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汪精卫政治遗嘱真伪的悬案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1月10日13:55:5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这份遗嘱究竟是真是假？ ◆高伐林 　　到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一甲子加四年了。作为孙中山遗嘱的代笔起草人，他写下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样的名句。那么，他自己的政治遗嘱又是怎样的呢？ 汪精卫没留政治遗嘱 　　汪精卫并非猝然撒手人寰，在日本的医院就住了252天，按照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寸步不离他身边，只休息了一天的大女婿何孟恒（何文杰）先生的回忆，汪精卫直到最后一刻，尽管不能下床行走，神志却一直非常清楚。按常理推断，他不会不留下一份政治遗嘱。 　　然而，当汪精卫的遗体于1944年11月从日本名古屋运回中国后，不少人不止一次地问其妻子陈璧君：汪是否留下政治遗嘱，她总是否认。笔者与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及其夫婿何孟恒夫妇多次交谈，详细了解过汪精卫去世时的情形，他们也都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完全没有他亲笔写或者口述政治遗嘱的印象。 　　何孟恒在自己撰写的关于这段岁月的回忆中说：医生们觉得对病人家属应该交代实情，坦白地说汪精卫罹患的是Carcinoma，是癌症之一种，不得不开始作各种后事准备。但“妈妈（陈璧君）认为当初来日本的时候就把职权交给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代理……既然现时不在其位，也就不宜遥控指示。而且病人的精神和体质，又实在能够帮到些什么呢？另一个原因就是病人的情况既然如此，又怎能向他宣布实情，令他伤心绝望呢？”遗嘱的事就这样一天天拖延了下来。直到有一次，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林柏生来名古屋看望他，就由他很婉转地提问：“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汪精卫是非常聪明的，一听就明白了林柏生所问何来。何孟恒记得：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回答，大意是：生平的思想言论，都跟随着时势的变迁，陆续发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正可以留存后世的，就是‘双照楼诗词稿’了。” 　　这样说来，汪精卫确实没有留下政治遗嘱了。 　　然而，1964年香港《春秋》杂志突然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汪精卫的题为“最后的心情”的文章，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份政治遗嘱，顿时引起史家关注。 汪精卫死后20年出现一份遗嘱 　　这份东西从何而来？到底是出自汪本人，还是别人伪造？ 　　美国人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一书中，记载了一段来历：《春秋》发表这篇文章的过程是从1963年秋开始的。当时该刊收到了一封寄给朱子家的信，朱为该刊撰稿，但并不常去编辑部。该刊甚为粗心，竟让那封信在办公室里沾满了灰尘，“直到1964年2月8日，朱本人碰巧来办公室串门时才领走。朱打开一看，信封上只写上了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回信地址，里面是一份长达四页半用毛笔书写的文件。据说这就是汪的遗嘱，但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手。在另外一张纸上写着“最后的心情，兆铭”等七个汉字。书法秀丽，的确像是汪的亲笔。信中还有一张普通的黄色便条，上面写有汪精卫长子在九龙的住址以及“请转交”等字样。给朱子家本人倒没有写什么。 　　我以前曾介绍过，“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笔名。他曾在汪政权当官，是周佛海的部下，后来著有以其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追述，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字（实际为4700余字——高伐林注，以下括弧内文字，除另注明外，均为高伐林注）的四页半文件，最后认定它是真的。他曾设法寻找那个匿名的寄信人，但一无所获，那个唯一的线索——保险公司的地址——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注2）。 　　既然信中所附汪精卫长子（即汪文惺的哥哥汪孟晋）的地址并无错误，那么寄信人完全可以将文件直接寄给汪的长子，为什么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寄给了朱子家即金雄白？金因此认为，寄信人的意愿就是交给他来公布于世。于是他就这么做了，把文件交给了《春秋》杂志，在该刊1964年2月号全文发表，其后并刊载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当时的识者都说“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手”，那么出自谁的手？又过了40年后的今天，何孟恒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那是龙榆生的笔迹。 扯进一位古典文学专家 　　龙榆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龙榆生生于1902年，殁于1968年，江西万载人，中国著名词学家，先后任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组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有《中国韵文史》、《唐宋词格律》、《词曲概论》等。 　　龙榆生为什么会扯进这件事呢？何孟恒先生介绍，龙榆生与汪精卫家很有私交，过从甚密，教过汪的儿媳的古文和诗词。他担任过汪政权立法委员，后来也为此坐牢，与陈璧君等人一起服刑，一道读书。 　　“金雄白那个时候已经找过我了，他拿了这篇东西来给我看，要找我太太（汪文惺）的嫂嫂（即汪精卫长子汪孟晋的妻子），那意思就是母亲（陈璧君）要将东西交给儿子。我一看，认出是龙榆生的字迹，这不会错，因为是龙榆生写的，我就带了金雄白去找我太太的哥哥。” 　　何孟恒回忆这篇文件的来历，与上述说法有点不一样。他说：信封上写着的是寄给香港广东银行几楼的一个商业办事处——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他就记不得了——又从那个办事处的地址寄给金雄白。 　　“后来金就发表了。那正是汪氏去世第20年。” 　　这篇文章中，汪精卫的嘱咐正是：“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即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殁后二十年发表。” 没见他写，但也不能率尔否定 　　文件的来历如此神秘，而其内容，也费人疑猜。 　　美国人博伊尔说：“在我所调查过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是真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它是假的，其余的人经再三研究后，也坦率地承认他们拿不准。”何孟恒大概就属于这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对笔者反复强调：“龙榆生的字我可以证明，但是其它的我就不能证明了。我没有看到他（汪精卫）写。”“对于《最后的心情》，我既无法证明，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写；但是我也不能否定。至于这篇东西中所讲到的，我觉得真实可信。而且，我实在无法想出来：到底有谁会造假呢？” 　　对于没有人在汪精卫病重期间看到他写或口述遗嘱这一质疑，相信遗嘱为真的金雄白争辩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可以假定汪在去日本之前就已将它写好了，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只要作一些最后修改，并写上“1944年10月”的日期就可以了。 　　至于陈璧君一再否认汪精卫写过遗嘱，也可以这么解释：汪精卫本人并没有说这份东西是“遗嘱”，陈璧君也并不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上交代后事的“遗嘱”。 　　何孟恒先生给笔者出示了他手抄的这份《最后的心情》。我将这份手抄件打字输入了电脑。这份文件网上也有流传，我没有一一核对是否有出入。 　　在这里，我把这份寓辩解于剖白、涵沉痛于欣慰、内容广泛的“最后的心情”，刊载出来，请读者根据內容来辨析：它是否真出自六十年前的汪精卫？ 注释： 　　1，《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约翰·亨特·博伊尔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 　　2，《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009年年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Jonathan D. Spence，左立者）和夫人金安平（左坐者），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赠书中国计划负责人马大任教授（最右侧坐者），以及笔者等人，应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前右背对镜头者）邀请，一起商讨关于汪精卫遗物的保存和研究。（高伐林摄） 附： 最后之心情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唯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其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频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矫，日本只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余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及早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大有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然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如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之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之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旧官僚，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以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绝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沦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沦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打倒者如吴××，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于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秀实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它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争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余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余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前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已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者之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有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相关文章：汪精卫之死——女儿女婿细述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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