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真相

金小丁

2011.6.6

1. 人口疑案：

      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和争议很大的问题。国内外一些学术文章认为这个数字达到或超过三千万。2007年我写了《“饿死三千万”质 疑》，用简单的事实和分析说明所有这些文章都有严重的矛盾和错误，不可信。“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就更没有根据了。在此之后，又看到有人出书宣扬这种说法， 如杨继绳的《墓碑》。这些作者都没有提出新的数据和分析，只是重复引用以前那些错误的结论，最多提出一些无法核实的所谓中国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言论，缺乏严 肃性和可信度。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和研究，在我看来非正常死亡人数低于两千万的结论是可靠的。

      但是，一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挥之不去。所有关于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依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发表的一个关键数据，即1960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整整一千万。这个数字是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当时没有马上公布，公布后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人们对饥荒严重性的看法。可是这个一千万的整数十分巧合，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年鉴》同时发表了另一组与此直接矛盾的数字，196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20.86‰，死亡率为25.43‰，自然增长率为－4.57‰。按59年底中国人口总数六亿七千二百万粗略推算，60年人口减少数应当是三百万，与一千万相差七百万。究竟哪一个数字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这段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由此引起的政治争论也无法取得基本的共识。

      经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我认为，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据不仅违背事实，甚至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2.一千万不可能：

      首 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了。根据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60年出生的人口 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次增加，显示64年的普查漏报了人口，所以人口减少一千万是不准确的。有人会说，出生人口能漏报，死亡人口也能，所以一千万的结论 仍然有可能。其实，无论怎样修改死亡人数，也无法让一千万的结论合乎情理。根据2000年普查结果，60年出生仍在大陆生活的有14,684,726人。如果这个数字准确，当年出生的人数一定更高，因为这些人在40年里有的死亡、出国打工、上学和移民。假设实际出生人口是此数的1.1倍，即1615万人。按照1959年底中国总人口六亿七千二百万推算，出生率为24.04‰。如果当年人口真的减少了一千万，则死亡人数应该是2615万，死亡率为38.91‰，远高于《年鉴》公布的25.43‰。这样高的死亡率，人们维持生存都很困难，出生率也会降低。可是24.04‰的出生率却几乎等于59年的24.78‰，高于61年的18.02‰，而这两年的死亡率只有14.59‰和14.59‰，显然很不合理。所以，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说法肯定过高了。

      但是，从这个结论我们无法判断一千万的数字高了多少，更不知道这个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年鉴》公布的数据。

3. 两组矛盾的数据：

      我们知道，统计得出的总人数与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不相符是正常的。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叫做“数率差”。由于总人口数、出生和死亡人数的统计都有误差，数率差经常会出现，但不应该太大。而《年鉴》上不仅出现60年的七百万数率差，类似情况也发生在61年。《年鉴》公布的年底人口数是65859万，比一年前少348万。可是，当年人口增长率为正的3.78‰，按此计算人口不仅没减少，而且增加了约二百五十万，数率差约六百万。其实，不仅这两年，其他年份也有类似现象出现，读者可以从下面的表格里看到。

      下面的表格包含《年鉴》发表的1950－1983年数据和由此计算出的结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年鉴》公布的历年底人口数（万人）和人口增长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的人口数和增长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数，第四列是第三与第一列之差，即数率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为基数，不考虑其他年份的公布人口数，完全按照历年人口增长率算出的历年底人口数，最后一列是第五与第一列之差。

1950－1983年人口变化

      从表上第四列我们可以看到，在50－83这34年里，多数年份的数率差不大，可以用计算误差来解释。可是60和61年不仅出现了七百万和六百万的最大数率差，而且前后八年里出现了34年里七个最大数率差，剩下那一年的数率差也位列第10。尤其巧合的是，60年以前三年，即1957－1959年，数率差全是负数，分别为－366万、－226万和－541万。在60－64的五年里，数率差都是正数，分别为693万、598万、342万、366万和585万。这些反常的数率差恰好在1965年，即人口普查那一年之后突然消失了。这种现象与正常的统计规律不符，不是随机误差能解释的。

