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毛體制”——一個歷史謊言
一些研究遵義會議或者張聞天的學者，製造出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形成了“洛——毛體制”，即張聞天（洛甫）——毛澤東體制，這是極為不嚴肅的。
在一個政黨或者政治團體中，以某兩個人命名的“體制”，一般是前者為導師和靈魂人物，後者則是貫徹執行的權威。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後，張聞天跟毛澤東之間，毛澤東是導師和靈魂，中共革命的方針策略，基本出自毛澤東之手，張聞天則是名義上的黨的總負責。因此，顯然不存在什麼“洛毛體制”。
蘇區丟失，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後，博古三人團應毛澤東之請，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分配到“中央縱隊”。長征開始到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前，這個期間，張聞天與毛澤東有着很好的合作。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後，張聞天與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幾次嚴重的危機。經過會理會議風波，張聞天才又與毛澤東較好的配合。與紅四方面軍草地會師並再度“分手”，促使了張聞天與毛澤東配合的穩定性。1937年末王明回國召開十二月會議後，張聞天與毛澤東之間的配合，出現了“不穩定性”，但依然是配合為主。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後，張聞天與毛澤東之間開始產生裂痕。
一、蘇區時期的張聞天與毛澤東
1931年9月，以博古、張聞天為主要人物的新的臨時中央，在周恩來、王明的扶持下成立。1932年末，博古、張聞天及其領導的臨時中央把中共的白區工作，幾乎喪失殆盡而無法在上海立足，於1933年1月，相繼來到中央蘇區。
博古、張聞天等鑑於蘇區軍民對毛澤東的擁戴，而且不少高級幹部張口閉口“我們黨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下車伊始”，就針對毛澤東展開了對“羅明路線”和“江西羅明路線”（也稱“小羅明路線”）嚴酷批判和打擊。“江西羅明路線”，就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掀起殘酷的批判和打擊狂潮的。
與此同時，博古、張聞天在土地政策上，也開始了對毛澤東的批判和打擊。這種批判和打擊，除了博古、張聞天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合刊物上發表對毛澤東的批判文章外，以具體的“查田運動”，對毛澤東進行非難。先是博古組織試點，以糾正毛澤東的“右傾”並鋪開工作。對毛澤東的政治批判氛圍形成並組織起相應的“查田”幹部隊伍後，又責成毛澤東負責這項工作。
這期間，張聞天提出“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土地和經濟政策，並成為博古、張聞天中央的新政策。毛澤東鑑於“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慘無人道的惡劣，為了防止極左政策動搖中央蘇區的經濟和人力基礎，接受了對“查田”運動的工作領導。
1933年6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瑞金、會昌、於都、寧化、長汀等八縣的查田運動大會，並作了《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和《查田運動的第一步——組織上的動員》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土地政策，是“給地主富農以出路”，即在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時，同樣按人口給地主富農分配一定的土地。博古、張聞天等臨時中央，一直批判毛澤東的這種土地政策是“右傾”“富農路線”，而貫徹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博古、張聞天來到蘇區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便成了中共在蘇區不可違背的土地政策。現在，張聞天又推行“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並得到中央的同意，做為新的政策來實行。
因此，毛澤東在不得頒布“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下，實際以“階級成分”的劃分，來糾正“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杜絕“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但是，在博古、張聞天營造的恐怖的政治氛圍下，查田幹部隊伍，除了少數是毛澤東自己抽調的外，基本都是博古、張聞天等臨時中央組織起來的。因此，被博古掀起的轟轟烈烈的查田運動，在毛澤東負責領導後，儘管進行了“靈活性”的抵制，但泛濫的洪水卻難以有效遏止。“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僱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⑴
10月，博古、張聞天等不得不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進行一些調整。10月15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由此展開了糾正。這個糾正是全面的，不僅把1933年初博古掀起的查田運動中亂劃的地主富農給予了糾正，而且連同以往錯化的地主富農，也給予了糾正。僅以勝利縣為例，被糾正過來的錯化的地主富農，就有1512戶！
