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毛体制”——一个历史谎言
一些研究遵义会议或者张闻天的学者，制造出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形成了“洛——毛体制”，即张闻天（洛甫）——毛泽东体制，这是极为不严肃的。
在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中，以某两个人命名的“体制”，一般是前者为导师和灵魂人物，后者则是贯彻执行的权威。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跟毛泽东之间，毛泽东是导师和灵魂，中共革命的方针策略，基本出自毛泽东之手，张闻天则是名义上的党的总负责。因此，显然不存在什么“洛毛体制”。
苏区丢失，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博古三人团应毛泽东之请，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分配到“中央纵队”。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前，这个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有着很好的合作。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几次严重的危机。经过会理会议风波，张闻天才又与毛泽东较好的配合。与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并再度“分手”，促使了张闻天与毛泽东配合的稳定性。1937年末王明回国召开十二月会议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配合，出现了“不稳定性”，但依然是配合为主。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产生裂痕。
一、苏区时期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1931年9月，以博古、张闻天为主要人物的新的临时中央，在周恩来、王明的扶持下成立。1932年末，博古、张闻天及其领导的临时中央把中共的白区工作，几乎丧失殆尽而无法在上海立足，于1933年1月，相继来到中央苏区。
博古、张闻天等鉴于苏区军民对毛泽东的拥戴，而且不少高级干部张口闭口“我们党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下车伊始”，就针对毛泽东展开了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也称“小罗明路线”）严酷批判和打击。“江西罗明路线”，就是在张闻天的主持下，掀起残酷的批判和打击狂潮的。
与此同时，博古、张闻天在土地政策上，也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和打击。这种批判和打击，除了博古、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刊物上发表对毛泽东的批判文章外，以具体的“查田运动”，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先是博古组织试点，以纠正毛泽东的“右倾”并铺开工作。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氛围形成并组织起相应的“查田”干部队伍后，又责成毛泽东负责这项工作。
这期间，张闻天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土地和经济政策，并成为博古、张闻天中央的新政策。毛泽东鉴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惨无人道的恶劣，为了防止极左政策动摇中央苏区的经济和人力基础，接受了对“查田”运动的工作领导。
1933年6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宁化、长汀等八县的查田运动大会，并作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和《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动员》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是“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即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时，同样按人口给地主富农分配一定的土地。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一直批判毛泽东的这种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而贯彻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博古、张闻天来到苏区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便成了中共在苏区不可违背的土地政策。现在，张闻天又推行“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做为新的政策来实行。
因此，毛泽东在不得颁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下，实际以“阶级成分”的划分，来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杜绝“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但是，在博古、张闻天营造的恐怖的政治氛围下，查田干部队伍，除了少数是毛泽东自己抽调的外，基本都是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组织起来的。因此，被博古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在毛泽东负责领导后，尽管进行了“灵活性”的抵制，但泛滥的洪水却难以有效遏止。“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⑴
10月，博古、张闻天等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进行一些调整。10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由此展开了纠正。这个纠正是全面的，不仅把1933年初博古掀起的查田运动中乱划的地主富农给予了纠正，而且连同以往错化的地主富农，也给予了纠正。仅以胜利县为例，被纠正过来的错化的地主富农，就有1512户！
这一下，惹恼了博古、张闻天。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仅不通知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参加，而且，还企图罢免毛泽东的中央委员，赶出中央。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而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举为政治局委员后，又合谋剥夺毛泽东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务，由张闻天取代。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还没召开，张闻天就开始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姿态行事了！“二苏”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正式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毛泽东这个“顶头上司”在组织上进行架空。
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开始推行他的“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疯狂政策。还以胜利县为例，“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⑵。所谓“新查出地主、富农八十三家”，即在从没有过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民中，又划出83户地主富农。至于全苏区有多少，尽管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但却可以推断出别的县决不会亚于胜利县。
这些新划出的地主，有多少被“肉体上消灭”了？又有多少富农被“经济上消灭”了？可以知道的是，没有被“肉体消灭”的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⑶。
