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父亲的最后作文

当越洋电话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是母亲托熟人打过来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五点。我放下电话后，妻子睡眼惺松地问：“谁这么早打电话？”我的回答好像脱离了自身的躯壳，听上去遥远，飘渺：“父亲走了。”妻子猛然从床上坐起，盯着我问：“你说什么？”我才意识到刚才的失态好像“灵魂出窍”，撕裂了我的思绪和现实的关联。费城的黎明和家乡的一样平淡无奇，我站在卧室中央，望着摇篮中熟睡的宝贝女儿，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和伤感。我不敢相信两天前犹在耳畔的爽朗笑声竟至永远消失，我不能相信数十年来伴我成长的清癯身影竟成永远的回忆。

记得上小学时我在一篇题为［我的父亲］的作文中描述父亲：“虽然年过半百，但走起路来还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父亲看后哈哈大笑，抚摸着我的头说：“夸大其词，夸大其词，都快退休了，还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呢。”接着他告诉我作文用词要准确，形容一个人要适度。我不服气地说：“你说话声音那么大，走路那么快，我跟都跟不上。”父亲笑着建议我改成：“父亲虽然年纪较大，但说起话来依旧声音洪亮，走起路来依旧劲头十足。”父亲考虑的是作文，他没有意识到我童年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在我幼稚的心中，父亲就是太阳。他学识渊博，精力充沛，不遗余力地给我知识的光和热。而太阳还会衰老吗？

父亲很会讲故事。他能梳蓖万点群星给我指点北斗七星的飘逸，他能随和蛙鸣虫吟给我演绎牛郎织女的绚丽。父亲讲故事从不逐字逐句照搬原文，他经常把自己的个人体验蕴涵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西游记］，父亲不仅把孙悟空的机智勇敢，猪八戒的好吃懒做讲得维妙维肖，还不露痕迹地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在这些故事中，孙悟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妖魔鬼怪。以后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改，他回答说：“我是在给你们讲故事。［西游记］是成年人读的书，有很多东西不适合小孩。修改每个故事的结尾主要是突出孙悟空本领高强，另外也想让你们懂得凡事都要靠自己，求人帮忙都靠不住。”

父亲总是鼓励我们多读书，读好书。我读的第一本通俗读物［屈原］就是父亲推荐的。有一天晚上，家里停电，全家坐在蜡烛前聊天。父亲让我把读过的［屈原］给大家讲讲。我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试图把整个故事讲清楚，父亲耐心地听着，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是端坐在桌前，眼睛不时露出欣喜的光芒，对母亲说：“哎呀，你看小天他读懂了呢，他真懂了呢。”等我全部讲完，他才亲着我的脸说：“你查查字典看，那个虎狼一样的国家好像是秦国而不是泰国。”父亲对愚民主义的危害有切身感受。他参加红军不久，部队上文化课。下课后，父亲给授课的文化教员指出讲授中的错别字，受到严厉批评，幸亏该教员很快脱离了革命队伍，他才没有受到进一步追究。父亲热爱收集各类书籍。有一天，我意外地在书柜中发现了美国小说［飘］，顿时大喊：“哇，我们家还有这么本大毒草，歌颂奴隶制的，还不赶快扔掉。”父亲严肃地回答：“胡说八道，谁说毒草就该扔掉？你不知道毒草还可以肥田吗？书籍不过给人知识，让人增加见识，见识越多，对是非的分辨力越强。怎么能一说毒草就扔掉，那不是‘焚书坑儒’嘛”当时‘四人帮’正在搞什么“评法批儒”，大张旗鼓宣传秦始皇。我咕噜道：“‘焚书坑儒’不是革命行动嘛。”父亲简单地反问：“那他为什么很快亡了国？”而我也因此见识了这本世界名著的风采。

丰富的知识使父亲具有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观察力。我曾见他在［明鉴］大同总兵周遇吉遇难处批注：“既然矢集如猬毛，又何能被执骂贼死？拙劣的吹嘘。”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最后一部描写彼尔和娜塔莎的婚后生活。父亲在这里批注道：“大作家名作品也有败笔，从这一篇的第五章到这一章(十六章)我看是全书中最不必要的部分了。这怎么能叫第一个总结呢？不过败笔也有可取的地方，写娜塔莎婚后的变化还是比较好的。”读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传］后批注：“比较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本书显得人物苍白，内容枯燥乏味。看来要写一本好的传记除了与传主关系密切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父亲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最难以理解，读完该书后的批注是：“这是一个混蛋写的最混蛋的故事。”