這一下，惹惱了博古、張聞天。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不僅不通知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參加，而且，還企圖罷免毛澤東的中央委員，趕出中央。遭到共產國際的批評而不得不把毛澤東選舉為政治局委員後，又合謀剝奪毛澤東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職務，由張聞天取代。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還沒召開，張聞天就開始以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姿態行事了！“二蘇”全會結束後，張聞天正式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對毛澤東這個“頂頭上司”在組織上進行架空。
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訓令中字第一號”——《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開始推行他的“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瘋狂政策。還以勝利縣為例，“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份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⑵。所謂“新查出地主、富農八十三家”，即在從沒有過地主富農成分的農民中，又劃出83戶地主富農。至於全蘇區有多少，儘管沒有看到相關的資料，但卻可以推斷出別的縣決不會亞於勝利縣。
這些新劃出的地主，有多少被“肉體上消滅”了？又有多少富農被“經濟上消滅”了？可以知道的是，沒有被“肉體消滅”的地主“一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⑶。
張聞天的這一瘋狂舉動，不但嚴重萎縮了蘇區的經濟基礎，也嚴重萎縮了紅軍兵員的補充來源。大量的農民，在這種“紅色恐怖”的形勢下，“‘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⑷。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除了左傾軍事路線這個原因外，左傾的土地經濟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7月，博古、張聞天等領導的中央，已經準備放棄蘇區，實行“戰略大轉移”。而此時的張聞天，卻突然發表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一文，以自我正確的姿態，批評起查田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來。這種讓人赧顏的“賊喊捉賊”，於9月又表現了一次。博古、張聞天中央決定實施“大轉移”並發布《一切為保衛蘇維埃》的社論，做為動員令和行動令。張聞天起草了這個社論，同樣以正確的面目自居，批評起別人的“軍事左傾”。
張聞天儘管在個別軍事問題上與博古等人有着不同意見，但是，主流上卻是極左軍事路線的主張和贊隨者。李德能夠成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也是張聞天夥同博古等的作用。所以，儘管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組成最高三人團時成員中沒有張聞天，但是，張聞天依然是決策的核心。也因此，張聞天不但參與了“戰略大轉移”的核心決策，而且，還負責起草做為動員令和行動令的《一切為保衛蘇維埃》的社論。
這當然可以說成張聞天表現出的不同程度的“覺悟”，但卻都是把責任“覺悟”到他人的身上。尤其是查田運動的問題上，等同於“賊喊捉賊”！毛澤東病困交加（實質也是張聞天等批判打擊毛澤東的糾正、推行瘋狂政策所迫），而且被張聞天架空，還被博古三人團迫害，自然無法可想。但是，博古三人團卻大權在握，由此，張聞天被徹底排斥出“核心”，成為參加長征的常委中，唯一不能參與最高決策的常委。
張聞天“發現組織上博古從黨的核心內部排擠他，所以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他把心裡的鬱悶全跟毛澤東講了，從此兩人接近起來”⑸。
楊尚昆說：“他去政府工作，這就恰恰給他提供了一個單獨考慮中國革命實際道路的機會，特別是同毛主席接近了”。“不過毛主席起初也沒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為在他的腦子裡，博古同洛甫是一條繩子上兩個螞蚱”⑹。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時，張聞天由中央駐地搬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並與毛澤東住在一個院子內。這個時候，也正是張聞天對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的糾正行為殘酷打擊期間。不久，毛澤東即身染重病，臥床不起。儘管張聞天對毛澤東沒有什麼個人的不尊敬，而且，還親自為毛澤東找醫生，但是，並不能減輕其還在繼續的戕害蘇區和農民的殘酷行為！而且，查田運動不得不結束的7月，張聞天又發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干起“賊喊捉賊”的勾當。因此，即使張聞天在9月發表《一切為保衛蘇維埃》也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毛澤東怎麼可能跟張“交心”呢？何況，張聞天搬來，並不是來接受毛澤東這個“上級”領導的，而是為了架空毛澤東呢！張聞天如果跟博古都不是“一條繩子上兩個螞蚱”，就沒人是了。

二、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不是抽象的，也不存在爭議。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一個月後的常委分工中擔任黨的總負責，不曾被誰隱瞞過。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這些高層，不但沒有隱瞞過，而且，直到逝世，每逢提到遵義會議，都直言常委分工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總負責。其他人在回憶中，主要是回憶中共革命的主流，有時不提張聞天，並不是隱瞞，也不是故意忽略，而是實事求是的對遵義會議的實質以及之後中共革命的發展給予客觀的主流敘述。
