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引起的公案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敌寇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有报道说在事变当晚，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不组织抵抗，却在酒店和当红影星胡蝶等人跳舞！此论一出，举国哗然。这些“花边新闻”多出于小报，报道者大都无名；而一首诗的发表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南国诗社著名诗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他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一】【二】【三】【四】

诗中开头出现的这3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后来与张学良结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排行第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 便是著名影星胡蝶。诗中虽然没有点出张学良的大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她们是沈阳事变那晚陪张学良跳舞的“佳人”。可是马君武并不知道，正是他这首传遍全国的诗引起了一桩公案。

据当时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副官何世礼和代表胡若愚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但诗中“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似乎又道出了某些具体的情节。那么，在事变当夜，作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司令蒋介石）到底在干什么呢？

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患伤寒病初愈，尚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那一夜，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前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这大概是马诗“告急军书夜半来”的由来。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并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

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也从南昌行营电告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北平特讯》载，事变第二天，《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赶到协和医院病房采访了张学良，张对记者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

其实张学良的抗日立场还是十分坚决的。事变前夕当他获知情报后曾致电蒋介石：“为国为家，愿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但迫于军令，他不战而退，成为千夫所指，落下“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为此懊悔不已，曾说：“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

日本深知张学良的立场和秉性，对于他的存在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们的拉拢被严词拒绝后，就想办法搞臭他。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特务们也知道，在中国要使一个名人名誉扫地，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从其私生活入手，制造绯闻，暗箭伤人。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胡蝶去北京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这部片子讲的是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凯与日本无耻勾结的情节，这引起日本人的忌恨，于是便把胡蝶当作了向张学良抹黑的武器。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讯社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也借题发挥，为蒋介石和日本开脱罪责。于是《庸报》上出现了题为《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还有的报纸“披露”得越来越具体，说胡蝶与张学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识,进而“过从甚密”，“张赠胡以十万巨款”云云。这些“花边新闻”是事变发生一个多月后传出的。

无辜的胡蝶

这些绯闻不胫而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更加对张学良不满。时在上海办事的马君武也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哀沈阳》诗。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号君武，广西桂林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工科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南社”著名诗人，曾翻译拜伦、歌德、席勒的诗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早年留学日本时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历任总统秘书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并在梧州创建了广西大学。马君武发表此诗，据说还与张学良曾发生过“不快之事”有关。那时他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时，欲求张给予经费支持，但由于当时东北战事紧张，且张有恙，故未与马见面。后来马君武写信给张学良又提出经费要求，张复信说现今军费已穷于筹措，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对民国大学委实爱莫能助。他们之间出现龃龉。

平心而论，马诗的批判锋芒虽然没有指向真正不抵抗的蒋介石而是指向了替罪羊张学良，并且还冤枉了胡蝶，这是由于他不了解内情一时激愤所致，但激荡诗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情怀还是异常强烈的，“东师入沈阳”直斥日寇，也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切齿之痛。不久，当他弄清“不抵抗”的真相后，立即发表了《致蒋介石、汪精卫电》：“国事败坏至此……日本已占据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狰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公开谴责蒋、汪，既表明他积极的抗日立场，也可以看作是对《哀沈阳》一诗的纠正。他已知道在这件事上“内容失真”，冤枉了张学良和胡蝶。

张学良其实根本就不认识胡蝶，后来他有事到沪，曾有人欲介绍胡蝶与他相见，张婉言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

“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胡蝶后来回忆说，“世间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胡蝶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据当时的北平新闻报道说，9月下旬，影星胡蝶随上海明星股份有限公司导演张石川等40余人，来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三部影片的外景。胡蝶一行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的包围，盛况空前。据称，剧组将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颐和园等处拍摄外景。

他们在北平忙碌了一个多月。离京前，梅兰芳在家中宴请了洪深、张石川、胡蝶等20余位摄制人员，席间，梅大师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看我的演出。其意不难详查。而胡蝶他们对此言并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头，对于那几天外界的传言竟一无所知。他们回到上海已是11月下旬了。胡蝶到家时发现气氛不对，母亲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父亲也在生气，她问怎么回事？父亲把一摞报纸摔过来：“你在北平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胡蝶看到那些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再看内容，不由大呼：“这根本不是事实，全是造谣！”

明星公司的潘有声、张石川、洪深等看到了这些文章也很气愤，到胡蝶家里慰问，说：“决无此事！”他们想在报纸上澄清，又怕“越描越黑”，等等再说吧。但很快又在《时事新报》上出现了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并登有胡蝶的照片，舆论一时纷纷扬扬，对胡蝶的指责不绝于耳。他们感到这无论对胡蝶本人还是对电影公司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决定立即在报端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就在马君武诗发出次日，《申报》连续在11月21日、22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张石川、洪深等人的启事也同时登出，为胡蝶作证。

同事们亦都为无辜的胡蝶作证，澄清事实；23岁的胡蝶，柔弱的肩上何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诬陷？唯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辟谣了。她的启事吻合了她胸襟开阔、宽厚待人的一贯性格，尤其可贵的是胡蝶能认识到这是日本的“宣传阴谋”，目的是“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能看破这一点，就足见她的见识非同一般。

马君武的《哀沈阳》见报后，还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然而她依然心态平和，不想在个人事体上纠缠，再为绯闻推波助澜，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按说，胡蝶在这件事上是最冤枉和无辜的，但她表现出的冷静的洞察力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敬佩。

渐行渐远的星影

胡蝶原名胡瑞华，满族，原籍广东鹤山，1908年旧历2月21日生于上海，曾随任京奉铁路总稽查的父亲辗转北京、天津、营口、广州等地。1924年十六岁的胡瑞华成为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的学生，改名胡蝶，开始了她的从影之路。曾主演过《绝代佳人》、《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等近70部影片，塑造过慈母、女教师、女演员、娼妓、舞女、女工等各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她雅致脱俗，才华横溢，表演温良敦厚，骄美清丽，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最优秀的顶级巨星。

社会的黑暗和民族的苦难锤炼了她坚强的品格，对于“跳舞事件”那样的诬陷，她也能够深明大义，波澜不惊。1933年3月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电影皇后”时，《明星日报》准备为她举行加冕仪式，但被她婉拒，她回信说：“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务请取消加冕典礼，诸承厚爱，实不敢当。”1935年春，她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并携《姊妹花》和《渔光曲》到伦敦、巴黎、罗马等地交流，撰写了《欧游札记》。1960年她以影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乐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获日本文部大臣特别最佳影片奖。1964年参加亚洲第十一届影展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她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而且使中国早期电影走向了世界。

胡蝶1946年迁居香港，1966年息影，1975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改名潘宝娟，宝娟为父母取的乳名，以潘为姓则是对亡夫潘有声的纪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胡蝶开始撰写回忆录，她在这部书中回顾了自己绚丽多姿的从影经历，也评述了那个令她不快的“九·一八”之夜对她的讹传。对于这桩公案，胡蝶一直心如止水：“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她还说，“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后，台湾考试院院长莫德惠有一次去看望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的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85年王丹凤赴美探亲，曾绕道加拿大专程看望了好友胡蝶，当时77岁的胡蝶向王丹凤表示，如果健康情况允许，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使她成名并留下她青春年华的上海，旧地重游，与影友同人团聚话旧。然而她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89年4月23日，一代影星胡蝶在温哥华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去世，走完了她81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