2月5日下午4时半，张震副主席偕夫人马龄松同志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我向张副主席报告了南京有几位老同志写报告给军委领导要求给粟裕同志“正名”和总政宣传部编研室一位副主任向我调查粟总1958年受错误批评的事。以及得悉要用写文章的方法解决这件事，希望在文章中写上粟总受到错误批判，强加给他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的话。 张副主席说，有这件事，他知道。1958年的会议他投有参加。大家都知道粟总是冤枉的。他说，粟总见到他时从来不谈此事，他也不谈，能说什么呢? 这次看了总政报告和档案，才清楚—些。
我对那次会议情况更不清楚。粟总对我也不谈。他去世后，别人都以为我保存有他的有关那次会议的材料，但我找遍了他的东西，竟然什么都没有留。从张副主席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指责粟的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粟以总参名义下发了两个文件，未经过国防部，即所谓“争权”；二是军委要总参起草国防部和总参的职责条例，粟向苏联同志询问了苏方是如何分工的，就被说成“里通外国”；还有一件张副主席一时想不起来了。至于聂帅受毛主席批评则与粟根本没有关系，却也把账记在粟头上。当时聂代总长，粟为副总长，张震同志任作战部长。聂交代张说：“主席很忙，你们不要干扰他，凡有报告报主席必须经过我，我认为送就送，否则不能送。”以后毛主席大为震怒，说是聂封锁他，把少奇、朱老总等都找来一起开会批聂。毛主席说：中央的材料是十个莱，吃都吃不完，军队却没有材料，想饿死我们啊! 少奇责问张，李涛 ( 前总参作战部长 ) 在时经常送材料，你为何不送? 张只得把责任担起来说：“怕你们太忙。”朱老总说：“我看不过来，有军事秘书看嘛!”当时毛主席脾气很大，要撤聂的职。这被说成是“告阴状”。粟当总长时，彭为国防部长，粟的工作真太难，开始一段还好，后来黄克诚来任副总长，黄同彭私交很好。黄虽是副总长却是军委秘书长。遇到事情总长得向副总长请示，很不正常。毛主席要求粟有事向他报告，粟每周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一次，彭对此大发脾气。粟觉得不给毛主席报告又不行，于是写报告就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又大骂，说我又不是通信员。粟经常挨彭的骂，有一次张看到粟伏在桌上哭。后来粟怕到彭那里去，结果越怕越挨骂。1958年有人写大字报说将帅不和，把责任推在粟身上。
我对张副主席说，粟总现在已经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样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是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的话，以告慰他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打算写一篇文章解决这件事，本来在粟总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来不及了，现在要专虑发表的时机。 2月6日上午，张震同志的儿子海阳来看我。我对他说，昨天你爸妈回去后我又想过，发表文章今年就是一个好时机，今年是粟总逝世十周年，不一定限于2月5日，任何一天都可以发表。我托海阳把我这一想法报告他爸爸，希望文章能尽早发表。
2月15日上午，我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索要 《 深切悼念粟裕同志 》剪报本。他说本子他保存得很好，因领导随时要调阅材料，暂时放在他处，绝不会丢失。接着说总政已将报告上报军委，两位副主席都作了批示，要解决粟总1958年的问题，因1981年中央有个文件，决定以后不再发平反文件，刘帅的问题也是在悼词上写的，故方式决定写篇文章。文章有正面评价，评价参照中央发的讣告，然后把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问题写清楚。我说2月5日张副主席来我家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我乘此机会向张副主席报告：如果要写文章，要求写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所谓‘个人主义’对粟裕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写文章也没有意义了。治丧时争的就是这一句话。郭说他们查问了大百科人物条目中为何没有写“个人主义”，据当时的同志说，大百科为学术性辞书，决定不写政治问题，教条主义属观点性质，且那次会议也以反教条主义为标志。同时也觉得写个人主义会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后辈人觉得怎么粟总还有个人主义问题，影响栗总的威信。那是当时军委常务会议决定的。问我觉得要写“个人主义”吗? 我说是的，而且不能只说“不公正的批评”，应写“错误的批判”。不良影响事实上是存在的，因为大量的档案存在那里，后人总会研究的。他说他们会把问题写清楚的。我又说到时机，希望能尽快解决。他说总想找个有纪念意义的时机。我说清明节也可，他说清明节来不及。又说5月孟良崮战役，6月豫东战役，还有济南战役、淮海战役，8月粟总诞辰都是有意义的，他们一定尽量把这个问题写好。我说关键就在于你们怎么写了。并说拜托了。