张闻天的这一疯狂举动，不但严重萎缩了苏区的经济基础，也严重萎缩了红军兵员的补充来源。大量的农民，在这种“红色恐怖”的形势下，“‘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左倾军事路线这个原因外，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7月，博古、张闻天等领导的中央，已经准备放弃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而此时的张闻天，却突然发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以自我正确的姿态，批评起查田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来。这种让人赧颜的“贼喊捉贼”，于9月又表现了一次。博古、张闻天中央决定实施“大转移”并发布《一切为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做为动员令和行动令。张闻天起草了这个社论，同样以正确的面目自居，批评起别人的“军事左倾”。
张闻天尽管在个别军事问题上与博古等人有着不同意见，但是，主流上却是极左军事路线的主张和赞随者。李德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也是张闻天伙同博古等的作用。所以，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组成最高三人团时成员中没有张闻天，但是，张闻天依然是决策的核心。也因此，张闻天不但参与了“战略大转移”的核心决策，而且，还负责起草做为动员令和行动令的《一切为保卫苏维埃》的社论。
这当然可以说成张闻天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觉悟”，但却都是把责任“觉悟”到他人的身上。尤其是查田运动的问题上，等同于“贼喊捉贼”！毛泽东病困交加（实质也是张闻天等批判打击毛泽东的纠正、推行疯狂政策所迫），而且被张闻天架空，还被博古三人团迫害，自然无法可想。但是，博古三人团却大权在握，由此，张闻天被彻底排斥出“核心”，成为参加长征的常委中，唯一不能参与最高决策的常委。
张闻天“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⑸。
杨尚昆说：“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⑹。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张闻天由中央驻地搬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与毛泽东住在一个院子内。这个时候，也正是张闻天对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的纠正行为残酷打击期间。不久，毛泽东即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个人的不尊敬，而且，还亲自为毛泽东找医生，但是，并不能减轻其还在继续的戕害苏区和农民的残酷行为！而且，查田运动不得不结束的7月，张闻天又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干起“贼喊捉贼”的勾当。因此，即使张闻天在9月发表《一切为保卫苏维埃》也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怎么可能跟张“交心”呢？何况，张闻天搬来，并不是来接受毛泽东这个“上级”领导的，而是为了架空毛泽东呢！张闻天如果跟博古都不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就没人是了。

二、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不是抽象的，也不存在争议。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一个月后的常委分工中担任党的总负责，不曾被谁隐瞒过。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高层，不但没有隐瞒过，而且，直到逝世，每逢提到遵义会议，都直言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其他人在回忆中，主要是回忆中共革命的主流，有时不提张闻天，并不是隐瞒，也不是故意忽略，而是实事求是的对遵义会议的实质以及之后中共革命的发展给予客观的主流叙述。
所谓“争议”，不过是一些人的“炒作”。也就是说，任何问题如果炒作，都会出现所谓的“争议”。而这些炒作之人，也必然是故意隐瞒历史的真实，并对历史进行偷换概念的篡改。
何方等人对现存的一些有关遵义会议的资料不屑一顾，而且还一概斥之为“延安整风”后的东西，即经过延安整风，参加遵义会议的人们（包括张闻天）集体对历史进行了篡改。文革中周恩来有关遵义会议的公开回顾，就更是鼓吹“个人崇拜”的东西了。即使八十年代的邓小平、陈云等这些健在的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人们，其回忆和叙述，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那么，关于遵义会议的实质，有没有中共中央当时的客观的文字存在呢？这是何方们最不愿意提及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确有着对遵义会议实质的不容置疑的文字资料。这个不容置疑的文字资料，即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遣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报告。
常委分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高级领导人代表中央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目的是获得共产国际对会议及领导变动的批准认可。刚担任总负责名义的张闻天，要求离队前去，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批评后，中央决定派遣政治局委员陈云前去。陈云临行前，张闻天跟陈云做了长谈。这长谈无疑是中共中央在决定陈云汇报的主题后，张闻天的强调以及一些自我认识。
当时的陈云，与毛泽东既没有什么“历史渊源”，也没有什么实质性交往，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个人情感。相反，跟博古、张闻天等人，却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个人友谊。1931年9月，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成立之时，陈云是紧跟博古张闻天之后的“三号人物”，长期一起在上海共事。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陈云相继来到中央苏区后，陈云跟博古住一个房间，跟张闻天住隔壁，相互之间的配合也是密切的。
因此，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决然不可能以个人的角度专门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陈云对遵义会议的实质以及人事变动，是十分了解的，即十分清楚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负责者是周恩来。陈云对常委分工的结果也是十分清楚的，即明确知道接替博古总负责名义的是张闻天。不但十分清楚，而且，还写成文字资料明确叙述遵义会议上确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分工结果是“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留共产国际存档。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对遵义会议的实质，陈云汇报道：“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张闻天接替博古总负责名义，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而且是之后成立的毛、周、王三人团“团长”。这些情况陈云当然都了解，但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汇报时，既不说中共中央以张闻天“为首”，也不说军事以周恩来“为首”，只说“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是陈云出于个人目的“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加深个人迷信，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⑺？还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不懂中共的组织原则不懂“为首”的“重大意义”？
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汇报，既不是“延安整风”后和八十年代后的“政治原因”的“统一口径”，也不是什么回忆和“口述历史”，而是代表中共中央向上级的严肃报告。由此可见，张闻天的总负责，周恩来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和“团长”，就是个“名义”而已。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在内，不管自己担任什么名义，都是自觉的以毛泽东为核心，自觉的把毛泽东当作核心领袖。