有一年，成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吃完晚饭，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出门踏雪。那天风不大，满天雪花在昏黄的灯光下懒洋洋地飞舞。一路上父亲兴致勃勃，给我们讲解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谈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我想起当时流行的宣传说，这里风流人物指的是人民群众，便想问问他的解释。父亲沉吟了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对一首诗，各人可以有各人不同的理解，你觉得合理就行了。”过了好一阵，他又从另一个话题扯回来：“人们通常说诗以言志，作诗赋词往往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想法，毛主席的诗也不例外。”我当时还小，没有继续深思。只记得回家写了一篇寒假作文描写那晚的雪景，父亲看后很高兴，建议我把“雪花像万朵棉花在天空中飞舞”中的“棉花”二字改成了“梨花”。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父亲早就注意到一代伟人头脑中残存的帝王思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和好友探讨过［东方红］和［国际歌］的相互矛盾之处。“难道就没有人看出‘救世主’和‘大救星’是一回事儿吗？”父亲提这个问题时情绪异常激动，原本洪亮的声音好像和人在吵架。“马克思真伟大，一百多年前他阐明的共产主义让多少人神魂颠倒，那都是些有本事的人呀，怎么就没有看出这个简单问题？”后来谈到毛泽东，父亲颇有些不以为然：＂看他建国初说得多好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燥的作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没想到，全党全国第一个骄傲自满，头脑发热的居然是他自己。＂

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老残游记］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虽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射过来的。而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月光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的。”父亲就是那种身在云雾山中，可以凭借月光的透射或反射敏锐识别云山差异的人。一九八六年安徽、上海等地发生学潮。中央决定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多数人以为事情到此为止。那时父亲早已离休不再过问政治。一天，一位省委书记在路上和父亲礼节性寒喧，无意中提到“这次学潮是从中央到地方长期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结果。”父亲顿时警觉地问：“这是中央的提法吗？”书记回答是。父亲干脆地说：“那后面还有大家伙哟。”书记一脸尴尬，半天才扭扭捏捏地告诉父亲是总书记胡耀帮出了问题。相比之下，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的省委第一书记杨汝岱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五月二十日晚，李鹏总理宣布北京地区戒严，全国震动，蜀中三尺小儿都明白总书记赵紫阳出了问题。第二天，省委人心惶惶，议论纷纷。一个小年青问杨汝岱：四川该怎么办？杨汝岱脱口而出：“还不是按赵书记的五四讲话精神办。”此言一出，全场哑然。父亲对各位书记一般不叫他们的官衔，这时却拉长嗓音，一板一眼地：“杨书记，赵书记恐怕出问题了哟。”

“啊?” 后来成都市最大的人民商场在混乱中被付之一炬，损失仅次于＂动乱＂，＂暴乱＂或者＂风波＂中心的北京。

丰富的知识也赋予父亲超乎寻常的自信。不拉关系，淡泊名利是父亲性格的一大特点。父亲才华出众，许多熟悉父亲的人都为他未能走上更高的位置感到惋惜。在他主管全川文教系统工作期间，父亲从不允许省内的任何广播和报纸提到他的名字。父亲心目中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尤其没有官阶等级观念，每次别人叫他“首长”，他就说是“脚长”。他也不喜欢别人叫他部长。在子女教育上有一点非常严格，就是严禁我们以干部子女自居，鼓励我们和普通人家的子女交往。我们长大后也没有几个堪称干部子女的朋友。

父亲极其痛恨那种在官场上拉拉扯扯，抱大腿，称兄道弟，走夫人路线的作风。他给我们讲［古文观止］时，第一篇选的是张薄的［五人墓碑记］。他钦慕颜佩韦等五人蔑视权贵、“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豪迈。第二篇选的是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鄙视那些“甘言媚词做妇人状，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的人。父亲在位时，来往我家的客人不少是当时政治上的倒霉蛋，没有一位灸手可热的人物。对这些来访者，父亲总是热心招待，尽力帮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家的粮食定量锐减，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时父亲下放川东梁平地区纠‘左’，一位和父亲没有过深渊源的老干部向他求助。此人被打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子，下放梁平县一个农场劳动。父亲设法凑了八十斤粮票给他，并与地委书记商量把他调到万县地委的一个单位工作。父亲离休后这位老干部的儿子买了很多梁平柚子前来表示感谢，提到正是那八十斤粮票救了他们全家的命。父亲听罢，唯有欷嘘而已。“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交上了一家新朋友。她家和邓小平粘亲带故。我们两家交往密切，她家的小孩和我们兄弟两人年龄相差无几，经常一起做游戏。在她家危难时，母亲还为她们藏过一包东西。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他们全家青云直上，而我们的友谊也到此结束，再没有任何来往。“文化大革命”后期是父亲这帮老家伙的艰难时期，造反派三天两头找喳。当时的省文化局X副局长吓得躲到我家避难，父母亲对她关怀备至。父亲对她说：“你害怕什么，有什么问题只管往我这里推，让他们来找宣传部解决。”在她处境困难想自杀时，父亲劝慰她，并送钱给她。不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争权位，争“正确”，最先跳出来指使人给父亲贴大字报造谣诬陷的居然是她们夫妇俩，连我们做子女的看着都寒心。父亲则无可奈何，只能念叨：“真是升米是恩人，斗米是仇人啊。”