所謂“爭議”，不過是一些人的“炒作”。也就是說，任何問題如果炒作，都會出現所謂的“爭議”。而這些炒作之人，也必然是故意隱瞞歷史的真實，並對歷史進行偷換概念的篡改。
何方等人對現存的一些有關遵義會議的資料不屑一顧，而且還一概斥之為“延安整風”後的東西，即經過延安整風，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們（包括張聞天）集體對歷史進行了篡改。文革中周恩來有關遵義會議的公開回顧，就更是鼓吹“個人崇拜”的東西了。即使八十年代的鄧小平、陳雲等這些健在的參加了遵義會議的人們，其回憶和敘述，也是為了政治需要。
那麼，關於遵義會議的實質，有沒有中共中央當時的客觀的文字存在呢？這是何方們最不願意提及的問題，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的確有着對遵義會議實質的不容置疑的文字資料。這個不容置疑的文字資料，即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派遣陳雲向共產國際的匯報報告。
常委分工後，中共中央決定派遣高級領導人代表中央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目的是獲得共產國際對會議及領導變動的批准認可。剛擔任總負責名義的張聞天，要求離隊前去，被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批評後，中央決定派遣政治局委員陳雲前去。陳雲臨行前，張聞天跟陳雲做了長談。這長談無疑是中共中央在決定陳雲匯報的主題後，張聞天的強調以及一些自我認識。
當時的陳雲，與毛澤東既沒有什麼“歷史淵源”，也沒有什麼實質性交往，談不上對毛澤東有什麼個人情感。相反，跟博古、張聞天等人，卻是有着很深的歷史淵源和個人友誼。1931年9月，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臨時中央成立之時，陳雲是緊跟博古張聞天之後的“三號人物”，長期一起在上海共事。1933年1月，博古、張聞天、陳雲相繼來到中央蘇區後，陳雲跟博古住一個房間，跟張聞天住隔壁，相互之間的配合也是密切的。
因此，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匯報時，決然不可能以個人的角度專門為毛澤東搞“個人崇拜”。陳雲對遵義會議的實質以及人事變動，是十分了解的，即十分清楚遵義會議確定的軍事負責者是周恩來。陳雲對常委分工的結果也是十分清楚的，即明確知道接替博古總負責名義的是張聞天。不但十分清楚，而且，還寫成文字資料明確敘述遵義會議上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常委分工結果是“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並留共產國際存檔。
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詳細地匯報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對遵義會議的實質，陳雲匯報道：“我們在這次會議上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後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張聞天接替博古總負責名義，周恩來是黨內委託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人，而且是之後成立的毛、周、王三人團“團長”。這些情況陳雲當然都了解，但在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匯報時，既不說中共中央以張聞天“為首”，也不說軍事以周恩來“為首”，只說“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是陳雲出於個人目的“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加深個人迷信，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⑺？還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雲不懂中共的組織原則不懂“為首”的“重大意義”？
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的匯報，既不是“延安整風”後和八十年代後的“政治原因”的“統一口徑”，也不是什麼回憶和“口述歷史”，而是代表中共中央向上級的嚴肅報告。由此可見，張聞天的總負責，周恩來的軍事上下最後決心和“團長”，就是個“名義”而已。包括張聞天、周恩來在內，不管自己擔任什麼名義，都是自覺的以毛澤東為核心，自覺的把毛澤東當作核心領袖。
因此，篡改“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這一歷史事實，不僅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絲毫無損，而且，毛澤東以外的陳雲等這些人，就不可言說了，尤其是陳雲！
與此相同的是，中共高層的任何人，在當時都跟陳雲一樣。長徵結束後的1936年末，“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再度派遣去蘇聯治病的政治局委員王稼祥，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的經過。按照何方的說法，此時的王稼祥，正不滿毛澤東“當家”，因而譏諷張聞天是“泥菩薩”。但是，王稼祥在蘇聯的匯報，也是以毛澤東為中共的領袖來匯報有關情況，並於1938年8月帶回了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指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革命的有關情況，並請求蘇聯方面提供武器援助。四月中旬抵達蘇聯的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革命的情況時，依然把毛澤東最為中共的領袖進行匯報。
即使1935年3、4月被張聞天派出的參加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滕代遠，在會議上不但把毛澤東當作中共革命的“旗手”並為此感到驕傲，而且，還把毛澤東看作與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總書記）、台爾曼（共產國際名譽主席）一樣的世界革命的“旗手”，也同樣“忽略”了張聞天這個總負責。
