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平型关炮火回声--七旬老人寻访真相为父辩诬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06日16:15:5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七七”将临。中国大陆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在很长时间中，这是中国大陆中小学历史课唯一讲到的抗日战斗。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中将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伐林 　　前一机部黄河工程机械厂工程师高斌先生，78岁了，还在美国新泽西州上班，开著车从上午忙到深夜，一周工作六天；唯一的一天休息，他精神抖擞地上网、去书店、去图书馆……查阅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文和日文书籍。 　　成天盘旋于高斌脑海的，是70多年前的往事——确切地说，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高桂滋的儿子高斌休息日就查阅抗战史料。（高伐林摄） 将门之子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高桂滋”这个名字，年轻读者未必熟悉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后，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来得及入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高斌未满周岁时，父亲就参加了长城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日本的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武器精良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毙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李良志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坂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布防。 　　中国大陆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在很长时间中，这是中小学历史课唯一讲到的抗日战斗。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的阵地。 　　高斌对笔者说：我爸爸带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啊，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著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平型关。（网上资料图片） 举棋不定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都幻想让自己的地盘躲过一劫。从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著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坂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著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中国军队的后方。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阎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平型关战役的方案也几经更改。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打一场包围战。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 　　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杨对孙言听计从。孙楚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动摇，说服了阎锡山在大敌逼近时临场变卦，改为拒敌于关外。 　　如果只有晋绥军，阎锡山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他硬著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由安徽开来的刘茂恩15军，阎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115师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之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锡山同意了。 　　战幕拉开时，高桂滋的84师布防在平型关以北的东、西跑（一作泡）池、团城口至1981.49高地（按海拔高度命名），防线长约14公里；右邻是晋军独8旅、73师防地，左翼是名义上归高指挥的中央军21师，向北延伸13公里到讲堂村；21师的左边是刘茂恩15军，向西、北延伸。八路军林彪115师在东南边的平型关外进入潜伏阵地；由后方开来的晋军郭宗汾71师、陈长捷72师为预备队——其中71师于9月23日晚抵达高桂滋84师防线的后面集结；72师于9月24日午夜抵达离前沿阵地约10公里的齐城待命。 　　中国军队布防时，并不确知日寇主攻矛头所向，但后来根据地形地貌看，84师防守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与平型关、东西跑池，应是主战场。 　　高斌给我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他从这里史籍中查到的，有的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她也曾是陕西省政协委员）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我2006年10月前往西安，承高士洁多次接谈，更提供很多关于其父亲和平型关的详细资料，字里行间弥漫著血火硝烟，“激战甚烈”“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的字样比比皆是。 战况日志 　　9月22日　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9月23日　凌晨，日军主力并坦克数十辆，沿平型关汽车公路南北高地进攻，企图占领高地控制便道，直取大营镇。驻守1886.4高地的晋军两个连官兵殉国，阵地失守，后高桂滋部夺回；路北敌人进攻，84师502团的王新耀和李荣光两个营全部投入战斗，艾捷三团长亲率两个连抢堵敌人的突破口，腹部中弹负伤，李荣光营长阵亡。高桂滋即令84师250旅来援，499团杨学武营对敌反击，杨学武也受重伤。 　　