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卫与张学良（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8日15:52:4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中国人熟知这两个名字，前者从三十年代末，被钉上耻辱柱，被斥为“汉奸”“卖国贼”，被后世无数次唾骂；而后者，1949年之后，被铭刻于纪念碑，被称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亿万民众崇敬地传颂。处于社会评价和人们爱憎两极的两人，彼此有什么瓜葛吗？ ◆高伐林 　　“汪精卫与张学良”——这是胡适当年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熟知的两个名字，前者从三十年代末，被钉上耻辱柱，被斥为“汉奸”“卖国贼”，被后世无数次唾骂；而后者，1949年之后，被铭刻于纪念碑，被称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亿万民众崇敬地传颂。处于社会评价和人们爱憎两极的两人，彼此有什么瓜葛吗？ 　　张学良在汪精卫遇刺时曾出手相救。1935年，国民党举行四届六中全会，以摄影记者身份进入现场的刺客孙凤鸣，打算在代表合影时刺杀蒋介石，但敏感的蒋介石觉得现场秩序很乱，不肯露面，孙凤鸣退而求其次，连发三枪击中汪精卫。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一脚踢掉了其手枪。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告诉笔者，汪精卫后来向“二张”每人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 　　早在1922年，汪精卫就与张学良结识。汪氏几次去东北，协助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期间曾会晤过张学良。 　　八年后，1930年8月，汪精卫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北平大联合，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当时已经接掌东北，在“挺蒋”还是“倒蒋”的天平上，30万东北军这颗砝码加在哪头，哪头就必赢无疑。汪氏又去电又派人，张始终含糊其辞。北平等待不及，9月1日组织国民政府，仍推张为五委员之一。但张学良看到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与蒋作战落了下风，对北平失去了信心；蒋介石则派出庞大游说团至沈阳劝张学良出兵援蒋，张问蒋能给多大好处？双方讨价还价。蒋介石任命29岁的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以下的第一人，又给了3000万银元，还许以平津地盘。张学良觉得这头更有实惠，9月18日（也真巧，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前整整一年）通电支持南京，并将主力部队开入关内“武装调停”。汪、冯、阎腹背受敌，只好偃旗息鼓。 　　汪精卫与张学良更深刻的冲突，发生在1932年夏天。当时，张学良因丢了东三省，退到热河，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汪精卫却在国难当头，与蒋介石谈妥重新合作，刚刚上任当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对日主战派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探讨张学良由对日军“不抵抗”，演变到发动“西安事变”扣蒋的同时，也梳理一下汪精卫如何由对日主战转为主和的演变脉络，因为，汪的思想转折，正是由张而起。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资料图片） 汪精卫提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将校趁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进关，东北空虚，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同时为了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疆界，对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虎视眈眈。国联调查团调查时，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当局竟公然将热河列为其国土一部分，声称其疆域“以长城为界”。而热河、长城与平、津只有咫尺之遥。 　　张学良晚年颇为“不抵抗将军”这个称号忿忿，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明镜出版社）中甚至说：“汪精卫落井下石，送给了他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顶帽子岂是别人送了就能戴得上的？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回忆当时全国人民对一枪不发将东北拱手送给日寇的张学良的忿恨之情。 　　丢掉东北的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京绥靖公署主任，镇守华北。全国民众期望他秣马厉兵，将功折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还得他自己用行动摘啊。 　　对华北的防卫安危，南京中央政府高度忧心。 　　“九一八”事变时，汪精卫还在野，他在广东听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立即严厉批评。1931年10月底，南京蒋介石和广东汪精卫再次握手言和，国民党这两大派系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中国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都未做好抗日准备，对日作战若失败，就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以必须抵抗、交涉并行，先安内后攘外，延缓战争爆发，争取时间备战。