中共中央在還沒有接到共產國際在組織上確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之前，從陳雲到王稼祥再到任弼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以及滕代遠一級的中共高級幹部，為什麼都把毛澤東當作領袖而“忽略”張聞天這個“總負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以及資深的高級領導人都是出於個人目的“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加深個人迷信，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或者不懂中共的組織原則不懂“為首”的“重大意義”？
全體一致的對張聞天“忽略”，並不是張聞天的“悲哀”，相反，恰是張聞天的幸運。

按照何方等的邏輯，毛澤東既沒有黨的總負責的名義，也沒有軍事下最後決心的名義，因而不能算“確立”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是，從陳雲向共產國際的匯報看，遵義會議是“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是指李德，李德是中共中央的“太上皇”，那麼，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太上皇”地位？這確乎符合歷史事實，但是，“明君”“太上皇”之類，似乎很不雅聽。

三、子虛烏有的“洛毛體制”
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後，黨內不曾存在過什麼“洛毛體制”的國際玩笑。
遵義會議實現的是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集體領導。張聞天常委分工後擔任總負責的名義，並不能改變這一實質。何況，張聞天在政府序列還是毛澤東的下級呢。張聞天擔負總負責的名義後，實際存在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常委分工到會理會議，第二階段，草地會師到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第三階段，則是六屆六中全會到1943年的六屆七中全會。
第一階段，常委分工後，擔負總負責名義的張聞天，首先要求離隊去蘇聯，接着對周恩來不信任⑻，提議由毛澤東朱德組成前敵指揮部指揮軍事，實則把軍事指揮權掌握在張聞天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並在鴨溪會議上主持通過撤消毛澤東朱德、由彭德懷取代的決議。軍事指揮權掌握在張聞天主持的政治局會議的形式被取消並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團後，繼而發生了高級幹部舉報張聞天“串通”反對毛澤東的會理會議風波。
這一階段，實質上，分歧大於合作。而每次“分歧”，都以張聞天“灰頭土臉”而告終。會理會議上，中共中央核心層包括博古在內統一的對毛澤東的支持和對不同聲音的嚴厲批評，促使張聞天遵守遵義會議決議以毛澤東為核心領袖進入了最良性的第二階段。即，從此在不曾發生“出走”、鴨溪會議、會理會議那樣的“分歧”！
第二階段，即草地會師到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這一時期，被製造“洛毛體制”這個國際玩笑的一些人稱之為“洛毛體制”的存在階段。
實質上，這一階段雖然再沒有發生第一階段那種“分歧”，但是，從何方等人的研究可知：張聞天非常注重黨內排名，總是把毛澤東排在常委的最末位，即洛、恩、博、澤。製造這種“排名”的張聞天，怎麼可能架空“排名”在毛澤東之前的周恩來、博古，與毛澤東組成“洛毛體制”？儘管張聞天對“架空”最有章法（蘇區時，張聞天曾與博古合謀架空毛澤東）。更何況，政治局委員們自遵義會議後，一直以毛澤東為核心領袖呢！即使與中央紅軍乍一接觸的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張國燾等，也是一眼看出“中央都聽老毛的”！
第三個階段，張聞天已於1937年12月失去“總負責”的名義。無須贅言，更不存在什麼“洛毛體制”。
從“黨政”或者“黨軍”的角度考察，也不存在什麼“洛毛體制”。
黨政方面，本來從組織序列方面可以勉強稱做“洛毛體制”的存在，因為張聞天有着黨的總負責的名義，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主席。但是，常委分工後，張聞天擔負起黨的總負責的名義，有責任和義務把自己與博古在蘇區所搞的架空毛澤東的那套糾正過來，張揚毛澤東做為執行委員會主席應有的合法名義職權，然而，張聞天卻“省略”了中央政府。任命紅軍前敵指揮這樣的級別，必須由“中央政府批准”，才能由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張聞天“省略”了“中央政府批准”這個組織程序，直接由毛澤東的下級中革軍委發布對至高無上（中革軍委隸屬於執行委員會）的上級毛澤東的任命！直到與張國燾會師後，才“恢復”了這個必須存在的合法程序！之後又不存在了，比如毛澤東之後的“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的任命，也必須履行“中央政府批准”這個合法程序！哪怕是毛澤東自己“任命”自己！
還有一點，即張聞天在政府序列是毛澤東的下級。“中央政府批准”或“中央政府任命”這個合法程序的被“省略”，是否與此有着直接的關係？需要方家進一步的研究論證。
“黨軍”的角度看，更不存在：中共歷來提倡“黨指揮槍”，但是，張聞天這個“黨”不懂“槍”指揮不了“槍”，而且還給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造成過不必要的掣肘，幾乎把“槍”給斷送。

“洛毛體制”這種國際玩笑，實質上是否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的“翻版”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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