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詩引起的公案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炮轟瀋陽，東北三省相繼淪陷，敵寇燒殺搶掠，生靈塗炭。有報道說在事變當晚，作為東北軍統帥的張學良不組織抵抗，卻在酒店和當紅影星胡蝶等人跳舞！此論一出，舉國譁然。這些“花邊新聞”多出於小報，報道者大都無名；而一首詩的發表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作者不是別人，而是南國詩社著名詩人、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他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時事新報》上，以“馬君武感時近作”為題，發表了《哀瀋陽·二首》：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 更抱佳人舞幾回。



【一】【二】【三】【四】

詩中開頭出現的這3位女子，一是趙四，即趙一荻，人稱趙四小姐，後來與張學良結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啟鈐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代總理，她排行第五，是張學良秘書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 便是著名影星胡蝶。詩中雖然沒有點出張學良的大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她們是瀋陽事變那晚陪張學良跳舞的“佳人”。可是馬君武並不知道，正是他這首傳遍全國的詩引起了一樁公案。

據當時張學良的機要室主任洪鈁、副官何世禮和代表胡若愚證實：“這中間屬於誤傳，馬君武據誤傳而成詩。”但詩中“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似乎又道出了某些具體的情節。那麼，在事變當夜，作為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張學良（司令蔣介石）到底在幹什麼呢？

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

“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患傷寒病初愈，尚在北京協和醫院療養。那一夜，張學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偕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宇宙鋒》。觀劇中途，張學良聽到侍衛副官譚海前來報告“瀋陽發生事變”，即起身返回裝有外線電話的協和醫院—這大概是馬詩“告急軍書夜半來”的由來。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着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繫並親自通話，請示如何應變；迅即召來顧問特納，讓他通知歐美各國駐北平新聞記者，夤夜通報日寇攻占瀋陽的消息……“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張學良二三事》）

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復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蔣介石也從南昌行營電告張學良：“切請採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北平特訊》載，事變第二天，《大公報》記者胡政之趕到協和醫院病房採訪了張學良，張對記者說：“吾已令我部士兵，對日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此事自應由政府負責交涉……仍望國民冷靜隱忍。”

其實張學良的抗日立場還是十分堅決的。事變前夕當他獲知情報後曾致電蔣介石：“為國為家，願身臨前敵，雖戰死疆場，亦無所悔。”但迫於軍令，他不戰而退，成為千夫所指，落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他為此懊悔不已，曾說：“東北丟了，我張漢卿恨不得碰死，以去恥辱！”

日本深知張學良的立場和秉性，對於他的存在還是有所顧忌的。他們的拉攏被嚴詞拒絕後，就想辦法搞臭他。熟悉中國歷史文化的日本特務們也知道，在中國要使一個名人名譽掃地，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從其私生活入手，製造緋聞，暗箭傷人。說來也巧，當時正趕上胡蝶去北京拍攝《自由之花》的外景，這部片子講的是小鳳仙和蔡鍔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凱與日本無恥勾結的情節，這引起日本人的忌恨，於是便把胡蝶當作了向張學良抹黑的武器。經過精心策劃，由日本通訊社煽風點火，散布謠言；南京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也借題發揮，為蔣介石和日本開脫罪責。於是《庸報》上出現了題為《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東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東北軍之最高統帥張學良將軍彼時卻正與紅粉佳人胡蝶共舞於北平六國飯店……”還有的報紙“披露”得越來越具體，說胡蝶與張學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識,進而“過從甚密”，“張贈胡以十萬巨款”云云。這些“花邊新聞”是事變發生一個多月後傳出的。

無辜的胡蝶

這些緋聞不脛而走，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更加對張學良不滿。時在上海辦事的馬君武也義憤填膺，揮筆寫下了《哀瀋陽》詩。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號君武，廣西桂林人，曾留學日本、德國，是我國第一個獲得工科博士學位的著名學者，“南社”著名詩人，曾翻譯拜倫、歌德、席勒的詩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著作，編撰了我國第一部《德華字典》。早年留學日本時即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歷任總統秘書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廣西省長等職，並在梧州創建了廣西大學。馬君武發表此詩，據說還與張學良曾發生過“不快之事”有關。那時他在北平創辦私立民國大學時，欲求張給予經費支持，但由於當時東北戰事緊張，且張有恙，故未與馬見面。後來馬君武寫信給張學良又提出經費要求，張覆信說現今軍費已窮於籌措，東北義勇軍尚無力接濟，對民國大學委實愛莫能助。他們之間出現齟齬。

平心而論，馬詩的批判鋒芒雖然沒有指向真正不抵抗的蔣介石而是指向了替罪羊張學良，並且還冤枉了胡蝶，這是由於他不了解內情一時激憤所致，但激盪詩間的愛國精神和抗日情懷還是異常強烈的，“東師入瀋陽”直斥日寇，也說出了中國人民的切齒之痛。不久，當他弄清“不抵抗”的真相後，立即發表了《致蔣介石、汪精衛電》：“國事敗壞至此……日本已占據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猙獰如鬼，對外則膽小如鼠……”公開譴責蔣、汪，既表明他積極的抗日立場，也可以看作是對《哀瀋陽》一詩的糾正。他已知道在這件事上“內容失真”，冤枉了張學良和胡蝶。

張學良其實根本就不認識胡蝶，後來他有事到滬，曾有人慾介紹胡蝶與他相見，張婉言謝絕：“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

