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林彪只有女儿林立衡幸存于世的人，为数不少；但是在2007年八一建军节之前，知道林彪还有一个女儿林晓霖在世的人，大概不太多。
　　我没有见过林晓霖，但是20年前，在北京见过林晓霖的母亲、林彪的前妻张梅。

　　1990年夏天，一位国内某媒体的女记者受海外一家杂志的委托，与张梅联系上了，约好去采访她拍几张照片。我跟她一起去，满足一下好奇心。那位记者小姐是有备而去，带了照相机，那个年月的我，既未做案头准备，也没有采访意识，别说照相机，就是笔都没带。
　　张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干休所，我和女记者转了几道车，冒着酷暑找到那里。干休所里都是树木掩映的平房，记得她孑然一人住个独门独户的套间。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米脂人，米脂婆姨漂亮是有名的（不过我到访米脂，慕名而去，失望而归，目力所及的女性漂亮指数远低于周围地县的平均值。当地人告诉我，漂亮女孩都被中央机关、省里机关挑走了。不知真假，聊备一说），而张梅又据说号称“米脂一枝花”，后来还有文章说她是“陕北一枝花”，未免夸张。即使漂亮过，也被半个世纪的风刀雨剑斫砍得不见踪影了。当时大概60多岁，是个很和善、也很利索的老太太。文化水平一般，但是显然见过世面，给我俩倒了水，坐下来从容随意地拉着家常。
　　谈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印象之中，那位记者小姐也没有问什么要害的问题，似乎因为不知道张梅心里不愿触及的伤疤究竟在何处，多少有点顾忌，深怕无意之中触痛了或者冒犯了她，只是拣些生活琐事来问：伙食好不好呀，是否回过陕北家乡呀，女儿离得远不远呀，多长时间能来看望呀，诸如此类。我记得，老太太似乎并不忌讳谈起林彪（但她也没有渲染），说那时跟上林彪的时候才十几岁，不懂啥事……我那时因为听说她女儿“文革”中与副统帅的家庭还闹过风波，怕不知深浅地刨根问底招老人讨厌，更担心引得她情绪失控，也没敢接她的话茬往下打听。
　　谈了个把小时，记者小姐趁夕阳西下、光线正好的时候给她拍了照片，我也给她们俩照了两三张合影，却压根儿没想到让记者小姐给老人与我照张合影。
　　老人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有一种悲剧的意味。我觉得。
　　没有见到林彪和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但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她的近照，但未得她本人允许，不便公布。


　　林晓霖比林立衡大，她出生于1941年。她俩长得都很像她们的父亲。
　　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没有来往。

　　前几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校友滕叙衮出版《哈军工传》，重提林晓霖与林彪、叶群之间的恩恩怨怨；凤凰网2008年12月4日刊出《林彪前妻张梅和长女林晓霖》；明镜出版社出版高原鵬《俞正声和他的家族》，其中也介绍了林晓霖在“文革”中的情况。但说法不一，甚至彼此抵牾。
　　200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80周年，12月5日是林彪诞辰100周年。官方举行的建军历程展览中，十大元帅中林彪被重新列入，引起海内外关注。林晓霖到广东梅州大埔县出席“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的纪念活动，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自我介绍现居北京，已退役，之前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她说：

　　……我后来了解了（九一三事件）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
　　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读过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我见到他时，替我父亲向他家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我见到刘少奇的孩子，也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我站起来向他们替我父亲谢罪。我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我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我也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
　　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




　　《南方都市报》这篇专访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不少人称许林晓霖有良知、有勇气，也有不少人批评她竟充当起官方的传声筒、应声虫。我尊重她“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但是我对她所说“了解了（九一三事件）整个事情的真相”，表示怀疑。

　　作家章诒和曾在香港报章发表长文，谈纪念反右的意义，文末提到她在春天一个下午，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林晓霖打来的电话，颇感意外。林晓霖说，读过她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难过。致电给章是要告诉她：“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章诒和形容，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著一颗衰老干枯的心，她呜呜地哭了。晓霖也咽声而泣。她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