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25日13:30: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专家学者，都不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一位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还说：“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 ◆高伐林 　　改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来年。这是并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仅微观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当时的绝密函电陆续解密、当事人的回忆陆续问世，而且从宏观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国人，将他们的命运提供给后人，作为重新审视“西安事变”意义与后果的重要参照。 　　笔者在数年之间访问“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后代、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和中共党史工作者，数度探访“西安事变”的重要场所如张杨指挥部、捉拿蒋介石的华清池、软禁蒋介石的高公馆，以感受当时的环境气氛，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位学者说得好：有很多事，单凭自身显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间判定其对错；有很多事，更需时间证明其祸福。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固然无法预见数十年间或正或负的连锁反应、更无法对之负责，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不预测风险、评估得失。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人，都不认为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曾说：“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一生中的其他选择都是错误的！ “西安事变”的两位发动者，张学良（左）与杨虎城。（资料图片） “不抵抗将军”呼冤 　　张学良晚年颇为“不抵抗将军”这个称号忿忿，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明镜出版社）中说：“汪精卫落井下石，送给了他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但正是在对唐德刚等人谈话中，张学良再次澄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并非委员长蒋介石下的，而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解释，当时一厢情愿地认为，打不还手，可以使日寇找不到借口，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同情和干预。“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只是误判形势而并无“不抵抗”的意图，怎么能说自己是“不抵抗将军”呢？但是，人们说他“不抵抗”，是根据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想”，他毕竟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给他戴上“不抵抗”这顶帽子，难道冤枉他了么？ 　　他这个“误判说”也遭到学者质疑：如果说“九一八”当晚北大营受攻击时误判为是日本关东军的日常挑衅，那么日军紧接著大举进犯吉林、黑龙江呢，难道还会“误判”？打个比方说：被人踢了门砸了窗，以为是邻里纠纷，忍了下来；但被人冲进来占了正房占厢房，杀了孩子杀老人——还会“误判”吗？ 　　曹汝霖是张学良的叔辈，“九一八事变”后曾被张学良请去商讨。他在回忆录中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仍在北平，“行所无事”，“只是自己行乐，称病不见日本人，每日要打无数的吗啡针，自然没有精神办事了”。当时“东三省与日交涉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固属奇闻”，日本政府还想跟他谈结悬案，这样可以杜绝关东军人在东北滋事的藉口。无奈张学良总托病不见，“一味躲避，岂是正办”？ 　　曹汝霖说：“后日政府特派一学良相熟的满铁某理事到北京，学良亦托病不见。有一日，某理事侦知学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该理事即闯入妓院，众客都吃一惊。到底学良有主意，即起立与理事握手道歉，并说久已知道你来京好久，实因缠病在身，不能接见。今日朋友约我到此散散心，还是初次出门哩。某理事即说，我也知道少帅体弱多病，好极了，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谈。学良笑道，这种地方哪能谈公事，过日一定约谈。某理事没法，只好告辞。从此又托病永不见面了。” 　　曹汝霖还回忆说，“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先据北大营兵工厂及通信机关，后遂全占沈阳（即奉天）。那时日本政府尚不愿事变扩大，令关东军不得越出奉天省。关东军开到吉林边境，不敢前进”。其时日本“政府尚能控制军人，不愿事变扩大。惟愿商谈东三省中日悬案以抵制军人之藉口”；“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而我国未能把握时机，殊为可惜” 　　曹汝霖说到这里，感慨说：“学良误国，即在此时已不能自辩，何必要待西安事变”！（以上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292－29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张学良八年半充满戏剧性转折 　　张学良确实太不可思议了，他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八年半（1928年6月到1936年12月）充满了戏剧性转折，这些转折放在别人身上得经过痛苦的蜕变，在他则是易如反掌：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说：易帜（即改挂青天白日旗，东北归顺国民政府）是为了反共。