另敌二千余攻晋军独8旅，两连守军牺牲，阵地失守。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孙楚急令高桂滋84师499团、501团向南攻击，晋军73师和独8旅配合，血战至午后一时，84师付出惨重代价将敌击退，收复的阵地仍交晋军防守。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炮兵整天轰击。战前虽然南京中央政府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501团吕晓韬团长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这一天，800余敌寇进攻21师阵地，未得逞；千余敌寇进攻15军阵地，也未得逞。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接到阎锡山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著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即于同日电令各部： 　　给朱德电：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24日拂晓可到。希电林师（115师）夹击敌之侧背。 　　电令71师速即向大营东北地区（团城口一线）前进； 　　电令72师陈长捷部速向沙河前进待命。 　　傅作义命令：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在行军中的部队。 　　入夜，日军又猛攻团城口，在高桂滋部队后方待命的晋军71师清晰地听见枪炮厮杀声。 　　9月24日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20里公路两侧进入伏击阵地。 　　这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余，向平型关、团城口等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团长、副营长数员，连排长30余员，士兵千余，师、旅、团、营的全部预备队均已投入战斗，各处告急，却无兵可派，高急电阎锡山和孙楚求援，却没如愿。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傅总指挥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　凌晨2时，日寇再攻1886.4高地，晋军又失守了。大雨如注，84师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该高地。 　　凌晨3时30分（日方史料说“凌晨4时”），日军的龙泽（第9）、石山（第10）中队及橘（第12）机枪中队等部，夜袭我军，占领团城口、东跑池附近某高地（日军称为“石山高地”），但日军三个中队共伤亡98人。（见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滨田联队史》） 　　八路军115师伏兵向坂垣师团第21旅团辎重、补给部队发起歼灭战，115师的685团则顽强阻击日寇来救援的三个中队。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84师501团营长邵春起，对高士洁回忆当日情况：“凌晨我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缺口时，壮烈牺牲。 　　下午3时，晋军防守的1886.4高地得而复失，84师师部亦在敌炮火覆盖下。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该师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下面再说。 　　9月26日　日军从鹞子涧和平型关正面抽兵来援，61军程继贤团趁虚夺回鹞子涧，日军又反扑，程团和敌人逐院争夺，弹尽援绝，坚持至28日，团长以下官兵近千人壮烈牺牲。 　　高桂滋的84师残部仍在团城口以西坚持，其251旅旅长高建白、250旅旅长李浓藻仍在迷回村。26日晨日军飞机和大炮轰击迷回村，下午501团吕晓韬团长被日军包围，251旅派部队将其救出。 　　郭宗汾71师对日军攻击没有进展，至16时敌我呈混战状态。 　　9月27日　日军继续进攻我21师阵地；另一路日军东条纵队在北面进攻由杨澄源第34军防卫的茹越口。高桂滋致蒋介石密电：职军马已奉令向灵邱西南王成庄附近转进。 　　9月28日　平型关这边激战正酣，远远的北边防线被日军东条纵队突破了茹越口，防守的203旅梁鉴堂旅长阵亡，晋绥军退到茹越口南边的铁角岭，杨澄源退入繁峙。 　　高桂滋84师师部移至西河口，收容整理残部。 　　9月29日　晋绥军丢失铁角岭。 　　9月30日　日寇攻占了繁峙县。繁峙位于平型关我军防线的侧后，如日军堵住后路，中国军队就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阎锡山紧急会议，决定全线撤退。 　　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部派往晋军第六集团军的监军介景和，这天致电军委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急报战况：“敌以一联队攻茹越口，已长驱直入。刻杨、傅二总司令已作向五台山退却准备，此战失后，第二线更无法守。请中央速筹大计，以免贻误全局。” 　　10月1日　日军攻占代县，情况更加危急！ 　　10月2日　夜，中国军队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 　　从交火到撤退，平型关之战历时十天，日军记载伤亡8562人；中方伤亡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远超日军。 自左至右：高桂滋、杨永泰（蒋介石的侍卫室主任）、张学良、杨虎城。（高斌提供） 本可取胜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啊，傅作义并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预定用总预备队中之郭宗汾71师附金宪章新2师共八个团，并以陈长捷72师及35军两旅为总预备队，由傅总司令任出击军之指挥（见附录《平型关战役八次争夺战》）。16个团出击，与林彪的115师形成合围态势，兵力应该超过平型关前已有相当消耗的日军和伪蒙军队。 　　然而，郭宗汾71师却提出：不行，“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要休整一天。（出处同上）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寇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不仅出击时间延后，傅作义本来制定了出击计划，到24日午夜出击在即，他才得知被改动。郭宗汾的第11号命令，已经不是傅作义策划的与八路军合围日军于平型关之外，而是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内来打。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一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据守的团城口阵地被日寇占领，导致71师出击受阻。 团城弃守？