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原始认为：“纵观百年来的中国领袖，袁世凯应该算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少、干实事最多的一位。”而数一数他被指责最多的几件事：戊戌告密，史家多已否定；21条，他尽力拒绝了其中最凶残的七条，悲愤地签订了其它14条城下之盟；称帝是他的污点，但他并没有打算搞家天下……



原始夫妇在加拿大

◆高伐林


　　定居加拿大的袁世凯曾孙、画家原始（原名叫袁缉燕），作品参加过在北京、香港、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的画展，中国《美术》杂志刊登专文做过介绍。在香港1991年“中国现代绘画展”上，他的《牡丹》获得一等奖。他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他本人的艺术历程和创作个性，而不是将他只当成袁氏家族中的一员。
　　不过，原始承认，他和袁氏家族成员的命运，确实又受到这位著名先辈的极大影响。他的家族的命运，正是中国社会百年走向的一个缩影。

家族成员纪念，谢绝媒体参加

　　2009年9月16日，是袁世凯诞辰150周年，袁氏后人集中到河南项城，在家族成员内部举行研讨、纪念活动，“谢绝媒体参加”。这反而引起了我对袁氏家族的兴趣，与原始多次就此问题漫谈。
　　袁世凯的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这17个儿子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第四代就更加枝叶繁茂。原始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对于家族源流，成员情况，他远不如著有《项城袁氏家传》的王忠和、著有《袁世凯家族》的张永久等人掌握得全面，“你问我现在袁世凯的后人有多少，我说不清”。
　　袁世凯后人散布于海内外。原始告诉我，他哥哥袁萌临育有一儿一女，都在美国，儿子袁启禾现担任欧洲一家公司驻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经常往返于欧、美和中国。
　　与其他名门望族相似，袁氏宗族也代代传家训、续家谱。原始说他小时候还见过家训，一直放在家里，但“文革”抄家之后就再没见着了。而家谱更是从一解放就被扫得差不多，只听说在袁氏老家河南项城，有族人保存并整理家谱。旅美物理学家袁家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回河南项城时，提议过“续家谱”，但后来不了了之。原始还得知，在纽约一所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姑姑袁家淦，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中英文对照的袁氏家谱，供美国学者和研究部门参考。