在南京华东工程学院期间，父亲参观南京名胜“胜棋楼”(朱元璋和大臣徐达下围棋的地方)时写过一首诗：“棋局焉能呼万岁，官场游戏赖逢迎。编成丑事成佳话，搅乱湖心月不宁”。他时常对我们说：“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不会拉关系，走上层路线。你们以后还得靠自己，只要自己有本事，走哪儿也饿不死。”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姐弟三人至今没有一个借助父亲的余荫升官发财。遗憾的是这种同情弱势，疏远权贵，堂堂正正做人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变成了过于理想化的迂腐，而这原本是人类对自然天性的本能追求。

丰富的知识还促使父亲一生求实，从不容忍华而不实的东西。说到战场上士兵的勇敢，他认为：“谁不怕死？只是枪林弹雨中越勇敢越不容易受伤，胆小怕死反而危险。”“文化大革命”中一位负责商业贸易的干部在会上做报告，说他们做到了蔬菜供应“淡季不淡，旺季不烂。”会后吃饭时，父亲对他说：“啥子淡季不淡，旺季不烂？你到菜市场去看看，那里只有几棵大头菜，连旺季都没菜吃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认为做宣传工作应该思想活跃，提倡敢想敢说敢争论的风气，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实话，讲真话。当然，限于当时的情况，父亲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毕竟他不是动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人。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战争时期你们的宣传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尽卖狗皮膏药？反正那时当兵的都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容易上当受骗。”父亲严肃地回答：“看你说的，以为农民就是傻瓜？中国农民聪明得很，没有实际利益谁听你的话？我们那时说话有人听靠什么？还不是政策对头。另外，当时共产党作风民主，干部廉洁，给人一种新气象，让人觉得有希望。按你说的靠欺骗，你骗给我试试看。”

多年艰难曲折的经历塑造了父亲平等待人，以普通人利益为重的思想。父亲始终认为，就大多数人而言，参加革命的动机并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他经常说：“共产党不让老百姓吃饱饭，谁跟你共产党干革命？”

父亲出生在山清水秀的陕南汉水之滨。爷爷去世后家道中落，生活变得十分拮据。一九三六年，他和几个好友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到西安报考大学。父亲的语文和数学在当年陕西考生中名列前茅，但英语却吃了个零蛋，因此没有考上自己心向往之的武功农学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从遥不可及的陕北开到了离西安不远的三原。父亲就此踏上革命的道路。不久，一位在中学时代就慷慨激昂谈论革命理想，而且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学突然和父亲告辞，原因是家乡的亲属在当地县政府给他找了一个肥缺。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后遭遇的第一个意外，也是父亲第一次认识到理想和势利之间的模糊界限。

从父亲参加革命到全国解放，正是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到蓬勃发展的时期。年轻的共产党人自信地认为真理在手，把古老的中华大地倒腾了个天翻地覆。这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无疑是父亲一生中心情最为愉快的时期，而他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也相当有趣。如响堂铺伏击战后，部队缴获了日军很多黄油罐头，多数人不懂这是什么玩艺儿，分战利品时无人问津。父亲和几个学生干部不声不响把这些罐头全部收集起来，自己躲在房间中炸馒头。旅长陈锡联开会时闻着香味跟踪而来，踢开房门“大骂”：“谁那么大胆子，竟敢在老子的司令部打埋伏。”然后会也不开了，蹲下来一起品尝美味。淮海战役后，父亲所在的二野三纵俘虏了上万敌人。政治部主任阎红颜突然想起了父亲：“叫明朗去把黄维抓出来。找不出来，拿他是问。”父亲嘀咕道：“这叫什么话，如果黄维不在这些俘虏中怎么办？”阎红颜答：“不在里边不是你的责任，要在里边被他跑了，你兜着。”父亲只好一头扎进俘虏堆中仔细查找，还真把黄维找了出来。有意思的是，黄维在身份被揭穿后还想耍赖，写了一张保证书：如果本人就是黄维，愿受枪毙处置。父亲当着黄维的面把他的保证书撕成碎条。黄维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用双手捂着脸大哭起来，大骂蒋介石瞎指挥。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红色恐怖也在父亲心中留下了阴影。“文化大革命”中，宣传部的一个干事逗着我玩，出了个谜语：“隔壁有个毛东西，坐着还比站着高。”谜底是狗。我听了后觉得很有意思，回到家鹦鹉学舌讲给父亲：“中国有个毛东西，坐着还比站着高。”我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狗，肯定全国都有，不限隔壁一家。父亲听后吓了一跳，厉声追问我从那里听来这个谜语。第二天，他把那位倒霉的干事叫去臭训了一通，害得对方连连解释道歉。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刚参加革命不久，有一位从白区来的同学闲得无聊，把“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改成了“后退，后退，我们的队伍向月亮。”结果被公审处决。行刑队员那充满仇恨的双眼和挥舞的大刀在父亲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建国后，父亲身不由己卷入了历次政治运动。在那场伤害了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父亲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幼稚和偏激”。但他在组织处理时，始终坚持尽可能少划右派。当时，四川省委要求宣传部按比例抓右派。父亲大为不满：“这不是胡闹台嘛。右派又不是地里头长的庄稼，那么匀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按人头比例来抓？”但父亲也不一概反对按比例划线。例如，新华社驻四川分社记者纪希晨属于可划可不划之列。父亲把他的案子压在手上，拖了很长时间，最后以该单位右派人数已经达到规定比例为由，让其不了了之。顺便提一句，当年省委宣传部只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后来父亲仍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忏悔。