      从第四列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反常现象，在68－79的12年里，数率差全是负数。如果这些数率差的出现真是由于正常的计算误差的话，他们应该随机分布，很难出现连续12年误差偏向同一个方向的现象。 

      现在我们观察一下第六列的数据，即以50年总人口为基数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总数与《年鉴》公布的人 口数之差。这个数据组也有明显特征。从50到60年第六列都是负数，说明按照历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低于公布的人口数。1961年第五和第一列的数据完全 一样，即计算的人口数等于公布人口数。在此之后，62到77年第六列都变成了正数，意味着增长率偏高，或者总人口数偏低。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差距逐年减 少，最后在83年几乎消失。事实上，第六列与第四列的的结果是相符的，反映的也是人口总数与增长率的矛盾，即数率差。问题是这样规范的数率差是怎么来的。下面我们来解释61年前后两个阶段数率差的来源。

4. 61年以后的数率差：

            我认为，61年以后数率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62－64年的人口数严重漏报。从第六列我们看到，64年按增长率算出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人口数多1324万。如果前者是正确的，则64年普查结果大大低估了人口数。这一点可以证明。如我们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数在64年人口普查中被低估了。证据不止这些。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1986发表的《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61页上的图3－3列出了64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各年龄组到82年普查时的存活率，该图如下所示。

      该图显示，64年23岁的男性、2岁和4岁的女性到82年的存活率都超过了100％，19、22和24岁男性的存活率几乎100％。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口随着历次人口普查逐次增加的现象一致。这显然很荒唐。十八年后怎么一个没死反倒冒出这么多好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了解为什么人口被低估的关键。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与流动人口有关。大饥荒造成不少灾区农民逃荒移民。在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记的64年人口普查中，这些人很可能被漏报了。64年19岁至24岁的人在60和61年大约15至21岁，这个年龄的男性即有活动能力又无家庭拖累，饥荒期间外出谋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应该最多。他们在64年以后逐渐回到正常社会，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造成了超高的存活率。

      上述女婴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逃荒移民携带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二是饥荒期间被他人领养的婴幼儿。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没有正式登记户口，不算常驻人口，而在64年普查时被漏报。60－62年出生的婴儿正遇上粮食最缺乏的时候，被领养的机会较大，又因为重男轻女，女婴被送人多于男婴。82年人口普查时，这些人已经回到正常社会，重新被记入人口统计。所以这一年龄组的女性存活率超过100%。

      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这种逃荒移民造成的漏报现象绝不可能仅限于以上两个年龄组，只是由于我们提到的原因，这两个组的漏报现象容易暴露而已。我们目前没有60－64年全国流动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可以从一些间接资料来推测其规模。据中国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正常年景的55年流动人口有52万，主要是逃荒要饭的。64年普查时由饥荒造成的流动人口有173万。61年被送人或卖掉的子女人数为67万。人口流动方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区。按照政府公布的数字（见Banister《中国变化中的人口》302－303页表9－2)，1957－64年内蒙古人口净增313万，年增长率4.5%，吉林省净增312万，年增长率3.4%,黑龙江净增527万，年增长率4.7%,新疆净增163万，年增长率3.9%。按照《年鉴》的数据，全国人口在同时期由64653万增加到70499万，年增长率不到1.3%。可见上述地区接收了不少移民。

      这种移民漏报现象不会仅出现于64年，在60－63年都可能出现，但60和61年的规模应该不大。逃荒人口被漏报的时间应该比他们离家出走稍晚一些，中间有一个滞后期。他们的 原籍户口一般不会在出走时马上被取消，因为他们当时不可能有长期打算，明确放弃原籍户口，事实上很多人不久又回到原籍。只有当他们离开原籍较长时间、在外 地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以后，原居住地才会把他们除名。定居之后很多人会返回原籍接走亲属，这些家属的原籍户口可能会被立即取消，但这也发生在逃荒者离家一段 时间以后。照此分析，我们可以解释62－64年的数率差，即移民脱离户籍系统造成的人口总数暂时性“减少”。