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高桂滋是否擅自下令84师自团城口阵地撤退？ 　　第二个，郭宗汾71师出击究竟情况如何？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高桂滋是否下令撤退？日军什么时候占领团城口？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第26－29页）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敌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未注明，但是说郭宗汾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若出击也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民革阜阳市名誉主委。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让人惊心动魄： 　　（9月）24日先是阴雨蒙蒙，继而越下越大，士兵没有雨具，衣服都被淋湿，敌坂垣师团大部赶到。下午1时，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路向我师全面进攻，敌攻甚猛，接近肉搏距离。此时，营、团、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士气大振。由于我将士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打得敌尸狼藉……502团代团长杜文卿壮烈牺牲，499团杨世立营长负重伤，我营四连代连长张振恩以下官兵伤亡数十人。 　　25日拂晓前，右翼由我师的499团刘营防守的无名高地被敌人偷袭占领，若敌居高临下，天明后，我营就要受到威胁，无法立足，而不战自退。……为了确保我营阵地安全，我立即决定从六连抽出士兵20名，联合刘营官兵，由排长郁风祥率领，从无名高地右侧迂回到敌后，实行两侧夹击，一举夺回小高地。经过白刃拼搏，浴血奋战，终于把该高地夺回，仍交刘营防守，稳定了战局。但排长郁风祥和十多名士兵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同时我的右腿负重伤。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而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回忆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泡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24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泡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益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泡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之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是暂时的，可以坚持的；郭军须集结全力作大规模出击，万不可分割应付，陷于胶著。遂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须镇定固守，不得动摇。高桂滋根本藐视孙楚的指挥权能，认为孙楚是有意识地要牺牲他们，来让晋绥军独占风头。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泡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著杂牌军的故态。他们根本否认八路军已到敌后，以为向蔡家峪、东河南间合力歼敌，为虚构的愿望。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他向阎报告，则以执行所预示的“沙河会战计划”为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苦在心头，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以后阎在吕梁山集训中，偶尔同晋军将领回忆起平型关之败，犹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晋绥抗战》第2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 　　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无重大伤亡”，只是“意存避敌”“耍著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著《血色雄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 　　书中写道：还未和敌接火，高桂滋就给阎锡山和孙楚打电话要求增援和撤进关内。9月24日，得知郭宗汾率部到来，高桂滋又给孙楚打电话，请立即派郭军前来增援。孙楚告诉他，“阎长官和战区决意令郭军另行出击，配合八路军作战。请你再坚守一阵，明日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高桂滋怒骂一句，又要通郭宗汾：“郭军长，按阎长官的命令，贵军应来接替我部。我部连日苦战，伤亡惨重，实难坚持，请贵军速速前来接防阵地!”郭宗汾：“高军长，我并未接到增援贵军的命令，恕难从命！”…… 　　24日入夜之后，孙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辞更为凄厉：“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该书接着写道： 　　……（高桂滋）又要通“难兄难弟”——第21师师长李仙洲。他说：“李师长，孙楚手中握有一个军，而不增援咱们，实在可恶！” 　　李仙洲：“他不是要让郭宗汾出击吗？” 　　高桂滋：“即便出击，又顶屁用！而八路军抄击敌后，兄弟也认为这是孙楚虚构的幻想，他纯粹是有意牺牲咱们，而让晋军独占风头。咱不上他这个当！” 　　李仙洲：“军长有何打算？” 　　高桂滋：“当务之急，撤！” 　　李仙洲犹豫了。高桂滋说：“李师长，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将马上传令，我的第84师撤至迷回一带！” 　　放下电话，高桂滋对他的参谋长说；“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再给阎老西发报，就说我部按长官原定计划，撤回关内。放敌进到繁峙打！” 　　一个小时后，东、西跑池、团城口、鹞子涧一带两公里宽的防御地段落入敌手。 　　而孙楚等人一直蒙在鼓里。 下令撤退？ 　　上述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在200里外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该军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他有什么凭据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更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陈长捷被特赦后，于“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杀，高士洁便于1996年12月状告《血色雄关》作者陶纯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侵犯名誉权，要求赔偿。 　　