“大跃进”时，父亲下放德阳工作。有一天夜晚，他在公社的估产会议上看到面容憔悴的公社领导人为放“卫星”虚报产量绞尽脑汁，顿感啼笑皆非，说：“都回去睡觉。庄稼是地里面长的，是多少就是多少，还能靠你们坐在这里冥思苦想？你们往上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当时德阳县委书记为应付上级检查，只在路边搞了几块示范田，糊弄前来参观的上级领导。父亲知道后一不批评，二不向上反映。结果德阳地区没有放一颗“卫星”，而附近的郫县红光公社则放了一颗在全国都响当当的十万斤高产田“卫星”。在后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德阳的受灾程度远较全省其他区县轻，这一结果决非偶然。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下放到梁平纠“左”，亲眼目睹了那场人间惨剧。由于“大跃进”的影响，梁平一个县就有八万人非正常死亡(此数据为父亲找当时的县公安局长调查，除掉正常死亡人口后推算得到，梁平当时的总人口约五十万)，是全省的重灾区(还算不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父亲亲身到过几个受灾最严重的村子，感觉就好像＂淮海战役刚结束时的双堆集＂，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索鬼唱歌＂。当时，四川省委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把大饥荒说成是＂浮肿病＂流行，还大力推广什么＂蒸气疗法＂。去梁平之前，父亲的好友，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提到此事，火冒三丈：＂我回家乡看过，什么浮肿病？就是没饭吃饿的。你下去能给农民搞点粮食就行了，千万不能相信蒸气疗法，那是催命的玩意儿。＂所以父亲到梁平后，先找地委要了些种子粮（当时省委尚不允许发放库存粮食救灾）发放给农民，很快就看到有人下地干活。然后，他搞了一套类似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解散公共食堂、分给农民自留地、不再强迫农民种双季稻，改种中稻（后来，省委也知道问题严重，对这些措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快扭转了梁平的困难局面，至今尚有梁平人记得父亲的名字。父亲后来对此轻描淡写：＂老百姓种了几千年的地，用得着我们去瞎掺和？不晓得省里头一天到晚管那么宽干啥子。＂

关于种稻子，不得不多说几句题外话，因为这是典型的长官意志。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建国后很长时间粮食供不应求，除开大跃进，文革等全局性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任四川省委负责人，不论谁上台，始终坚持在农村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那时早晚稻亩产加起来最好也不过千把斤。由于没有机械化，抢收抢种根本来不及，经常误了农时，造成晚稻绝收。而中稻一季就是稳产八百斤，还有余力种些杂粮，效费比一清二楚。然而他们偏要把它和路线问题挂钩，不种双季稻就是反革命，真不知脑袋里搭错了那根筋。这个政策直到赵紫阳主政四川才根本改变过来，所以有＂要吃粮，找紫阳＂一说。