因此，篡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丝毫无损，而且，毛泽东以外的陈云等这些人，就不可言说了，尤其是陈云！
与此相同的是，中共高层的任何人，在当时都跟陈云一样。长征结束后的1936年末，“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再度派遣去苏联治病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经过。按照何方的说法，此时的王稼祥，正不满毛泽东“当家”，因而讥讽张闻天是“泥菩萨”。但是，王稼祥在苏联的汇报，也是以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来汇报有关情况，并于1938年8月带回了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指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革命的有关情况，并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武器援助。四月中旬抵达苏联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革命的情况时，依然把毛泽东最为中共的领袖进行汇报。
即使1935年3、4月被张闻天派出的参加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滕代远，在会议上不但把毛泽东当作中共革命的“旗手”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还把毛泽东看作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共产国际名誉主席）一样的世界革命的“旗手”，也同样“忽略”了张闻天这个总负责。
中共中央在还没有接到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确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之前，从陈云到王稼祥再到任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以及滕代远一级的中共高级干部，为什么都把毛泽东当作领袖而“忽略”张闻天这个“总负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资深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出于个人目的“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加深个人迷信，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或者不懂中共的组织原则不懂“为首”的“重大意义”？
全体一致的对张闻天“忽略”，并不是张闻天的“悲哀”，相反，恰是张闻天的幸运。

按照何方等的逻辑，毛泽东既没有党的总负责的名义，也没有军事下最后决心的名义，因而不能算“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看，遵义会议是“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是指李德，李德是中共中央的“太上皇”，那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这确乎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明君”“太上皇”之类，似乎很不雅听。

三、子虚乌有的“洛毛体制”
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党内不曾存在过什么“洛毛体制”的国际玩笑。
遵义会议实现的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张闻天常委分工后担任总负责的名义，并不能改变这一实质。何况，张闻天在政府序列还是毛泽东的下级呢。张闻天担负总负责的名义后，实际存在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常委分工到会理会议，第二阶段，草地会师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三阶段，则是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的六届七中全会。
第一阶段，常委分工后，担负总负责名义的张闻天，首先要求离队去苏联，接着对周恩来不信任⑻，提议由毛泽东朱德组成前敌指挥部指挥军事，实则把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并在鸭溪会议上主持通过撤消毛泽东朱德、由彭德怀取代的决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被取消并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后，继而发生了高级干部举报张闻天“串通”反对毛泽东的会理会议风波。
这一阶段，实质上，分歧大于合作。而每次“分歧”，都以张闻天“灰头土脸”而告终。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核心层包括博古在内统一的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不同声音的严厉批评，促使张闻天遵守遵义会议决议以毛泽东为核心领袖进入了最良性的第二阶段。即，从此在不曾发生“出走”、鸭溪会议、会理会议那样的“分歧”！
第二阶段，即草地会师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时期，被制造“洛毛体制”这个国际玩笑的一些人称之为“洛毛体制”的存在阶段。
实质上，这一阶段虽然再没有发生第一阶段那种“分歧”，但是，从何方等人的研究可知：张闻天非常注重党内排名，总是把毛泽东排在常委的最末位，即洛、恩、博、泽。制造这种“排名”的张闻天，怎么可能架空“排名”在毛泽东之前的周恩来、博古，与毛泽东组成“洛毛体制”？尽管张闻天对“架空”最有章法（苏区时，张闻天曾与博古合谋架空毛泽东）。更何况，政治局委员们自遵义会议后，一直以毛泽东为核心领袖呢！即使与中央红军乍一接触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张国焘等，也是一眼看出“中央都听老毛的”！
第三个阶段，张闻天已于1937年12月失去“总负责”的名义。无须赘言，更不存在什么“洛毛体制”。
从“党政”或者“党军”的角度考察，也不存在什么“洛毛体制”。
党政方面，本来从组织序列方面可以勉强称做“洛毛体制”的存在，因为张闻天有着党的总负责的名义，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主席。但是，常委分工后，张闻天担负起党的总负责的名义，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与博古在苏区所搞的架空毛泽东的那套纠正过来，张扬毛泽东做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应有的合法名义职权，然而，张闻天却“省略”了中央政府。任命红军前敌指挥这样的级别，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才能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张闻天“省略”了“中央政府批准”这个组织程序，直接由毛泽东的下级中革军委发布对至高无上（中革军委隶属于执行委员会）的上级毛泽东的任命！直到与张国焘会师后，才“恢复”了这个必须存在的合法程序！之后又不存在了，比如毛泽东之后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任命，也必须履行“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合法程序！哪怕是毛泽东自己“任命”自己！
还有一点，即张闻天在政府序列是毛泽东的下级。“中央政府批准”或“中央政府任命”这个合法程序的被“省略”，是否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需要方家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党军”的角度看，更不存在：中共历来提倡“党指挥枪”，但是，张闻天这个“党”不懂“枪”指挥不了“枪”，而且还给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造成过不必要的掣肘，几乎把“枪”给断送。

“洛毛体制”这种国际玩笑，实质上是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的“翻版”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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