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首例“开仓放粮案”：坐牢杀头我一人承担

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人。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山区的尚可上山找点野果、野草之类的东西填填肚子，平坝的已无任何东西可供果腹了。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他们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全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有的甚至全家无一幸免，连尸骨也无人收敛。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这些储备粮，当时主要是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在当时，这可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因此，尽管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地，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已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哪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一种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23时30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垮死了3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3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垮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饥荒中的农村的冬夜似乎异常地寒冷，纪俊仪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迹近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寒夜里，他的手边上只有一盅些许炒盐调的开水，他不时抿一口，与其说在抵御咬噬他肠胃的饥饿，不如说借以缓缓烧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对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们，如此关切的党的基层干部，又岂止纪俊仪一人？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3000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1960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了，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把那些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300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电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但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
        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冒险开国库：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可以这样说，若不是这样，共产党就没有光辉的昨天、辉煌的今天。
        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   
        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又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谁知那位省监委副书记在回省里的路上，于白马山翻车摔死了，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司机。杨文堂闻讯后直拍手，连说“该死”。这下，麻烦大了。省委领导震怒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廖志高建国前就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尽管事情的发展曲曲折折，但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
        1962年1月，纪俊仪进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中央对前段时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已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也为在那场灾荒中饿死人作了深刻检讨。
        会议期间，邓小平、朱德专门到四川代表团看望家乡来的代表。邓小平对四川省各级组织在那场自然灾害期间作的种种努力表示感谢。
        1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