汪精卫说，“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著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所以兄弟主张，一面要抵抗，而一面仍要交涉……”（上海《申报》1931年12月7日）这里他首次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认为比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或不交涉，更能有效阻挡日本侵逼。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炮轰东北军沈阳北大营。 　　笔者的父亲和伯父，当年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医科大学的同一届学生，“九一八”事变当夜，恰逢我祖父从关内来探望他们兄弟俩，父子和同学们经历了激愤万分的一夜。 　　在中央常会上，正式确定由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汪任行政院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格局。还有一个党权，名义上是汪、蒋和胡汉民“三驾马车”，但中央政治会议三常委之一的胡汉民仍不肯与蒋合作，宁愿扮演在野派角色，所以最高决策者，就是蒋、汪二人，蒋管“安内”，主要是调集大军围剿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扑灭每一处星火，以防燎原；汪管“攘外”，与列强打交道，尤其是应付日益紧急的日本外患压力。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民众抗日呼声很高，对政府抨击猛烈，办外交吃力不讨好，乐得让汪精卫去挡在前面，承担“卖国”骂名，口干舌躁地向愤怒的民众和舆论解释政府的苦衷和打算。 　　汪精卫阐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说：乃是军事不宣战而尽力抵抗，外交上不绝交而尽力交涉。二者并行，以“不失国土，不辱主权”为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之上，可以忍受，就可以和；在最低限度之下，不能忍受，毅然拒绝，就只得出于一战”。（《对于军事外交的方针和决心》） 　　为什么“不宣战”“不绝交”呢？因为一旦宣战、绝交，中日成为敌国，就迫使世界列强选边站，他们就必须按照国际外交通行的规则恪守中立。那么，如果日本封锁中国港口，国际上都只能袖手旁观，反而使中国得不到急需的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权衡得失，中国对日“不宣战”“不绝交”更为策略。美国等也表示不赞成中国与日本绝交。 　　中国大陆民众多知道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以为是他首创长期抗战和全民抗战思想。实际上，当时有如此认识的人实在不少：军事理论家蒋百里（1882—1938）早在1923年就预言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利在速胜，而中国利在持久，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出版十万字《国防论》，阐述持久战思想；蒋介石麾下陈诚将军也早就在1935年到36年的数次演说中，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构想；蒋介石本人及政府也早就确定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的甲案中就提出：“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汪精卫于毛泽东文章之前六年，1932年2月15日在徐州的政策性演说《政府对日方针》中，就完整地提出这一思路：“我们现在只有以广土众民的中国，与富国强兵的日本长期抵抗，处处抵抗，人人抵抗，则日本必有精疲力尽之一日，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他强调：“我们在野不要唱高调，在朝不要说软话。”（党史会《革命文献》第36辑，1570－1572页） 　　这些都比毛泽东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所写的《论持久战》要早。但毛泽东虽然不是对日“持久战”的首创者，这部著作自有其重要价值，这是题外话了。 汪、张为何吵起来？ 　　有人说汪精卫是“亲日派”，我查阅有关史料，认为这种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倒更只像三十年代末之后人们的激愤之词。汪精卫虽然年轻时到日本留学（实则参与推翻满清），也受到过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以及胜海舟等人改革思想的影响，然而辛亥革命尘埃落定，他立即功成身退，带著几位家人亲戚前往法国再留学。中国政坛“城头变幻大王旗”，汪精卫多次被逼下野，每一次都是直奔欧洲养病、隐居，而不是去日本，更何曾与日本人攀过什么交情？ 　　汪精卫对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觉，多次警告国人。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中即指出：在欧战之前，中国饱受各国军国主义的压迫，而尤以日本为最。在另一篇文章《人类共存主义》中，他指出：欧战以后，次于德国而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者莫如日本。 　　汪精卫上任后，宣布迁都洛阳，摆出架势积极抗战，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适逢处理上海“一二八事变”（顺便说一句，当时驻守上海闸北，顽强抵抗日军的蔡廷锴十九路军，正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他力主抵抗，认为“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上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汪兆铭对日政策谈话，1932年2月7日）。 　　