七千人大会时，父亲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反映当时的省委负责人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极左做法，致使其作了检讨。说到李井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张口就是：“李井泉的红顶子是四川人用鲜血染的”。父亲有一次用调侃的口气谈到他：“李井泉在四川还是干过一件好事：在商业街(省委门前的主街道)种了两排泡桐树。”“大跃进”四川饿死数百万人，李井泉要负主要责任。李井泉抓农业喜欢下基层蹲点，喜欢总结经验。但他总结的经验无一不是揣摩或迎合上级指示的产物。工作中，李井泉一贯“宁左勿右”，主观主义，瞎指挥，不顾客观实际硬拼蛮干。他不学无术，不像柯庆施，张春桥等人那般头脑灵活，新点子多，整个就一起哄的主儿，但极端自以为是，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所以，父亲写匿名信时很动了一番脑筋。只提“有的县饿死百分二十，有的县饿死百分之十”，绝口不提任何准确的死亡人数，以防省委从各县的民政统计中发现写信人的背景。信写好后，他让在北京的叔叔用左手抄写在小学作业本上发出去。小学作业本遍地皆是，公安机关无法清查来源。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明显袒护李井泉，让他轻松过关。李井泉回到四川后，马上动用公安机关追查匿名信作者，同时把矛头指向所有对自己提过意见的干部，令父亲不寒而栗。不久，父亲得到一个朋友的提醒：“怎么回事儿？你居然和李政委搞坏了关系，这可不得了，赶快写检讨。”他告诉父亲，李井泉已经准备先把父亲赶到德阳农机学校，然后再算总账。父亲考虑再三，无奈退让，他就以前多次当面顶撞李井泉的问题写了一纸检讨。李井泉收到[投降书]后，得意对父亲说：“好好工作，过去的事儿一风吹了。”于是，在文革前数年，父亲和李井泉的关系十分“和谐”。还好，那时的中央大政方针比较右倾，两人没有根本的观念冲突。父亲的匿名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翻出，父亲神奇地得以躲过大劫，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被结合到新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内，但也种下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遭受厄运的祸根，可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

文革前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省级干部下放农村搞“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整治农村基层干部。由于“桃园经验”的影响，许多地方大搞逼供信，致使不少人上吊自杀。父亲蹲点的江北区仁和公社却没有死一个人。原因就是父亲始终严格掌握政策，严禁任何形式的逼供信。当时，有一小学教师被控亵渎女学生，一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工作组严惩。父亲深知此事十分敏感。他一面控制流言扩散，保护原告名誉。另一方面严禁在调查中对被告使用威胁性语言：＂农村小学老师没见过大风浪，很容易走极端，弄不好就要出人命。＂后来发现，该老师只是平日爱讲几句下流话，没有流氓行为，所以处理时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然后调离学校了事。

“文化大革命”号称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大革命，实际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当时四川各地派性林立，矛盾错综复杂。造反派得势的和未得势的，原有宗派体系打倒的和未打倒的，再加上武斗，军队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复杂难缠的混乱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地方党组织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软弱涣散的官僚机构。父亲以其胆识和能力被历届省委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救火队员。说起父亲的胆识，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造反派辩论，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突然冲上来，大骂父亲跟随刘邓路线，就像是刘文彩的小老婆。父亲勃然大怒，伸手给了那家伙一记耳光：“我几十年吃的是共产党的饭，干的是共产党的事。你骂我是刘文彩的小老婆，是不是说共产党是刘文彩。”

有胆有识，才有果断的办事能力。对此，读者可以从父亲在乱世中做过的几件事中管窥一二。文革初期，内江地方两派夺权，各自搞出了一套权力分配方案，省委让父亲去解决。父亲到了内江，对两派符合政策的要求尽可能满足，对无理取闹的要求坚决顶住，最后搞了一套让两派都能接受的方案，颇得省委好评。文革中期，合川地区有个“王大爷”组织抢劫国家银行，抢得现金十多万元。父亲受省委委派去合川秘密调查。这次调查整个就一好莱坞大片。“王大爷”是县人武部部长，有枪有爪牙，他手下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武装团伙，很不容易取证。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女人突破，父亲他们找到了一个被“王大爷”奸污过的女知青做证人。取得确切证据后，父亲回来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建议逮捕法办“王大爷”。由于此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拉起山头，是名噪一时的造反派头子。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省委彻夜开会研究，居然下不了抓捕决心。眼看会议开到后半夜，各位书记们还在那里腻腻歪歪，父亲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我的老子，这是抢银行啊。你们说说，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允许人随便抢银行的？这不乱套了嘛。我就不信抓他还把天塌了，弄得大家睡不成觉在这里讨论。”这一席话促使省委终于下定了决心，让公安厅立即组织人，连夜赶赴合川。父亲受命再次去合川，配合(我觉得是组织)了这次抓捕行动。文革后期，省委急于树立一个造反派掌权的典型交差。正好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看见达县造反派头子郭智夺权后搞的总结，比较满意，便让父亲去调查。父亲打着考察京剧剧目的幌子来到当地，白天和造反派周旋，夜里秘密找达县的干部群众谈话。当时达县地委书记躲在一所中学里，父亲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找到。经过仔细调查，父亲认为郭智此人在群众中口碑极坏，他的夺权经验也非常危险。赵紫阳听了父亲的汇报后，就此打消了树立郭智为典型的想法。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我家直到文革中后期才安装了一部电话。自从这部电话安装后，我们家就没有睡过几天安稳觉。这玩意儿不分什么节假日，经常半夜三更铃声大作，伴随着母亲的诅咒声，是父亲窸窸嗦嗦的穿衣声，轻轻的带门声和远去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我记忆中的漆黑，冰冷和寂静。而这个时候父亲那里可是人声嘈杂，每个人都青筋暴额，口干舌燥。因为造反派经常组织群众在晚上包围冲击省委机关，甚至发生过他们把两位省委书记挟持到北京告状的恶性事件。父亲的位置就是省委的第一道防线，几乎每次都是无休无止的舌战。有一天，父亲处理完这类上访，筋疲力竭往家走，正好碰上赵紫阳在院内散步，他走到父亲身边，手抚其肩说：“老明呀，等忙完这段时间，我送你去广东疗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的那些造反派死对头，背地里却对他怀有几分敬意，其中有些人在他离休后还来看望过父亲。

