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自述：武斗杀人凶手是谁？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26日15:36:4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1967年的盛夏，武汉爆发了多次大型武斗，死伤惨重。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武斗多半是由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当时省市委已经瘫痪）所支持的保守派组织出动人马，以长矛、石块、铁棍为武器，围攻造反派组织占据的据点。 　　武汉文革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之一曹承义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初稿，钟逸整理），记录了这些惨烈的岁月。这里我节选了该书中的相关篇章。 　　曹承义是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其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指控他是1967年“6·17”武斗的幕后策划者。曹承义在这里节选的篇章中，对此提出強烈反驳。 　　文中原有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为阅读方便，有所删减。 　　关于曹承义和他的单位、造反组织的情况，请看我昨天发出的博客文章《文革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1967年盛夏：造反派遭到屠杀 《悲欣交集话文革》节选，曹承义初稿，钟逸整理 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做得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每辆车上站着三四十名戴着新一冶袖章的青年工人，打着新一冶的战旗，众多的载重汽车一起发出怒吼般的轰鸣声，车队鱼贯列队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大受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一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大多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注1），他们头戴当权派发给的安全帽，身穿当权派发给的崭新的工作服，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吃穿用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6月3日中午，“百万雄师”100多人戴着藤条帽，手持木棒，从民生路花楼街出发，准备攻打民众乐园（注2），被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带领群众用木棒和石块将其打退。黄家祥的头部被“百万雄师”打破。6月8日傍晚约19时，天将黑了，穿着黄军装，戴着新一冶袖章的黄家祥，骑摩托车在长江大桥汉阳龟山引桥中段被“百万雄师”拦截，黄家祥被打成重伤，不省人事，丢到引桥下面的铁轨上，如不是被铁路巡线工人救出，就可能被来往的火车轧死。那天黄家祥的摩托车紧随其后有几辆解放牌货车，站满了穿着白衬衣的人，“百万雄师”以为是来支援黄家祥的人，所以也用石块对这几辆车上的人进行了袭击。其实车上的人是去支农、抢收庄稼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拼命叫喊“不要打了，我们是解放军”，才逃脱了“百万雄师”的包围圈。 　　黄家祥被救护车送到汉阳的武汉市第五医院救治。医护人员从黄家祥身上找出他的工作证，五医院的造反派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新一冶。因汉阳是“老保”（保守派）的窝子，为了防止黄家祥再次遭到毒手，刘森开着一冶的救护车，桂大庆、肖银宝等人穿着白大褂，扮成医护人员，把黄家祥从五医院救了出来，送到了新华工。黄家祥至今还留有被打的后遗症。“7·20”事件以后，武汉冷冻机厂的造反派来一冶找过黄家祥，说6月8日带队袭击黄家祥的是武汉冷冻机厂的干部余新南，他当时是百万雄师驻汉阳区委的头头。黄家祥对来人说，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不要打他。 　　1967年6月5日、6日、8日、17日、23日、24日，武汉发生了多起屠杀事件。“百万雄师”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百万雄师”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注3）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新一冶总部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八大家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是一座六层楼房，是一冶的招待所和单身职工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6·11”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造反派组织也各上了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车队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武珞路、长江大桥、江汉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车队晚上7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200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最前面的一辆车上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西快速驶向中山大道，这是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车队。“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10辆左右。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我立即叫宣传车调头，指挥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往西边逃跑的群众，边跑边骂“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注4）！”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5名群众被“百万雄师”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 　　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庆传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我们的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庆传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注5）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就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进入了民众乐园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造反派工人有班不能上，有家不能回，只好到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避难。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查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　　 　　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两座建筑物的屋顶上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这两处建筑，在高空联成一体，使驻扎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加强了安全。我们还从一冶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回到武昌去。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6·11”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敢死队”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引人注意，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自制的“敢死队”的旗帜。真实的情况是，新一冶司令部在当时并没有组织“敢死队”（七二○事件后，新一冶司令部为纪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新一冶大约200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人员尽快筹集钱和粮票送来，还要司令部人员送来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他们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起到虚张声势的效果。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给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在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家。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晚，广播里播放的是“打倒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围聚着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抗暴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抗暴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由指挥部统一安排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在南洋大楼，一楼至六楼都是住的新一冶的人。