他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模式，主持达成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打算用同样的模式处理热河局面。    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汪精卫还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蒋介石私下指示其嫡系按兵不动，十九路军的抗战终究孤掌难鸣。 　　汪、蒋催促张学良增兵热河前线，既强力支持东三省义勇军，更威慑日军使之不敢进窥。汪精卫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交涉须以抵抗为前提。唯有“一面抵抗”，才能为“一面交涉”创造形势和增加筹码。他要求于张学良的，是尽到起码的守土之责。若没有“抵抗”这“一面”，如何迫使日本谈判，如何争取国际同情？政府对日“交涉”那“一面”势必落空——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阐述外交政策时，引用过黑手党艾尔·卡彭的话，异曲同工：“在说好话的同时带上枪，会比只说好话更有功效。”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民政府就计划将山西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共12万人，开往热河东北军控制的地盘，此举却遭张学良强烈反对而流产。汪精卫两度敦促张学良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配合淞沪抗战，牵制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张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空言作答，按兵不动。 　　上海这边平定下来，热河的压力就骤然加大了，局面一天比一天紧张。 　　汪精卫曾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只是以上宾招待他们，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亲自出马，持蒋介石的亲笔信，与宋子文、李济深等赶到北平，与张学良相商，再次敦请张整顿华北防务，撤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出兵东北。 　　请注意，我们用的词，是“相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后来中共加强集权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不一样；而张学良与两广桂系李宗仁、云南龙云又不一样，张学良1929年东北易帜、归顺中央后，不到而立之年，就被蒋介石颁封上将，中国北方的军务政务，人权财权都归他一把抓。用他晚年对唐德刚等人不无得意的话说：“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我那时才二十八九岁。”这一片国土犹如张的自治领，他具有高度的独立自主权。有人曾说：1931年即使蒋介石真的下令不抵抗，听或不听，都还取决于张学良呢。 　　汪精卫虽然是中央政府首脑，去张学良的地盘，只能与他“相商”而不是听取汇报、下达指示。 　　张学良自1930年进入北平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糜烂的一段生活。他嗜毒成瘾，形容枯槁，这段时间的风流韵事更数不胜数——张学良好色是有名的，他说过，“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不过他和父亲多养妻妾迥然不同，张学良的“爱美人”，就是“睡完就扔”，例证太多，这里就不细说了。 　　张学良对汪精卫并不买账。汪在北平住了四天，张见面爱答不理，敷衍推托，说须委员长亲自下令。其后张更称病住院而不予接谈。 　　6月22日，窝了一肚子火的汪精卫离开北平南下，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同意，他不敢应允。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张担心汪插手东北军政。汪出任行政院长后，想用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来牵制张学良，策划如果与日本交涉成功，日军退出东北，即以朱霁青指挥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主导接收，这触到张学良的痛处。 　　另据披露：张学良毒瘾太大，过一会儿就须打针，所以无法久谈正经事。但汪精卫得知，称病的张学良却跟宋子文泛舟北海。 　　国家危急关头，镇守最前线的封疆大吏竟是这么个德性，让汪不生气也难。 　　张学良自知理亏，晚年对唐德刚等人轻描淡写地说：“当然，有件事情也是我做得不对。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到北海去玩，我就没有理他（指汪）。” 　　张学良还这么解释：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一件事，他是行政院长，同宋子文到北京来看我，拿了蒋先生一封信，他的主意要我们与日本打一下，我就问他怎么打？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我说汪先生您说什么？利用我部下，你那么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是汪精卫口才不够，没讲清楚？还是张学良耳朵不灵，没听明白？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沈阳的官邸也被日军占领。（资料图片） 中央催抵抗，少帅讨粮饷 　　就从张学良的上述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在他当时的心目中，打还是不打，是他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一场交易——要我打，你中央给我什么？ 　　倒也不能完全责怪张学良。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么。