电文中说；共党横肆阴谋，流毒海内，“先大元帅（张作霖）“发讨赤之师”，与国府“反共清共相同”。但几年之后，同一个人，秘密接济红军，申请加入中共。 　　——1929年，张学良派军警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导致苏联与中国断交，他的军队与苏军爆发三江口海战、满洲里、海拉尔等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东北军阵亡多达8千人。同一个人，1935年开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上海拜托刚从苏联回国的旧部李杜为他介绍关系，寻求苏联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热河危机日急时，他在北平酒、色、毒俱全，不思抗敌，只顾向中央要饷。同一个人，1935年之后，抗日言辞最激烈、态度最坚定，哭谏、死谏、兵谏…… 　　近年来学界（包括中国大陆学者），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新成果，考证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扣蒋的动议究竟是谁提出？发动“西安事变”的具体时间？中共派出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究竟以谁为首？蒋介石是否确实作出了承诺？等等。不过，由于中共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定，一般民众无缘得知，他们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听到、看到的还是官方统一审定的标准说辞。 　　西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从前有段时间，上级要求突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来又改了，要求尽量淡化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历史为什么会被捏来捏去？自然是因为现实的政治需要。 　　这里，我们来探究：张学良从1933年3月兵败热河，在蒋介石授意下辞职，到欧洲游历考察；回国后参与剿共，到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这短短三年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百般警惕苏联的汪精卫，在一个问题上与苏联却观点一致，那就是：决不相信张学良有诚意。1932年汪精卫对张学良拥兵自重、逃避抗战的割据心态，印象恶劣，张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抗日主张，在汪精卫看来不过是地方军人保存实力的又一借口而已。汪精卫对王世杰说：张学良“昔日回避抗日，表示愿意剿匪；今番号召抗日，不愿剿匪，故只是回避作战，保全自己地位。”（《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北，1990年）在东北不战而退和热河一战即溃之后，民众多叹东北军“无可救药”，而如今竟侈言抗日，且蒋介石竟在其逼迫之下改变既定方针，汪甚以为不值。汪精卫认为，剿共安内已近成功，中国不久就可在统一安定的形势下从事建设，张之鲁莽行动，不仅使剿共功亏一篑，本身就是军人割据的再现。（参见《汪院长在中央纪念周报告辞》，党史会藏原件） 　　深入考察几个问题，笔者感到，汪精卫认为张学良“找借口保存实力”的看法，也未免简单化。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正住在华清池五间厅的这一套间。听见枪响，他翻过后墙，攀上后面的山坡。（高伐林摄） 张学良走上中共道路的引路人 　　笔者采访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外孙女、《罗章龙文集》的整理者之一罗星原时，她提醒我，罗章龙的战友黎天才是张学良的重要幕僚，是最早向他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而罗章龙更直接推动张学良发动兵变。 　　罗章龙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月，中共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秘密来华，挟共产国际的圣旨，以清算李立三路线为由，强力支持他的学生王明上台。罗章龙等人认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几个人，决议和人事更动不符党章，不具合法性，拒绝承认，另行组成“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罗为首的这批人被称为“叛徒”“分裂主义者”，被“革出教门”。其中就有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他原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成为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北方区委员之一。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会说三条渠道： 　　第一，在上海委托李杜，接洽中共及共产国际。1936年通过宋庆龄牵线，中共党员刘鼎被派来张学良帐中当代表。 　　第二，通过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他于1934年7月加入中共，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渠道，后因张另有了下述更直接的途径而中止。 　　第三，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王以哲手下的团长高福源。彭德怀要他去甘泉劝降，去后67军王以哲军长却要与他见面，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张表示愿与中共全权代表商谈共同抗日，于是引出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罗章龙文集》中的说法，却将张学良与中共的思想交往推早了好几年：黎天才1929年被捕，被营救出狱后到张学良行营担任秘书。1935年夏天，已经脱离中共、到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罗章龙，在青岛海水浴场与黎邂逅，随后跟在张学良军队里工作的好几个昔日战友恢复往来。