2月16日上午，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电话告诉我，他向江总书记说了我希望那篇文章由总书记署名的事，江总书记说：“我那时不在军队工作，两位副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由他们写好，由我写反而不好。”曾还说，得到总书记的同意，他向总政于永波主任问了问有关情况。永波同志说：南京军区几位老同志给军委写了个报告，要求解决粟总 1958年的问题。军委领导批总政办。我们研究了有关材料后认为应该解决一下，给军委写了报告。解决方式是由军委一位副主席写篇文章，文章中写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后就转到他顾全大局，仍然尽力为党工作，而不涉及具体事。正面评价，参照中央1984年所发讣告。文章决定由南京军区负责写，最后由这里把关。庆红同志接着说，文章是否同楚青同志见见面，听取一下她的意见。永波同志回答，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我表示不同意他们写“不公正的批判”，要求写“错误的批判”。曾说文章会先同我见面的。随后我给南京吴克斌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文章将交南京军区起草，请关心一下，其实这件事要解决也就是几句话的问题。我希望文章中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所谓个人主义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诬蔑不实之词”这句话。
16日下午给郭得河同志电话，提出我认为解决问题也就是落实到一句话的问题，所以我对这句话的措辞十分关心。我要求用受到“错误的批判”而不能用“不公正的批判”。他作了解释，我说了理由，他表示他们会很好考虑的。 2月18日下午2时半，按昨天的约定，总政宣传部毕副部长和郭得河同志来雨儿胡同看我。寒暄和说了他们承办经过后，毕副部长说，这次他们调阅了有关材料，才知道粟总受到那样大的委屈。他们的意见是应该进一步解决一下。从材料中看到，对粟总和我的申诉报告，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是明确的。总政党委也研究讨论过。华楠同志发言非常鲜明，档案中还有“关于1958年粟裕同志受错误批判的平反决定”这个目录，但查不到内容，只有一个标题。毕副部长随后介绍了这次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前天于永波主任向曾庆红主任说的那个方案。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简要追溯了粟总蒙冤、申诉、逝世和治丧、讣告、大百科条目释文等情况。同时细述了之所以要求在文章中写“错误的批判”不同意写“不公正的批判”的具体理由。 (不久前有一天，原总政副主任华楠同志到雨儿胡同看我，得悉粟裕同志沉冤至今未雪，不胜惊讶。他说：“不早就解决了吗!”他说他在位时亲自参加了1980年5月的总政党委会，会议明确决定为粟裕同志平反，所以他原以为问题早巳解决了。华楠同志的这次来访，为进一步查明有关档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几天我一直考虑这篇文章的关键用语，现在到了关键时刻。2月25日上午，我把18日向毕副部长谈的意见和要求归纳了一下，给张副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尊敬的张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急切的心情下向您写这份报告的。2月18日下午，总政宣传部毕副部长向我通报，中央军委已决定由一位副主席写一篇文章，进一步解决粟裕同志1958年的冤案。文章的写法考虑正面评价参照1984年中央为粟裕同志逝世所发讣告，冤案部分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句话。 我对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解决粟总冤案衷心感谢！但对毕副部长告知的所拟措辞有如下申诉： 我认为既然是以写文章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何措辞就成了关键。我要求在这篇文章上明确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这句话，而不同意写“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当年对粟裕同志的批判，强加的帽子都是敌我性质的，如“反党反领导”、“里通外国”、“极端个人主义”等，这种性质的批判，难道还不是错误的吗? 如果使用“不公正”这个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那次会议重点批判了两个人，一是粟裕，一是肖克。对肖克同志一直是使用的“错误的批判”，如果对粟裕同志使用“不公正的批判”，两者的差异，必将加重对粟裕同志的误解。
三、更为重要的是经1987年9月11日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已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条目《粟裕》条中写上了“受到错误的批评”’。尽管“批评”二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毕竟明确写了“错误”两个字。大百科已在国内外发行，考虑到即将发表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是大百科无法比拟的，如果在措辞上出现这样的退步，必然被认为是对大百科的更正，势将使粟裕同志受到新的委屈，从而使进一步解决问题的目的落空。 为此，我非常焦虑，特此向您申诉，恳切祈望能在您的关注下，使这件延续了三十六年的冤案得到合理的解决。 以上申诉，恳请予以批示! 此致敬礼 楚青上 1994年2月25日