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该书不构成名誉侵权”，驳回高士洁起诉；并要求高士洁赔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交通费3740元。 　　高士洁不服，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8月12日，法院做了终审裁定。裁定可圈可点：陈述了“高桂滋率部对入侵日寇进行了抵抗，伤亡二千余人后溃退”，但又说《血色雄关》“以重笔描写高桂滋所部溃退似无可厚非”，所以“不构成对高桂滋名誉的侵害”。 　　没错，如果写高桂滋所部“溃退”确实“无可厚非”。问题是该书并不是这么写的啊！高士洁所告的，是《血色雄关》重笔描写高桂滋“命令各团全线撤退”！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学者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另一值得玩味之处，是将下级法院驳回高士洁“侵犯名誉权之诉”，改为驳回“名誉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这就是说：驳回的只是高士洁的赔偿要求。终审裁定还撤销了下级法院要高士洁赔偿被告3740元。 　　高斌、高士洁作为高桂滋的子女，为其父辩诬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更得求证于当时的权威调查结论和第一手资料。笔者阅读各方人士，包括各支部队的军人、战地记者、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还有北京、台湾、陕西、山西等地学者的分析，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厘清真实脉络。 　　笔者迄今未曾发现高桂滋下令撤退的任何证据，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中所谓高桂滋“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纯属报告文学作家自己的想象。 　　我查询的这些史料展现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近30里长诸多山头，伤亡惨重。团里将士拼光了报请旅长增援，得动用旅预备队顶上去；旅里将士拼光了报请师长增援，得动用师预备队顶上去……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84师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平型关战役中第六集团军总部见闻》，载《山西省文史资料汇编》第40辑，1981年）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高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的报告了一点多钟，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1951年因反革命罪判死缓，1979年释放）狱中写的材料，详叙该团防守团城口的情况：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于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说：“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于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平型关战役这么长的防线，在战役前期真正阻滞了日军进犯步伐的，只有84师、独八旅和八路军115师——这是84师的不幸，也是84师的光荣。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著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未完待续） 【高桂滋简介】 　　高桂滋，字培五，号济民，陕西定边人。1891年生于贫民家庭。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护国和反段护法之役。1926年任毅军旅长，与李大钊等联络，响应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暂编19军军长。1927年国共分裂后，高桂滋任47军军长，1930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蒋冯阎大战爆发后，任讨蒋军第十路总指挥兼鲁南警备司令。 当年《良友画报》上登载的正在平型关前线指挥作战的高桂滋将军。（高斌提供） 　　1933年任32军副军长兼84师长，参加长城抗战。1934年10月被调回陕北“剿共”，毛泽东写信并派人联络，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夏，日本坂垣征四郎以“旅游”为名，欲去陕北刺探情报，高断然回绝。时高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密议，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请缨抗战，任17军长兼84师长，参加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岳山、中条山等战役，后任36、38集团军副总司令，又兼中条山游击总司令，率部与日寇作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整编免去其军长职，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拟委高指挥，被高拒绝。同年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48年他坚辞不受第19绥靖区司令官之任。1949年胡宗南要派飞机送高去台湾，高得悉躲入医院。1950年，中共安排他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54年安排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2月突发脑渗血症住院治疗，未受“反右”波及。1959年1月6日逝世，终年68岁。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主持公祭，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先后有数任妻子，生有四女一子。（高伐林） 　　相关文章： 　　他们是失败的英雄——记中条山战役中的抗日军人 　　转来了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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