一九七六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从周恩来逝世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是父亲情绪变化最激烈的时候。开年传来的噩耗对父亲可谓当头一棒。连续几天父亲、母亲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天从报纸广播新闻中搜寻蛛丝马迹推断谁给总理致悼词。直到看见邓小平出现在追悼会上才稍微松了口气。父亲平时对上级下发的文件都谨慎对待，唯恐被人抓住把柄。这次接到中央通知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他却火冒三丈，声称这不是中央正式文件不作数。四五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自发性群众抗议。那段时间，经常有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眉飞色舞地讲述南京、郑州、成都等地的动态。开始，父亲显得很高兴，总算有人跳将出来，替这伙窝窝囊囊的老家伙出了口鸟气。然而，随着事态逐步升级，越闹越大，父亲也越来越担心：“这事啊，还得看看再说。弄得不好，邓小平也会被搞下台。”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集会遭到错误镇压。中央同时宣布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父亲顿时像掉进了冰窟窿。他对着收音机猛敲桌子，失声大叫：“闹吧，闹吧，这下舒服了。全完蛋了。”此后父亲心情非常压抑，他甚至和母亲私下商量如何在最困难的时候安置子女的生活。父亲离休后，我们全家去九寨沟游览，路上谈起了当年的紧张状况。开车的师傅说：“说实话‘四人帮’上台也得搞经济，不然他们的屁股坐不稳。我们老百姓有什么，还不是照样过日子。倒霉的是你们老干部，啃窝头，下放，劳改，蹲监狱，枪毙，什么都说不准。”父亲听完，扑哧一笑。

那年夏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成都附近的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排队购买凉粉。因为凉粉便宜，又不需要粮票，农民可以买得起。那会儿下馆子可得心理素质坚强。你买一碗馄饨坐下，后面就等着好几个人。只要你放下筷子，他们就立即扑上去争夺剩下的残汤。一次父亲去遂宁出差，途经三台，在饭馆要了一碗面，发现其中只有几星酱油点子，便问老板娘：碗里怎么没有油。老板娘告诉父亲当地已经半年没有供应食油了。父亲听完，放下筷子，半晌没有吭声。回家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把锅儿都吊起罗(意思是没有饭吃)。”这个时候的父亲大概也有点豁出去了，在全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闭口不谈抓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讲如何促生产，提高全省粮食产量。气得造反派在背后大骂：“谁是四川最顽固最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看就是明朗。”

混乱的政局外加天灾肆虐，搞得全国人心惶惶。唐山大地震后，成都市也四处传言即将发生大地震，人人都有点杯弓蛇影。松蟠地震那天，父亲当众说了一席颇具迷信色彩的话：“四川地震有什么？关键是唐山，那里是京畿地区。从历史上看，但凡京畿地区发生大地震都没有好事儿。”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楼下的阿姨蹬蹬跑上来，直冲进我家卧室和母亲嘀咕了很长时间，其间不时爆发出几声欢笑。阿姨离开后，母亲压抑着喜悦，严肃地告诉我毛主席去世了：“当然，他老人家去世我们应该悲痛，但他对我们家的关系实在太大。”父亲那天回来很晚，他面色平静，没怎么说话，只记得我家轻轻松松睡了个好觉。在我感觉中，公元一九七六年的岁末除夕不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是九月九日。