高峰时，南洋大楼全是人，上楼下楼都会人撞人。每天吃饭像开流水席，都是由素不相识的老爹爹、老婆婆自发地送来的，吃的食物也是“百家饭”，有馒头、稀饭、绿豆汤、干饭等等。吃饭时，大家都互相谦让，没有人抢着吃。这表明了文革中人心所向。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装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冶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查”时追查过这件事，这些贵重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除了民众乐园的抗暴指挥部以外，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我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6·17”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1967年6月17日，发生了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的惨剧。在“6·17”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有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守，其中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来到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有不认识的人，我一定要当面盘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搞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司（注6）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江汉公园的“百万雄师”，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 　　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被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斗队员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砸向街心的群众。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 　　为配合“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扫荡，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倒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注7）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帜，在南洋大楼屋顶上，每天跟北边的中学红联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绿旗垂直向下、红旗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5吨的解放牌载重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万雄师”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去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见形势危急自动离去。我们从来也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中原机械厂的造反派）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十几个人，有新一冶的张重阳、陈连生、马三六、余望生、机装公司一个外号叫‘塌塌’的人，还有动力公司的几个人不记得名字，开车的司机是谢观德。他们说：百万雄师在三民路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十七八个人，而且除了余望生是参加‘九一三’的，其他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二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肖银宝被胡双全叫下车，才免遭屠杀，幸免于难。从肖银宝的回忆可知，1980年青山区法院判决书所说“途中其同伙胡××（胡双全）接替曹（承义）指挥”，完全是蓄意诬陷。 　　 　　肖银宝亲历的这一情况，我不在现场，发生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后来听说，“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群众，自发地攀上这辆汽车。随后，这辆车在开往三民路孙中山铜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汽车在靠近孙中山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汽车被逼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这些尸体是造反派从六渡桥孙中山铜像处抢回来的。被打伤的人被百万雄师将汽车开到汉口滨江公园扔到江边，被老百姓送到医院包扎后逃回。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像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注8），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在车上。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6·17”后我看到谢观德头上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说是“6·17”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被长矛刺穿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头部和身上全是伤痕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等三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9处伤口。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所有的十多个基层公司和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支长矛，也没有带领和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广播站，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这种法西斯式的大屠杀，实际为“7·20”事件后“百万雄师”极少数人遭报复挨打埋下了祸根。走资派是文革中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致伤、致死的罪魁祸首。 　　 　　重新上台的那个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竟然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凶手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进行的“两清一批”运动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一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有一汽车的造反派群众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 　　 　　6月24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们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28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注9），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5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1人，杀伤无数。 　　 注释： 　　1，“百万雄师”：成立于1967年5月16日，是武汉文革中所有保守派组织联合体，是武汉军区全力支持的镇压和屠杀造反派的武斗组织。 　　2，民众乐园：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地区，创建于1919年，原名“汉口新市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12个，露天演出场地4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文革”中成为造反派的据点。 　　3，新公校：武汉市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 　　4，黑乌龟：“百万雄师”的主力是由基干民兵按系统组成的“红武兵”，武汉市民称为“黑乌龟”。此处代指“百万雄师”。 　　5，张鹏程：1934年生，汉口某理发店工人，“九一三”汉口指挥部总指挥，六一七民众乐园抗暴总指挥。 　　6，“钢八司”：指武汉文革中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因要坚持每天八小时上班，所以自称“钢八司”。 　　7，胡双全：一冶工读学校钢二司学生，当年仅十七八岁。 　　 　　8，据当年钢二司《红水院》报第9期报道：“37勇士除三人重伤逃出外，全部壮烈牺牲。”据工造总司勤务员彭祖龙2007年回忆：“造反派当场死亡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另据1967年8—10月负责追查杀人凶手的钢工总发起人之一胡国基2006年回忆：“用长矛等武器当场杀死工人、学生二十余人。” 　　9，朱庆芳：女，15岁，武汉市八中学生，文革中参加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6·24”事件中“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被杀害。 　　相关文章： 文革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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