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考虑到无论罪魁祸首是谁，“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奇耻大辱。不过，既然当年毛主席不仅没有追究，而且还主动承揽了主要责任！由此，俺老人家以为，对后来人而言，重要的是汲取教训，不是追究责任。故此，本文完成后并未公开，只是在此前曾补充了最后一段内容。
近日，只因著名科学家袁隆平不仅重复了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这个谎言，而且信誓旦旦：当年亲眼所见五具死尸，纯系饿死。
由此，又引发了“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罪魁祸首争论。这样，只好将此文发出，以正视听。
顺便建议：聘请袁隆平为公安部首席法医。这老汉，不仅搞杂交有本事，做法医鉴定也十分的了得！只看一眼尸体即知死因。现今，我国也不知发生了多少死因不明的无头案，耗费了大量公安资源。倘若能由这袁老汉一眼鉴定，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是相当巨大的！
曝光“大跃进”档案，那是党国最高决策层的事，俺老人家一个布衣草民哪里能说的算、做的主呢。
可是呢，俺老人家也没逗你玩、也不是忽悠你们，还真是要曝光“大跃进”档案的，只不过这档案都是早已公开的重视罢了。
不要忽视俺老人家所谓的“大跃进”档案，从中那也是能发现些反映那个年代实情的蛛丝马迹来的。
（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早已被事实和统计资料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可期间毕竟发生了饥荒，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自觉自愿地饿浮肿了。
正因如此，这就给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尤其反毛主席的“八国串”以口实。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共产党毛泽东的无能和毛泽东思想的破产，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尤其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这个谎言一经出笼，“八国串”他们即如获至宝，不仅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尔精神，喋喋不休地四处兜售，而且还自以为胜算在握，自鸣得意，强烈要求公布当时的档案，以图掌握更多的证据彻底魔化毛泽东。
对此，俺老人家在《毛泽东无意之中露真相——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四》曾强调：
可笑的这群蠢材！他们或者是祖传的缺碘弱智，或者是反毛泽东到了走火入魔、鬼迷心窍的程度了。
岂不知，若是果真公布当时的档案，那结果只能是证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因为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早就证明了：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和抵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急先锋！
其实，俺老人家所谓的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主要就是官方正式编辑出版的中共“八大”领袖的选集。
目前为止，中共“八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官方只是没有编辑出版林彪选集。那么，看过其他六位领袖的文集后，谁也一定会感到：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除毛泽东在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纠正之外，其他中共领袖如刘周朱陈邓几乎没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现。
其中，刘、周、邓更是表现颇为蹊跷诡秘！
（二）
先看二号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只有7篇：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少奇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少奇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少奇、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毛泽东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是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
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第一种（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为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七）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就多达27篇。
那么，这是有意抬高毛泽东吗？显然不是。
因为关于1956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而这些领袖的选集都是在这个决议之后编辑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人、抬高毛泽东。所以，这只能证明：
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急先锋！在当时，他发表了最多的反对言论。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从《毛泽东文集》中不难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但是对农村工作他却不曾放松。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早就提前打了预防针的。
（八）
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即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1958年11月21至27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
“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他强调：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期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中的左倾错误察觉之快、认识之深刻、纠正决心之大！并且指出了其根源在“县、乡干部”以上。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
（十）
事实上，只是在毛泽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之后，“左”倾错误才不得不收敛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从毛泽东嘴里一连说出了“打”、“杀”和“撤职、查办”，可见他对“左”倾错误及有关人员已经几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泽东终于动怒了！这是雷霆万钧之怒，这是四海翻腾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国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十一）
从现今公开出版的领袖文集的内容，一眼就能断定：
“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的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同志！
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不过是玩了个放屁指别人的无赖把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篡改历史、嫁祸于人，企图损人利己、欺世盗名罢了。
其它史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在毛主席重返一线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国农村出现的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少报！尽管当时我国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我国却还是坚称是发展中国家。
可到了改革开放，邓主席主持国家后至今，“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
尽管粮食进口愈来愈多，九八年春却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吹出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就是三年颗粒不收，粮食也照样够吃” 的国际牛皮！
虽然领空领海不断被强国大国侵略、小国弱国蚕食，竟然还打肿脸充胖子，自称“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
于是，为了经济增长世界瞩目，为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种账目和统计的浮夸造假，可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以至于逼得朱老相国万般无奈，只好在2001年4月16日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至于对城镇居民住房的拆迁、对农村土地的圈占，那更是举世皆知，比起当年的“共产风”，有过之无不及！
不仅如此，就连现今依旧被奉为圭臬的理论，那都是建立在“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和“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这么样两个弥天大谎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仅就人品和爱好而言：
第一、毛主席一贯实事求是、宁右毋左；
第二、刘主席、邓主席等专好假大浮夸、以左行右。
不仅如此，从现有的资料和有关回忆中，在我们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唯有毛主席才自觉忍饥挨饿成浮肿，其他领袖却都是安然无恙的。
正因如此，邓小平才实事求是地强调：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只有这样评价毛泽东，才能是称之为恰如其分！
（十二）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内容。
于是，有人就以此为题材进行引用和炒作。他们信口雌黄地造谣说，就是因为刘少奇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才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以此，把毛泽东魔化成既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始作俑者，又是文过饰非的无耻之徒。
其中，典型的手法就是：
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
刘少奇的态度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周恩来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陈云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
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这样卑劣的手法更加暴露了反毛“八国串”的无知无耻和无耻无畏！
因为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强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毛泽东！
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就强调：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这个说法，请注意：比刘主 席少奇 先生整整早了两年！
对此，还有那明知如此的无耻之徒，竟然信口雌黄：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这势必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二则，毛泽东讲错误可能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
……
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何云峰《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毛泽东文集第8卷》有关《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在北京召开。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上听取汇报时插话，这难道还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吗？！！
把毛泽东竭尽全力力图避免和挽救的“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移花栽木影射成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把始终如一地同“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斗争的毛泽东，李代桃僵模糊成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始作俑者；
“八国串”反毛的如此所作所为，绝不是因为他们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这几位领袖有什么特殊好感，这才故意偏袒和抬高他们，而只是这些“八国串”深知：
其一、当今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总体上达成社会共识，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牢不可破，人民迟早也会清算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和卖国贼的祸国殃民罪行。
其二、当今中国，唯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从总体上实现中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就能形成整体优势，就不可能分裂崩溃，就必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所以，只有通过抬高他人、贬低毛泽东，实现魔化毛泽东，才能动摇中共和人民的毛泽东思想信念，由此，
一是、实现否定或演变中共，彻底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剥削阶级无拘无束的天堂之目的。
二是、实现演变、搞乱和肢解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附庸，永不能发达强盛、任凭国际资本剥削掠夺之目的。
只有这样，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卖国贼和各资本主义列强才能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为了自己子孙的前途，善良的人们啊，必须提高警惕呀！
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绝不是要借故贬低刘少奇等这几位领袖，因为他们的失误，那也是为国为民奋斗中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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