当“四人帮”和“造反派”成为历史名词、人们兴高彩烈之际，父亲却再一次厄运临头。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复出，他在病床上也没有忘记父亲：“明朗这个人很坏。”幸运的是，邓小平没有让他当还乡团长，否则不知四川还有多少人会遭殃。李井泉人没有回四川，但他的宗派体系“山西帮”依旧根深蒂固。于是，父亲要回过头来面对文革中那些同一战壕的“战友”。详细描述这场鲜廉寡耻的闹剧实非我的能力所及，在此只能讲述几个侧面。父亲从璧山农村工作团回来，发现遍地贴满了诬陷自己和四人帮勾结的大字报，他怒不可遏，当即和几个正在刷大字报的家伙辩论起来。突然，一个女人阴阳怪气地插进来：“明朗同志，你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定睛一看，原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夫人。赵夫人当时在省委文教系统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和父亲打过交道，她为什么跳出来，父亲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办公室，好心人提醒父亲注意赵夫人的身份，父亲情绪激动，极不冷静地嚷嚷：“什么夫人？臭老婆。”他马上给赵紫阳挂了个电话。赵紫阳见到父亲后，态度诚恳公允：“她（指赵夫人）不了解情况，不应该乱讲话，我已经严肃批评她了。”很让父亲感动了一把。此后，赵紫阳的确约束了自己的夫人，但他也不愿得罪山西帮。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他选择了超脱中立的立场。赵紫阳有能力，有正义感，能容忍不同意见，不整人（至少在四川是如此），但他为人过于圆滑，关键时刻模棱两可、回避责任，让同事和下属无所适从，找不到感觉。在文革中面对造反派他是如此，在文革后对待山西帮也是如此，在六四期间这一性格弱点更是暴露无遗。赵紫阳被软禁后，父亲曾登门拜访。谈及当年的事，赵紫阳坦白地承认：“四川省委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我应该说话，但没有说。”

闹剧的最后，省委在没有任何理由、拿不出任何罪证的情况下，居然要把父亲降级调往武汉一所中专当副校长。父亲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坚持要求省委给一个说法，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一个明确公正的结论。一位省委书记，文革中的软脚虾，这时气壮如牛地对父亲咆哮：“明朗，你再不服从组织分配，我们就要和你作斗争。”

后来我在北京工作，每年寒假都要回家，经常陪父亲出去散步。一天下午，我看见马路对面一个衣着朴素，面容和善的老人向父亲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握住父亲的手，热情地和父亲寒暄，两人谈笑风生，好不投机。

老人走后，我问父亲他是谁？父亲嘿嘿干笑两声：“他就是XXX。”

“XXX？”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没转过弯： “不是当年整你的负责人吗？”

“不是他是谁？”父亲回答。

我在本文中没有指明那些整人者的名字。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是天地之一粟，而且都已经作古。我只希望今天的读者了解昨天的故事，而不愿意前辈的恩怨搅乱后辈的平静。说句题外的话，此事对我影响颇大。七八年我在准备高考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科专业而改报了理工科。

父亲的抗争并非完全无效，最后中组部把父亲大致平级地调到南京华东工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父亲离休后很少谈及这段经历。建国后很长时间，大学都被视为贬嫡官员的流放地，父亲难免有点心理不平衡。然而，这种边缘环境也给他提供了一次闪光的机会，因为他大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推行一次民主的尝试。

南京华东工程学院现在改成了南京理工大学，原来是哈军工的炮系，院内将官就有好几个，全是些老资格，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矛盾重重，无法解决，五机部感到很棘手。中组部考虑父亲是从部队下来的干部，多年从事文教工作，收拾这个烂摊子比较合适。父亲到任后还是老办法：符合原则的意见接受，无理取闹的坚决顶住。当时，华工有一个员工，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和杨得志总长跳过舞，手眼通天，居然让五机部出面要求学校为其调级、调工作，报销未经许可在外学习的费用。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哪里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他干脆地说：“那还不好办，谁批条让她找谁去解决。”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办公室来了一个五机部的调查组。组长坦诚地告诉父亲:五机部接到群众举报，说父亲打击迫害学校职工，破坏华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进行调查。他们这个调查组在华工已经秘密调查了很长时间，没有发现父亲任何问题，问父亲是否愿意看看他们的结论。父亲正色回答：“这个结论我绝对不能看。既然是秘密调查，结论就只能告诉五机部，由他们去决定该怎么办，怎么能先告诉我这个被调查人？那岂不是让我有机会对举报人打击报复？”

就这样，父亲这个外来户很快赢得了华工上下的尊重和信任，也赢得了说话办事的权威。他不耐烦成天鸡毛蒜皮，相互扯筋，决心调整学校的领导班子，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派性问题。为此，父亲做了两件事：一是按中央“一刀切”的规定把到年龄的老家伙统统切下来，包括他自己。二是在全校教师中搞了几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根据民意而不是自己的感觉或别人的推荐来选定领导班子。他对这件事非常认真，从民意调查到选举办法的制定都亲自过问，认真研究。顺便提一句，最初中组部想把父亲调往中央党校，据说李井泉找到胡耀邦说父亲在文革中有问题，不适合在中央党校工作。中组部无奈只好把父亲调往南京，并许诺以后会重新安排父亲的工作。在确定新领导班子的过程中，五机部也坚持要求父亲继续留任，因为学校的工作刚刚出现起色。不管从那方面说，他都没有必要马上退下来。但父亲一来对权势不感兴趣，二来对政治已经彻底寒心，所以新领导班子成立后，他马上办理离休手续回四川养老，决不搞什么“扶上马送一程”。当然，这次闪光不过是划破夜空的流星转瞬即逝，但却真正体现了父亲正直坦荡，不以个人权力、利益为重，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就如同安徒生笔下的那根火柴，映照出一个纯洁女孩对美好世界的真心向往。