下午3时半，去晋见张副主席，当面向他致谢并送呈报告。张副主席说毕副部长已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了。文章已经要南京军区起草了，定稿是北京。待南京起草后送来再改吧。我说我是希望现在能告知南京军区改一改，因为这个不同的词会影响文章的整个基调。我对呈送的报告略作了些说明。以后转入闲谈。又说起 1958年的事，大致与2月5日所谈差不多。说到粟受不了彭的脾气，他的自尊心很强。我说粟是悲剧人物。他说，不能这样说，他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又说粟青壮年战争紧张，操劳过度，后期压抑太厉害，环境都不好，在总参、在军科环境都不好。 3月7日，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那天毕副部长回来后已将你提的三条意见 ( 即：用“受到错误的批判”；军事上从战略思想、战略性建议上评价；文章写好后经你阅看 ) 写报告给于主任，于主任将报告上送张副主席，张副主席批示同意这三条意见，又送刘华清副主席，刘副主席也同意，为此，我们已通知南京军区。”
同日，吴克斌同志受南京军区文章起草组李德平同志委托，听取我对文章写法的意见，我谈了以下意见： 一、1958年问题是对粟的全面否定，流毒影响及于全军全国，至今犹存。故文章应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粟作公正的全面评价；二是旗帜鲜明，起到拨乱反正作用。文章长短关系不大，倾向于鲜明、精炼，并富于感情。 二、全面评价方面，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军事家、战略家水平，肯定他战略家的地位 ( 见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郭化若《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一文 )，军事上包括以下方面：1、赫赫战功；2、战略思想及战略性建议；3、推进解放战争进程；4、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重要贡献，构成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品德方面是文章重要部分，应适当增加具体内容，突出的一是从不居功自傲、功高不居，两让司令；二是在受错误批判后的态度极为克制，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具体品德可考虑增坚韧不拔和艰苦朴素。四、对建国后总参和军科两段要有评价：对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军事科学研究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从更高的角度进行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战争的探讨，其军事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理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在军内党内坚持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提出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要学习和运用军事辩证法。
3月9日下午4时半，毕副部长和郭副主任来301医院看我，我谈了对文章的要求，主要是：一、希望达到两个目的，即全面评价和拨乱反正。二、精炼、鲜明和评价有针对性，基本内容大致如前日对吴克斌所谈。 3月26日，黄亦凡同志送来南京起草的文稿，我就该稿作了多处修改增补，以供参考。 4月7日，黄亦凡同志到南京军区招待所来看我。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他们的正义和勇气。说实在的，我知道，对粟总的受冤内心不平和同情的同志确实很多，但敢于仗义执言的却很少。 我这次路过南京，是应邀到海安参加为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而举行的“粟裕与苏中”研讨会。老区人民对粟裕同志始终念念不忘情深潭水。我过去并不认识黄亦凡同志，这是第一次见面。我同他长谈了粟总的一生，他的辉煌和坎坷和他蒙冤、申诉、逝世等遭遇以及我这些年的辛酸。对南京起草的文稿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请他考虑是不是先同向军委写报告的几位老同志一起斟酌一下，要不要向起草文稿的同志反映反映，供他们参考修改。
6月21日上午，郭得河同志来雨儿胡同听取我对《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的意见。从9点半交谈到11点。我谈了三条主要意见和十点文字表述看法。第一条意见是希望写上“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历史的失误。这也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看法。”没有后面这两句话，别人看文章体会不到平反的用意。人们看了还不知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纪念文章不少了，张副主席也写了好几篇了。第二条意见觉得文章的第一段写得不太理想，主要是缺少对他在总参期间的评价。似乎只讲战争年代，不完整。这一段实际上是导语，提导全文，应全一点。可先概括他战争年代的功绩，其次是对现代化国防建设中的贡献，再次是个人品德。粟总在总参工作期间，正值建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现代化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第三条意见是请于发表文章的同时，由新华社发一个简短的消息。说军委某副主席撰文，怀念粟裕同志。消息中点出上面为他平反的一段话，这样可以使他当年的老部下都知道。因为现在很多老同志已没订解放军报了，许多同志到地方上去了。