      表上第四列显示，62－63年期间的数率差逐年增加，这并非意味逃荒人口逐年增加，而是滞后效应的结果。我们前面提到，数率差在64年达到585万的最高值之后忽然消失。这是因为64年人口普查时各级政府对户籍进行清理，消除了许多移民在原籍的户口。所以这一年里从户籍统计上暂时消失的人口最多，造成了数率差的高峰。而在普查之后，保留原籍的移民所剩无几，也就不再出现大量人口暂时消失的现象了。因此，64年以后的数率差突然下降，回复到57年以前可以用统计误差解释的状况。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解释62－64年的数率差，还可以解释68－79年数率差连续12年负数的现象。64年以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逃荒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开始正常生活、工作和上学，户口问题逐步解决。随着被漏报的人口逐渐回到统计系统之内，这些“复活者”在不增加出生率的情况下使人口总数增加。所以，在68－79这12年里，数率差连续出现负数，说明总人口数虚报了人口增长。同时，按照历年增长率算出的人口总数与公布人口数的差距缩小，使第六列的绝对数值降到计算误差允许的范围，在83年几乎消失。

      当然，在此期间，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数率差的变化。比如，70和71两年第四列上的数率差出现较大负数。此前不久，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战备疏散等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有些人不愿失去城市户口，所以出现一人两户的现象，使得总人口虚增。这可能是这两年数率差出现较大负数的原因。

      总之，61年以后数率差的变化可以用逃荒移民等因素合理地解释。剩余部分基本上属于正常统计误差。下面我们探讨61年以前的数率差。

5. 61年以前的数率差：

      我们从表上第四列看到，57年以前的数率差很小，可以用统计误差来解释。需要探讨的是在57－61年这段时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这段时间数率差的特点是三年负数两年正数，数值很大，正负大体相抵。如果这段时期的增长率基本上正确，《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就是错的，包括60和61年人口减少1348万的结论。如果没有特定的原因，这样有规律的错误很难用计算误差来解释。反之亦然，如果总人口数正确，增长率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也难以用误差来解释。

      我们前面讨论的逃荒移民不能合理解释57－61年的数率差。首先是数量太大。60和61年的数率差之和与62－64年基本相等，如果都是逃荒移民造成的，则这些人的总数高达2584万，不太可能。其次是时间不对。虽然逃荒现象在60和61年已经出现，逃荒者的原籍户口不会马上取消，而应该如我们前面说的，有一个滞后期。第三，第四列的数字表明57－59三年的数率差总数与60－61两年接近，正负值相反，大致相互抵消，似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第四，从表上的第六列我们可以看到，61年底《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和按照历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相等。这种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在此之前的数率差与在此之后由于逃荒移民造成的数率差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很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

      那么，57－61年这段时期的数率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难找到一个自然发生的原因。也许有人会说，57－59年不 少农民进城做工，保留了两地户口，造成人口数虚增，60和61年这些人回乡务农，城市户口没有了，造成人口数“减少”。这个说法很难成立。农民进城时心甘 情愿，不会贪恋原籍户口。后来由城镇返乡的人口只有一千多万，而60和61年的数率差高达一千三百万，如果前者导致后者，大多数返乡者都“丢失”了户口， 这很不现实。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说法来解释57－61年这段时期规模很大而且很有规律的数率差。因此，无法回避一个可能是，有人对数据做了修 改。

      对这个可能性的怀疑从《年鉴》公布之日起就存在。西方学者认为，一千万整数出现的概率很小，因而有被人修改的嫌疑。如果数据被改动了，他们认为肯定是中国政府压缩数字。国内的右翼人士普遍赞同这种说法。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左派人士认为一千万被高估了，但鲜有造假之说。这个疑问其实不难解决，可以公布当年各 省人口数字，让人们验证其真实性和是否与一千万的数字相符。我们迄今没有看到这些资料。可能性有两种，一是政府不愿意公布。这很令人费解，一千万的数字已 经公开了，各省数字保密有什么用呢？为了省领导的面子？他们大多死了，活着的也没有影响力。也许各省的人口数据与一千万不符，所以不能公布。第二个可能性 是政府没有原始数据。这也不合常理，为什么要销毁数据？难道有人改动了数据，要消灭证据？因此，两种假设都让人怀疑一千万数字有人为制造的可能。