父亲讲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显得有些草率，但对苏轼的［前赤壁赋］却下了很大工夫。他渴望无拘无束，过一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自由生活。他说，司马迁、苏轼等人的伟大不单在于他们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文章，而且因为他们的文章往往不拘泥于个人坎坷。“一个人一辈子总要倒点霉。倒霉时愤世嫉俗容易，但要超脱却很难。”父亲离休后依旧勤于读书思考，终日勤耕苦读。他的思考往往超越了数十年的个人恩怨，直接关注我们今天的制度缺陷。在谈到［红楼梦］时，他说：“她就是那么本书。所有人看上去都是好人，干出的事儿却尽是乌七八糟的。说明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干好事，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干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个制度问题”。谈到战争年代共产党的民主作风时，父亲说：“原因很简单，那时谁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拍你的马屁干什么？解放后就不同了，中间有个利益问题。没有真正的制度作保障，谁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对他一向景仰的领袖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庐山会议那么多领导人，要都站出来支持彭德怀，一个人还敢那么胡整吗？还是私心做怪。”父亲对美国有点酸葡萄心理，毕竟他和他的战友挨过蒋记美国造的炸弹。在电视上，他看见美国航天飞机凌空爆炸的场景时，忍不住哈哈大笑：“活该，谁叫你有钱搞这个花架子。”但在谈到美国的社会制度时，父亲说：“美国，你说他是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总之他让你有个地方说话，老百姓有什么怨气也有个出气口。我们这里行吗？看看每天的电视新闻，千篇一律，整天形势大好，谁能提个意见嘛？”从感情上说，父亲对右派始终没有好印象。但在反思反右运动时，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好恶，而在是否压制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不让右派说话，到头来别人同样可以不让我们说话。”提到批判流沙河（四川最大的右派）的［草木篇］时，他说那也是无限上纲，罗织文字狱，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亲最先提出［草木篇］有问题，后经毛泽东钦点把流沙河定成右派)。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曾说：“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父亲的作为不正符合这一民主的基本原则吗？

父亲年轻时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爽朗大度，说话简洁有见解。在大会做报告提纲挈领，很少超过半小时，从不拖泥带水，从不念稿子、说空话，深得人们好评。他的讲演才华直到晚年担任华东工程学院院长时还没褪色。当时华工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抱怨现在学生没几个爱上政治课，让领导支持一下，父亲自告奋勇说我来试试。他对全校学生讲党史，开场白是：“我讲课不打考勤，来去自由。不过，你们要注意，我讲的东西和你们的教科书有出入，不能用来应付考试，应付考试肯定会得零分。”结果整个讲座大受学生欢迎。父亲结婚后，依旧颇具异性杀伤力，何况他主管宣传文艺，身边歌舞团、川剧团、话剧团、音乐团，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当时的四川就出过好几起“小资产阶级腐蚀革命干部”的桃色事件。然而父亲正直坦诚，与母亲相伴数十年，伉俪情深。父母来美国探亲期间，一日母亲正在厨房帮我妻子准备晚餐。父亲数次干涉，不住地对母亲说：“你那么累了，还不上来休息。”母亲不耐烦地回答：“真罗嗦，不用你管。”父亲大声道：“我不管，谁会管你？”妻子听后大为感动，坚决要求老公我以此为榜样。父亲生性豁达，得知自己的癌症病灶已经全身扩散后，他依旧和大夫们调侃：“你们做医生的，对人是实话实说。我们搞政治的，对人是拐弯抹角。”

父亲有幸亲身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如水银泄地一般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荆棘丛生的大舞台上，无数人随波逐流，登台亮相，演出了升降沉浮的悲喜剧。父亲一生特立独行，胆大心细，信步风口浪尖而不折节权贵，游刃杂乱纷纠而不剑走偏峰。他以憧憬明君贤相的开明治世始，以探索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终，其终身不渝的执着信仰就是坚持一个普通人说话的权力，坚持一个普通人做人的权力。父亲为自己的坚持企盼过，努力过，徘徊过，失败过，痛苦过，但从来没有后悔或绝望。他就像飞蛾扑火，望着天边若隐若现的晨曦，孤独地在人性的黑暗泥潭中艰难跋涉。父亲没有千秋功名，但志趣高雅，慕古先贤，同生死，轻去就，抱膝危坐，笑傲风月。诚所谓此非潇洒孰为潇洒，此非风流孰为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