“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瀋陽失守……我是在事變之後方始到達北平的。”胡蝶後來回憶說，“世間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約一周，未料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胡蝶回憶錄》，新華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據當時的北平新聞報道說，9月下旬，影星胡蝶隨上海明星股份有限公司導演張石川等40餘人，來北平拍攝《自由之花》、《落霞孤鶩》和《啼笑姻緣》三部影片的外景。胡蝶一行出車站時，受到熱情觀眾的包圍，盛況空前。據稱，劇組將在中山公園、北平公園、頤和園等處拍攝外景。

他們在北平忙碌了一個多月。離京前，梅蘭芳在家中宴請了洪深、張石川、胡蝶等20餘位攝製人員，席間，梅大師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張學良在戲院看我的演出。其意不難詳查。而胡蝶他們對此言並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頭，對於那幾天外界的傳言竟一無所知。他們回到上海已是11月下旬了。胡蝶到家時發現氣氛不對，母親眼睛紅紅的好像剛剛哭過，父親也在生氣，她問怎麼回事？父親把一摞報紙摔過來：“你在北平幹什麼事我們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胡蝶看到那些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紅顏禍國》、《不愛江山愛美人》、《東三省就是這樣丟掉的》，再看內容，不由大呼：“這根本不是事實，全是造謠！”

明星公司的潘有聲、張石川、洪深等看到了這些文章也很氣憤，到胡蝶家裡慰問，說：“決無此事！”他們想在報紙上澄清，又怕“越描越黑”，等等再說吧。但很快又在《時事新報》上出現了馬君武的《哀瀋陽》詩，並登有胡蝶的照片，輿論一時紛紛揚揚，對胡蝶的指責不絕於耳。他們感到這無論對胡蝶本人還是對電影公司都是一種巨大的傷害，不能再沉默了，於是決定立即在報端澄清事實，以正視聽。就在馬君武詩發出次日，《申報》連續在11月21日、22日刊登《胡蝶闢謠》的啟事，張石川、洪深等人的啟事也同時登出，為胡蝶作證。

同事們亦都為無辜的胡蝶作證，澄清事實；23歲的胡蝶，柔弱的肩上何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誣陷？唯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闢謠了。她的啟事吻合了她胸襟開闊、寬厚待人的一貫性格，尤其可貴的是胡蝶能認識到這是日本的“宣傳陰謀”，目的是“侮辱我中華官吏和國民”，“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能看破這一點，就足見她的見識非同一般。

馬君武的《哀瀋陽》見報後，還有人曾力主胡蝶訴諸法律，與馬對簿公堂，然而她依然心態平和，不想在個人事體上糾纏，再為緋聞推波助瀾，她說：“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按說，胡蝶在這件事上是最冤枉和無辜的，但她表現出的冷靜的洞察力和寬闊的胸懷令人敬佩。

漸行漸遠的星影

胡蝶原名胡瑞華，滿族，原籍廣東鶴山，1908年舊曆2月21日生於上海，曾隨任京奉鐵路總稽查的父親輾轉北京、天津、營口、廣州等地。1924年十六歲的胡瑞華成為上海中華電影學校的學生，改名胡蝶，開始了她的從影之路。曾主演過《絕代佳人》、《火燒紅蓮寺》、《歌女紅牡丹》等近70部影片，塑造過慈母、女教師、女演員、娼妓、舞女、女工等各階層的各類女性形象。她雅致脫俗，才華橫溢，表演溫良敦厚，驕美清麗，成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影壇最優秀的頂級巨星。

社會的黑暗和民族的苦難錘鍊了她堅強的品格，對於“跳舞事件”那樣的誣陷，她也能夠深明大義，波瀾不驚。1933年3月她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電影皇后”時，《明星日報》準備為她舉行加冕儀式，但被她婉拒，她回信說：“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務請取消加冕典禮，諸承厚愛，實不敢當。”1935年春，她作為中國第一個女演員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電影展，並攜《姊妹花》和《漁光曲》到倫敦、巴黎、羅馬等地交流，撰寫了《歐遊札記》。1960年她以影片《後門》獲得第七屆亞洲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樂獎”和最佳女主角獎，同年獲日本文部大臣特別最佳影片獎。1964年參加亞洲第十一屆影展並獲台灣電影“金馬獎”。她橫跨“默片”和“有聲片”兩個時代，而且使中國早期電影走向了世界。

胡蝶1946年遷居香港，1966年息影，1975年定居加拿大溫哥華，改名潘寶娟，寶娟為父母取的乳名，以潘為姓則是對亡夫潘有聲的紀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後，胡蝶開始撰寫回憶錄，她在這部書中回顧了自己絢麗多姿的從影經歷，也評述了那個令她不快的“九·一八”之夜對她的訛傳。對於這樁公案，胡蝶一直心如止水：“馬君武激於義憤，一時也未能考證事情的可靠與否，只是將我也牽連進去了……是日本通訊社從中造謠中傷張學良，以引起國人對他的憤慨，轉移目標。”她還說，“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胡蝶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後，台灣考試院院長莫德惠有一次去看望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的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85年王丹鳳赴美探親，曾繞道加拿大專程看望了好友胡蝶，當時77歲的胡蝶向王丹鳳表示，如果健康情況允許，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使她成名並留下她青春年華的上海，舊地重遊，與影友同人團聚話舊。然而她的這一願望未能實現。1989年4月23日，一代影星胡蝶在溫哥華因中風並發心臟病去世，走完了她81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她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蝴蝶要飛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