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胡兰成所撰，后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色，戒》取材自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张爱玲的丈夫、汉奸胡兰成告诉她的。原来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寇、原属国民党CC系的丁默村，成了汪精卫伪中央的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兼特工总部主任，是个汪伪大特务头子。由于丁默村原是国民党特务出身，熟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及其规律，使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工作受到重大打击。正在抗战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除掉这一大害，由中统头头陈果夫、陈立夫的侄子陈宝骅执行这一任务。陈宝骅选派了一个十分爱国而美貌的年仅22岁的女情报员郑苹如去接近好色的丁默村，诱导丁上钩。郑父郑英伯早年加入同盟会，是个老革命党；郑母是日本人木村花子，随丈夫定居中国后，改名郑华君，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其友好的感情，对日本侵华行径非常不满。父母的言行对郑苹如影响很深。她乐意除掉丁默村这个大汉奸，从师生之谊入手，她赢得了丁默村的信任。一天，丁默村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约她到沪西某位朋友家赴宴。郑苹如立即向中统作了汇报，商定由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诱至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先埋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不料丁进了皮货店后，发现窗外人行道上有几个汉子在转悠。他感觉情况不妙，急迫间心生一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柜台上抛去，钞票一扬，飘得满台满地。他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说罢转身朝门口冲去，奔过马路，登车疾驰逃走。中统特务此时才反应过来，急忙开枪射击，可那轿车是防弹车，丁默村逃过了这一劫。事后，郑苹如被捕，矢口否认特工身份。后郑苹如被另一汪伪大特务李士群处死（一说是被丁默村老婆暗中杀害）。这一真实的事件给张爱玲留下深刻记忆，因此她于1950年将此真实事件写成小说《色，戒》。由于张爱玲对汉奸一直多情，于是她以"移情"的手法改写了这一真实事件的结局。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主角将男主角引进了珠宝店，在佯挑钻戒时，她忽然发觉自己有点爱上他了，她向他转过脸去，发现他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恨的神气。"她被这神气所打动，突然觉得她是真心爱他，在这一瞬间，她心里轰地一下，原来的思想的樊篱被爱情打破，她低声叫他"快走！"因而救了他的命。但她最终葬送了自己和爱国者的生命。经张爱玲如此一"移情"，本来以国家至上、热爱祖国、痛恨日伪的郑苹如，被张爱玲改变成了对大汉奸易先生多情的王佳芝。而那个大汉奸在她死后，"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对她十分怀念。张爱玲说这是"人性"的胜利。在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不敢发表这篇歪曲爱国者、美化大汉奸的小说。过了28年，张爱玲才把《色，戒》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上登出。立即舆论哗然。虽然小说发表后，郑父早在爱女遇害的次年便积郁而终，郑苹如的长兄在对日空战中牺牲，郑母也已辞世，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又名郑静芝）远在美国，并未看到小说《色，戒》，因此郑家无人出面与张爱玲打官司。郑家虽无人，但台湾舆论界正义人士严厉谴责张爱玲对汉奸多情、对热情爱国的学生讥刺，根本站错了立场。中国台湾作家张系国（笔名域外人）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1978年10月1日）中批评张爱玲："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张爱玲只好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