      如果数据被改动，只能是普查领导而非专业人员所为。专业人员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只有领导可能有动机，也有能力。但是，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不了解多大的数率差是合理的，所以才会出现明显的矛盾。可见，改动数据没有得到专业人员的充分配合，否则他们会使数率差减少到合理的程度。那么，为什么迄今没有人揭露呢？知情者可能很少，普查结果20年后才发表，专业人员可能不知情。即使知情者发现了问题，80年代的政治风向也不利于揭露真相。文革后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痛恨大跃进，说出反面意见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觉悟。

      我们现在来分析被改动的是人口总数还是增长率。两种可能都存在，而改动人口总数比改动增长率要容易一些。以60年为例，假设增长率正确，人口总数的七百万误差约占人口总数的1%，尚有可能归咎于统计误差。反之，假设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增长率造成的七百万误差只能来自低报的死亡人数和虚报的出生人数。无论我们怎样在这二者之间分配这七百万，都意味着惊人的瞒报死亡率或谎报出生率。这么显著的错误很难归咎于统计误差，也很容易被发现。另外，这两种造假所起的作用和采用的形式也应当有所区别。

      首先让我们考虑增长率造假。在这种情况下，造假者的目的是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但 这种改法不太合理，人口减少数引人注目，放着一千万的数字不改而只改增长率，并不能有效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另外，即使我们假设有人这样做，提高了60和 61年的增长率，也没有必要改动其他年份的增长率。因此，57－59年的数率差应该正常，不会很显著。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三年的数率差之和为 1133万。所以，有人改动人口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假设很难成立。

      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假设，即60和61年的人口减少1348万是人为制造的。 在62－64年人口总数偏低的情况下，要使60和61年人口数出现骤减的现象，需要大大提高59年底的人口数。但这样一改，会造成59年人口骤然增长，而 该年已进入困难时期，人口不可能增长太多。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必须提高58年底的人口总数。同样，为了不使58年的人口增加太多，57年底的人口总数也得 提高。这样一来，60和61年人口的额外减少就得分摊到57－59年的人口增量上，使这三年的人口数高于增长率给出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现象。60年以前三年，数率差分别为负的366万、226万和541万，其总和与60和61年需要减少的1348万接近。因此，人口总数被改动的假设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吻合。如果如此，则60和61年的人口剧减是用移山填海的办法，把这两年的部分人口数挪到前三年来实现的。

      毋庸置疑，以上结论尽管与数据相符，仍然令人难以相信。人们肯定会问：中国政府官员为什么要人为减少60和61年的人口数？为什么恰恰减少一千万和348万？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6. 一千万的来历：

      如果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人为制造的，我们需要解释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64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是谁。没有直接领导的支持，改动人口数字是不可能的。普查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杨尚昆。巧合的是，正是他有理由选择一千万这个数字。根据网上传播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曾经到北京当面向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间减少了一千万。杨尚昆问他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廖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事实上，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是，杨尚昆显然完全相信了廖的说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写道：‘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既然杨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减少一千万，他也应该相信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而不相信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这在他与廖伯康的谈话中明显流露出来，即怀疑地方政府瞒报死亡数字。

      同时，根据廖伯康的文章介绍，他还告诉杨尚昆，1961年仅四川涪陵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二百万人。一个地区如此，四川省肯定更多，全国饿死人的程度不会比60年相差太远，人口减少数肯定大大超过两百万。所以，杨尚昆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和61年人口减少两百万以上的数据，因为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实”。