而且，张学良对中央是否有抗日决心，一直心存疑虑——这也是当时广大民众的疑虑。再说，中国有句唱词：“有枪就是草头王”，他父亲是土匪起家，给他留下东北军这一笔老本，他哪愿轻易耗损，去配合中央政府的对日“交涉”？蒋、汪的中央会不会有以地方军队充当炮灰的盘算呢？他也不能不防着啊。 　　张学良迟迟不加强热河防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心存顾忌。奉系老军阀汤玉麟，绿林出身，外号“汤大虎”，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算张学良的叔辈，在热河以聚敛民财为能事，久为人痛恨。张学良无法指挥他，也不敢撤换他。日本人拼命拉汤玉麟，张学良担心，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他马上就会投靠日本，将热河并入伪满洲国。 　　许多话张学良说不出口，能说出口的，就是向中央政府叫穷伸手。 　　恰恰在“中央给张学良什么”的问题上，汪精卫两手空空。中央手中的军队主力，蒋介石调去剿共，自然抽调不了；能抽调的晋军、西北军，张学良又不要。张学良要的是粮饷。蒋于6月18日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发动第四次围剿，需要庞大军费；财政部长宋子文曾允诺江浙资本家四年内不发行公债，因蒋要钱逼得紧，宋躲到上海直想辞职。汪精卫赴上海图谋借款也无所得，哪里还能满足张学良的要价？汪只能反复晓以大义，张学良却不想听空话。他在8月1日召开北平政委会，会议宣言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自北平返南京后，汪精卫在中政会上报告说：“对日外交已穷，中国唯有努力自卫。”奈何指挥棒不灵。1932年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狼烟四起，告急电报接连报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会议，但北方前线的事，还得通过张学良才行。汪能做的只是发电报：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誓死抵抗，催促张学良布兵抗敌。但汪精卫一催张学良出兵，张便回以索要粮饷。7月22日，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饬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发电的同时，军事参议院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此时的张学良没有行伍生涯的体力，也没有作为统帅的胆魄。当时西北军的将领宋哲元在军事会议上对张学良公然顶撞抗命，张学良也无可奈何。胡适一针见血地说：“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危急的局面的。” 　　1935年3月18日，《时代》以汪精卫为封面人物。这一年， 汪精卫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将他比喻为“鲸鱼胡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资料图片） 汪精卫：我辞职，你也辞职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增兵换将。“增兵”走不通，就只好“换将”，驱除张学良，换上更坚决抗日、而且中央指挥得动的将领。 　　1932年8月5日，张又电汪索取出兵费，汪精卫急了，使出了最后一招。8月6日，他连发五电，斥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宣布：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此举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函电交驰，互相指责。一时好不热闹，这边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常委会8月7日决议致电并派人慰留汪氏，那边张在北平极力分辩，声泪俱下，随后又致电汪精卫称决辞职。 　　有人认为汪此举是“挟嫌报复”，因为一年多前汪氏主持冯、阎各派势力兴兵反蒋，张学良挺蒋，结下前怨。这种说法未免片面，我不敢说汪氏对张学良毫无心结，但是在热河抗战问题上，很明显，汪精卫是站在历史正确这一边的。他决心逼张与自己一起下台。汪精卫致电中执委请准张学良辞职，以之为开端，打破中国由军人割据的局面。汪精卫还向记者发表谈话：“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张学良）拥兵不前，民族沦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 　　正与红军苦苦缠斗的蒋介石，一方面慰留汪精卫，一方面安抚张学良。他给张学良提出三个解决方案，希望张于三天内亲率所部急赴热河，对内对外都会有转机。但张学良决定辞职，无意进兵热河。蒋在日记中感叹张“犹豫依违，诚不足与共事”。 　　经国民党要人一再劝慰，汪表态说，辞职是辞定了的，但如果中央同意张学良辞职，他可以回南京用另外的方式服务。8月16日，行政院会议准张辞职，汪遂于17日返南京。 　　张学良部下的军人却不干了——57名东北军将领联名发电挽留张学良，表示要与少帅“共进退”。而此时，日军又再次进犯，热河再次报警。蒋介石只好另想一招，将北平绥靖公署改为军委会北平分会，自任委员长，令张学良代理委员长，才缓解张学良这些亲信们的怨气。 　　这么一通折腾，表面上汪张都辞了职，又都没离任。不过，蒋在汪张交恶中是有倾向性的，他要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大计，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而东北军除张学良之外找不到替代统帅人选，对张只好更多迁就。汪觉得热河防务依旧无法改观，自己做不下去，长叹一声，告病三个月出国到德国疗养。（未完待续） 　　（本文注解较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此处从略） 　　下篇预告：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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