张学良专程前往开封与罗章龙密谈。 　　罗章龙对张罗首次密谈的时间记为“1936年春”，而他的文集整理者认定时间应为1935年4月23日（因当时报载这天张学良行程是午前因公务到开封，晚上到河南大学），还说是罗有意把“时间写错”（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6页）。 　　罗章龙为何要把“时间写错”？整理者并未解释。但如果“张罗首次密谈”为1935年4月，那就在罗章龙与黎天才重逢之前了。 　　罗章龙记叙，张学良说来访意图是“希望彼此谈谈关于打开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罗还说：从这次谈话之后，西安与开封双方间信使往还络绎相属，最后初步决定两项计划，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 　　罗章龙言下之意，似乎认为张学良决定包括发动兵变的两项计划，是因为与他“信使往还络绎相属”磋商的结果。这未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吧——罗章龙当时已经既无人马，更无武装，身后也没有苏联、共产国际，仅为一介教书匠，张学良难道被他一忽悠，就决定发动兵变？ 　　《罗章龙文集》中有一篇题为《罗章龙谈西京兵变》的附录，是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罗自撰文稿，也有未完的手稿，还有后人的补充文字。其中谈到张学良来探访罗章龙的用意，从行文语气上看是罗章龙自己写下的，与上述说法却有相当大出入，而且更为可信： 　　“汉卿（即张学良）来汴，‘代表东北大学，请您讲学。’说罢，秘书面交东大聘函而退。”“双方谈话开始，他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 　　这篇附录中还写到罗章龙后来到西安回访，见张学良于私邸，毫无拘束地畅谈。在应邀作演讲之后，张学良还亲自驾机，带他上天遨游华山。 　　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长、著有《张学良传》的张魁堂，引述存于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也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29年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到东北任私人秘书兼讲武堂教官，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罗章龙文集》中记载为“中央委员”，后任罗章龙的北方区非常委员会书记——高按）做张的机要秘书。黎天才等三人都曾是共产党人，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学说有了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潘、吴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每天上下班乘车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别墅里，张也要他们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罗章龙生前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自己与西安事变的瓜葛，仅晚年同家人谈到，后人根据其口述回忆而于1990年代中期罗仍健在时写了《关于“西京兵变”之补充》，其中也称：张学良“请中共党员吴汝铭担任他的马列主义教师”。(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9页）但语焉不详，也没有写从何得知。不能排除是从张魁堂那里听到——张曾于1992年拜访罗章龙并留下名片，很有可能对罗转述了《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 　　黎、潘、吴等只能算是“前共产党人”——他们此前都已被捕脱离了中共。学者杨奎松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共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发现黎天才等人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黎天才关于张学良研读马列理论的说法迄今只是孤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但张身边早有一些前中共骨干，他看重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兴趣，应是可能的。 　　为何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中共，还要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这是因为，他们脱离中共有各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但他们长期持有的向往社会平等、正义、为劳苦人民求解放的价值观念，仍然在内心起作用。“文革”中很时髦的一句话是“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却恰恰相反：“组织上出了党，思想上没有出党”。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时，黎天才任政训处处长。据黎记述：张学良“曾想组织一个独立政党”，“什么纲领政策，以及政党组织，都由我写成方案。” 　　当时中共给张学良派的代表是刘鼎，张通过刘鼎与中共多次联系，却从来没有对刘鼎透露辅导自己学马列的黎天才，可见在张的心目中，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是不必或不应让刘鼎乃至中共得知的。当张学良积极申请参加中共时，身边始终潜伏著这个神秘的黎天才，张的文电多出自黎的手笔。罗章龙说：张杨起事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电文由黎天才执笔，修改文字后发出”；司马璐披露，“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瞒著周恩来送蒋介石回南京，唯一的知情者就是黎天才。 　　司马璐说：黎天才后来被中共处决。 　　我们有理由推测，张学良与罗章龙、与这些身旁的前中共干部接触，不会对中共党内极为残酷、不择手段的派系倾轧毫无耳闻。但是他还是要参加中共。