郭表示对第一条那一段话他回去再考虑，设想如何措辞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团结。对其余部分和文字表述意见都记下，表示很好。郭还说到粟老总的功劳实在太大，功高遭忌嘛，这是几千年来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对上，还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其他，他带部队是治军从严，这就难免不得罪人，你对他从严，他就心怀不满。从同郭的谈话中了解到，1980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开会讨论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华楠同志首先发言，认为对会议的评价和为批评错了的同志平反分两步走，先解决人的问题。韦国清主任作总结是同意的。会议明确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该给予平反，并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对粟裕同志的平反决定已经写好了。但郭得河同志查到了会议记录，查到了档案目录，也查到了其他档案，唯独找不到这份决定。最后，在军纪委帮助下，终于在甘渭汉副主任的个人公文包中找到了。甘副主任已过世，当年他为什么放在自己的公文包中不拿出来，是受到何种影响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现在也无从猜测，这成了一个谜。
1994年10月15日，这三四个月中，为文章事，郭得河同志、总政宣传部赵部长，或来我家或通电话又作了多次商讨。赵部长说现任的军委领导人和总政领导人对解决粟总的问题都是热心的。今天上午，郭得河同志电话告诉我，总政党委已通过这篇文章了，已于10日上报军委。张副主席出差厦门，20日可回来，回来即可讨论，估计今年发表总没有问题。 11月2日至17日，多次与张副主席处邓秘书和中办曾主任通电话，了解到文章已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委江泽民主席。中央党研室经专家审阅后认为 “事实准确，评语恰当”。文章决定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
1994年12月7日下午4点45分，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来电话告诉我：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已经批发了。总书记让他打电话告诉我，并要我多保重。我请他向总书记转达，我并代表我全家，还代表地下的粟总向总书记表示衷心的感谢。这说明我们党不愧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曾主任说，实事求是嘛! ( 据悉江主席在审批过程中还有人对江主席施加影响，企图阻挠。可见当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响之大。) 我再次请他务必向总书记转达谢意。我相信许多当年同粟总共同战斗的战友们也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12月15日下午3点30分，总政宣传部秦怀保副部长、编研室郭得河副主任来我家，出示最后定稿的文章，上附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批示。并告知文章定于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并附发粟的两张照片；一张为任总长时视察部队训练，一张为豫东战役在前线指挥所。并由他们交代新闻联播中播发两位副主席发表纪念粟总文章的消息。 1994年12月25日，从1979年10月粟裕同志提出申诉起，盼望了十五年之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天，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文章，经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发，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这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同志平反的文件。文章除了对粟裕同志的革命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同志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历史是公正的，也是不可返回的。历史的失误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损失已成为历史。毋庸讳言，这既是粟裕同志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人民的悲剧。人们的思维定势也是不易改变的，悲剧是人为的，被神化了的人，在某些人心目中宁愿他始终是神。（完）
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 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