袁克定晚年淡定无人企及

　　原始没有为亲者讳：“对于袁世凯称帝，应该说我爷爷袁克定是有责任的。而且，他封建思想严重，对弟弟妹妹总是摆出‘长兄如父’的架势，所以与弟妹关系都不融洽。他鼓动父亲称帝，大错特错，兄弟也都不满意他。他对子女更是摆足了家长威严——爷爷端坐在椅子上，我父母不能坐，站在旁边。他说什么话，我父亲都只说‘是’，我从没有看见他们对他表示过不同意见。”
　　但是原始又说，“抗战时日本人请他出山，他拒绝了给他的官职——我听长辈说过，当时还是有很大风险的，日本的便衣队将他监视起来，他要出门还派人跟着。1949年以后政府曾想给他政协委员之类头衔，他也不接受。”
　　“一些文史资料中说，袁克定晚年很潦倒。我认为，作者并不了解袁克定的精神境界。他经历过的荣华富贵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晚年生活在书香世界，那份淡定，也是我们没法企及的。由于他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后半生生活在愧疚之中，作出很多常人没法理解的行为，例如他挥霍起金钱来完全不在乎；他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不跟人来往；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地方官，在别人看来是不能得罪的一些人，他也不理不睬。他晚年生活困难，但他从来不向人诉苦，也不向人借钱，不苟言笑，闷头看书……”
　　原始告诉我，“我父亲有两个姐姐，袁家锦和袁家第。家锦姑姑嫁到天津的雷家；家第姑姑嫁给上海的费巩——费巩是浙江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跟沈钧儒他们一起参与民主宪政运动，1945年3月被特务秘密杀害，尸骨无存，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始说，他爸爸的性格忠厚老实，从小受的封建伦理教育，影响了他一生，尽管他后来到美国来读中学、大学、研究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下地质学博士，前后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十来年，养成西方生活方式，但是关键时刻，影响他作出决定的，还是中国的忠孝古训。
　　原始举两件事为例：
　　一件是，袁家融在留美期间，先后与一位美国姑娘、一位中国姑娘相恋，但是他在童年时，就由他奶奶（袁世凯的正房夫人）于氏做主，与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定了亲。这是一位熟读四书五经、精通琴棋书画的旧式淑女，在苦苦等待袁家融留学归来的漫长岁月中，就用绘画寄托情怀，“等啊等啊，等到26岁，在当时算是‘大龄女青年’了，不免会引发议论。甚至有人传说‘袁家融已经在美国结婚了’。我爷爷大怒，一连发了12封电报，要他回国成亲。我父亲最终与心爱的姑娘分手，回国与我的母亲成亲。”
　　原始回忆：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父母带着他到王府井办事，巧遇那位女士，“他们三人寒暄时，我看见父亲脸上浮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怪异的表情。现在我才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尴尬。”
　　另一件事是，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夕，袁家融的美国同学设法弄了一架飞机飞到香港，要接他全家去美国。但是袁克定坚持要留在中国大陆。袁家融为了尽孝，也就拒绝了去美国。
　　父亲回国后，先后在天津、绥远、武汉、贵州工作，原始有时跟著漂泊，有时父子离散。“我上过的中学多了，先在北京七中，后来转到武汉五中，从暑假念到寒假；我母亲在南方住不惯，她娘家人都在天津，就把我又带到了天津……”
　　根据他对一些家族成员的了解，几代人的遭遇，最大的共同之处是，都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和屈辱感；这些亲属分布在三百六十行，却有一个共同点：都远离政治。
　　原始告诉我，“袁家后人的身份，对我的命运、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同学指指点点说‘袁世凯的孙子’（其实我是重孙），内心就有屈辱感。‘文革’中我落到社会最底层，当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我的心态很坦然、很平和；但‘二等公民’、‘阶级异己分子’，毕竟让我时时感受到政治压力。不过，反正没有政治前途，反而使我放开手脚，我行我素，在艺术中随心所欲地探索，远离正统的创作路线。”
　　原始总结说，自己性格中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或许来自曾祖父；淡泊名利，热爱艺术，或许来自叔公袁克文；而绘画的天分，是继承了母亲的遗传。



　　我问他，袁家老宅，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处？原始说，“我年龄很小时，父亲带我去过老家项城，没有印象了。印象最深的旧居，是爷爷袁克定50年代初迁居的张伯驹住的承泽园，那是有一座山、一条河、两个湖的大庄园，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跟姐姐、妹妹去看爷爷，住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那儿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了。对我来说，最亲切的是租住的北京宝钞胡同63号，那个有四进院落的老宅。房主姓张，过去是给皇宫里养金鱼的专家。我出生在那儿，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熟悉院内一草一木，多年来不时出现在我的作品之中。五十年代中期，房主把房子卖给了总政文工团，几十年拆建、改建，早已没有旧模样了。”
　　原始享有退休金，不时有画作卖出，可谓衣食无忧。他很珍惜能用全副精力进行美术创作的时光。他居住在加拿大中部的爱德蒙顿，这里地广人稀，民风淳朴，茫茫草原上，湖泊星罗棋布，驾车三小时开外，就是终年积雪、令人震慑的洛矶山。原始说，“中国有很多秀丽山水，但人为修饰太多，我的性格，更喜欢未经雕琢的、天然粗犷的东西——所以我改名叫‘原始’。我一到这里就一见钟情，感到心灵找到归宿，能静下心来追寻往日的艺术之梦了。”原始早年习画学的是严格写实的俄罗斯学院派，又有几十年出外写生的功底，后来他借鉴了印象主义讲究光与色的风格，又融汇了中国泼墨大写意的表现手法，用油画原料尽情挥洒。退休之后的几年，他的灵感迸涌，创作了大量新作品。
　　原始感谢接纳他的加拿大人民。他决定，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关于加拿大风土人情的所有作品，全部捐献给加拿大政府。
　　原始也没有忘记故国。他筹办了在天津小站的油画作品义卖，所得捐给项城扶贫、希望工程和袁世凯故居的修缮。他的父亲任教过的贵州工学院，也跟他联系，要求他去贵州办义卖，以资助该校贫困学生。这件事也正在筹备之中。