1935年，当张学良得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之后，引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话说：“不患中国有共产党，却患中国有假共产党。”那么，张学良申请入党时，心里是否明确，想加入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他是真的认同这个党所标榜的主义，还是认同这个党所使用的手段？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兵谏军队抓住后，即被关押在位于西安的高桂滋公馆。现为陕西省作协。（高伐林摄） 一度信奉和鼓吹法西斯主义 　　1933年3月，引咎辞职后，张学良下了极大的决心，忍著极大的痛苦，在医生主导下，终于戒除了毒瘾，随后他出发前往欧洲游历，长达九个月。 　　张学良这次去欧洲，与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同行，齐亚诺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也是张的好朋友。这样，张学良的欧游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礼遇，他不仅得以与墨索里尼会见，而且基本上是以意大利为“大本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还去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每次出行，都回到意大利。 　　张学良多方设法访问苏联，却不得其门而入——苏联不想接待这个1929年收回中东铁路的“反苏罪魁”。 　　欧洲之行让张学良大开眼界。他对路透社记者说：他“视察了武器工厂，还视察了农业试验场，各地的产业经营，也研究欧洲的财政机构，总之，中国之发展并非只靠炮弹”。更重要的是，他对法西斯主义道路发生了浓厚兴趣。10月15日，报纸登出消息：“张学良目前住在伦敦一流之饭店，埋头研究法西斯。” 　　在他1933年底自动返国前，12月8日，张学良接受墨索里尼首相颁发的“意大利十字勋章”。 　　在游欧体验中，他有哪些收获呢？ 　　1934年1月11日在上海发表的“书面谈话”中，他说，他所受的最大冲击是：“各国民众对其领袖热烈地拥护”，特别是在德国、意大利，他感受到领导人的“忠诚无私”。他说，“全国人民若不愿成为亡国奴，……应该给一个领袖试验的机会”——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一个领袖”，自然非蒋介石莫属。他还说，第二个冲击则是，欧洲备战的气氛浓厚，若无对应之道，亡国的危机感大为增加。 　　这两个冲击，第一个隐含著张氏对内战所开的处方，第二个透露出他对外侮所开的处方。 　　在就职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后，他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训词中强调：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 　　张学良此时最关心的事，可归纳为如何在中国培养“国家观念”及凝聚民族意识。1935年3月，蒋介石废止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设武昌，任命张学良当主任。4月23日，他以武昌行营主任身份在开封举行阅兵典礼时讲话说：想攘外，须从肃清赤匪，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做起。“民族复兴大业”就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肃清万恶的赤匪”。（《张学良文集》2）他的民族复兴论包含“攘外”和“安内”两方面内容在内。 　　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说，其游欧体验促使他以亡省（东三省）经验扩大为“亡国危机感”，为克服这一危机，他倾向强化法西斯主义。（《张学良“游欧经验”之心路历程》） 　　他的智囊王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写过《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文章，“本来他早已向南京建议，请变更先安内攘外政策，他感觉义（意大利）、德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由于向外发展，为国家争取光荣，恢复权利，所以其领袖赢得人民的爱戴，获得政策之成功。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王卓然史料集》，《辽宁文史资料》第36期，1992年） 　　司马璐说：“张学良回国后，到处宣传法西斯，并鼓动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组织中国的法西斯党，给果蒋介石没有批准。张学良追求法西斯的相思梦破灭以后，他又追求另一个梦。他要找共产党，他的追求纯出于投机心理。” 　　张学良对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说过：“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路线”。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第一句话是：“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周恩来立即否定：“法西斯在中国绝对行不通”。 　　张学良终将知道，意大利实际上是“侵略者”，就在他返国后不久，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步步紧逼，一年后投入30万大军入侵，占领其首都，宣布合并。这给张学良带来极大冲击：日本侵略华北，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二者岂不是一丘之貉么。他对周围的人表明自己的失望，西村成雄认为，他这时醒悟了，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然而，从事实上说，意大利的行径只是让尝到侵略之害的张学良否定对外扩张，并不能让他否定“一个领袖”；从逻辑上说，奉蒋介石为“一个领袖”的想法是动摇了，但是这里他还有另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奉另外什么人当“一个领袖”，另一种就是自己来当“一个领袖”。（未完待续） 　　（本文注释众多，为便于阅读，从略） 　　下篇预告：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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