百年来对人民伤害最少的领袖

　　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除了他的画，就是袁世凯了。
　　原始是在袁世凯死后四分之一世纪才出生的。他告诉我，从年轻时到现在，对袁世凯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
　　年轻时，对袁世凯的了解，仅限于从历史教科书和关于辛亥革命的读物上得到的知识：众口一词，痛骂他“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称帝开历史倒车”，“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我没法对他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是从父辈的谈话中，我隐隐约约察觉，辛亥革命不是像教科书所讲的那样。那时有一条我是坚信不疑的：对于推翻满清王朝，袁世凯功不可没——他掌握着新军，若站在朝廷这边镇压起义，那么满清还可能苟延残喘。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是不公正的。”
　　原始有了更多阅历，历史知识渐多，对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他作为封建朝廷大员，在任内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中国的很多“第一次”都跟他有关。但是人都有局限性，袁世凯限于知识结构和生长环境，看不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当共和内外交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时，袁世凯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头走老路。
　　当原始来到加拿大，阅读了海外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章、资料，对袁的功过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全面的判断。袁世凯是中国继李鸿章之后，引进现代军事、政治体制、教育、经济、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最积极的一位当权者，他主持在中国初次试验议会民主制度；民国初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在此后近一百年，都算得上最活跃的时代。后来的当权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将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卖国贼”，对袁的功绩只字不提——不公正持续了近百年啊！
　　直到21世纪，才有唐德刚这样评价：“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
　　原始认为：“纵观百年来的中国领袖，袁世凯应该算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少、干实事最多的一位。”
　　原始告诉我，袁氏后人基本上持有相同的观点：袁世凯功大于过。



二十一条与称帝

　　过去所说的袁氏“罪行”中，许多站不住脚。例如关于戊戌变法失败，越来越多的史家相信，不可能是袁世凯告密所致，这方面的文章太多，此处无须细述；
　　签订21条，袁世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但史家认为，他尽了他最大的力量与日本周旋。在当年直接参加谈判的曹汝霖所著《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后来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节选其中内容，出版《袁氏当国》）、张永东《百年之冤：为袁世凯翻案》（明镜出版社）、赵焰《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大出版社）等书中，对于此事都辨析甚详。
　　简略而言，是这样的：
　　日本趁欧战爆发列强无暇顾及中国之际乘虚而入。中国要求日本从山东退兵，日本反而向中国提出了“五号，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号四条；第二号七条；第三号二条；第四号只有一条，这前四号的要求，集中在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东内蒙的路矿等权利，以及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有七条，最为苛刻：中国须聘用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本在中国开设的医院、寺庙、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军械厂；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修造权；福建省内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面对这次危机，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谈判历经四月，中方代表能拖就拖，费尽唇舌，想方设法保住国家利益，“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日本要求袁世凯保密，但袁推动将消息曝光，以求让列强对日本形成制约。果然条约内容在欧美披露之后，举世哗然。说袁世凯“为了圆自己的帝制梦，关起门来跟日本搞交易”这样的说法并无根据。
　　经过多方交涉，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本人终于被迫放弃。日本政府下了最后通谍，中国再不签字，日本就要海陆并进。袁世凯被迫无奈，只好签订城下之盟。他含恨宣布：（第五号）现在即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故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称帝”无疑是袁世凯的重大污点；但袁世凯纠正错误、退回民国的举措之爽快，也是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过去我们都没有想到，我读到《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忍不住将其中原书167页的一段回忆，打字发给原始：

　　（袁世凯去世）后黄陂（黎元洪）同合肥（段祺瑞）视金匮，黄陂说一定有芸台（袁克定字）名字。有一固封木匣，启视后，见项城（袁世凯）亲笔写在红笺上，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合肥看了叹一口气。可见项城虽然帝制自为，尚无家天下之心也。

　　“卖国贼”、“窃国大盗”这样的帽子，难道不应该给袁世凯摘下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