      我们再设想一下相反的结果，即一千万数字不是人为制造的。那么，首先，统计的人口减少数的确是整整一千万，这是一个巧合。其次，这个整数又恰好非常接近廖伯康告诉杨尚昆的四川人口减少数，这又是一个巧合。第三，前后五年的人口统计出现巨大而又很有规律的数率差，还是巧合。三个很小的可能性同时出现，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这是一个可信度很低的假设。按照我们数据被改动的说法，这三个现象都可以解释，没有一个是巧合。所以，两种可能性当中，一千万人为制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合理得多。

      在 此我没有谴责杨尚昆数据造假的意思。我认为，他相信改动以后的数字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政府的统计数字本身是错误的，大大压低了死亡人数。这种对一种错 误倾向矫枉过正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他绝没想造假，诬蔑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即使如此，他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常规，让人难以理解。所以，要得到我们的结 论，还需要对几个疑难问题作出回答。

7. 几个疑问的解答：

      首先，假如杨尚昆修改了统计数字，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修改后的数率差如此明显，至少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否则他会改动60年－4.57‰的增长率。这个假设可以验证。根据网上材料，杨尚昆在96－97年间曾向周围工作人员谈到64年的人口普查。他说：“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可见，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减少一千万与增长率－4.57‰之间的矛盾，至少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对数据可靠性的挑战。这与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吻合的。

      其次，为什么杨尚昆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廖伯康报告的情况，而要采取改动数字的非正常手段？可能他认为这不会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否则他应该不至于舍近求远。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以上的谈话中得到间接的证实。他说：“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从杨尚昆这段陈述里，看不出他当时感到特别的沮丧，似乎有点意料之中的意思。既然毛泽东连人口普查的结果都不相信，当然更不会相信廖伯康那根据不足的惊人之论了。如果杨尚昆对此预料在先，自然有可能放弃汇报，而铤而走险采用更有“说服力”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是，杨尚昆打破常规的做法对自己有相当大的风险。这与他的为人是否相符呢？我们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杨尚昆在此之前做过风险更大更加违规的事，也就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就是导致杨尚昆文 革中挨整的窃听器事件。此事广为人知，我们无须详述。根据文革以后为杨尚昆辩护的文章介绍，1961年毛泽东无意中发现自己乘坐的火车车厢里隐藏着录音 机，非常生气，认为有人对他搞窃听活动。其实，杨尚昆等人安排录音的目的是要全面记录毛的指示，是经过中央讨论的。只是因为有些领导人对录音机不习惯，工 作人员就把录音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又由于工作疏忽没有把录音的事告诉毛泽东本人，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这 种说法明显违反事实。没有人会同意别人偷偷录下他的非正式谈话。毛泽东在59年已经明确批评有人没获他的允许就私下录音，尽管是会议上的谈话，相关人士还 作了正式检讨。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在其生活场所经常性地对他人的非正式谈话录音，当然是窃听，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是一样的。记录会议讲话的录音机都有 明确的时间限制，不可能长时间运做来记录平时的谈话内容。窃听和公开录音时把录音机藏起来完全是两码事。以杨的才智连这点都分不清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搞窃听，恐怕不会100%出于敬意。这件事一旦被追究起来，杨很难找到辩解的理由。相比之下，改动人口数字容易解释。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汇报，证明自己相信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有根据的，改动数字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纠正下面官员掩盖真相的错误。因此，改动人口数字的风险低于安放窃听器。而且，窃听器事件61年被发现，毛泽东发了一阵脾气以后，并没有对杨严厉处罚。所以，他承担风险的勇气在64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改动人口数字是可能的。

      第四个问题是，杨尚昆虽是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未必能一手遮天，改动人口数字这样的大动作很难瞒住副组长们，如果他们不同意，杨尚昆想干也干不成。所以，如果数字确实被修改了，副组长们有可能参与，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我们的结论很难成立。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普查领导小组的两位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如果他们赞成修改数字，肯定相信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必然认为各级政府掩盖饥荒真相。他们一定对党内的左倾路线十分反感，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坚定地站在右翼一方，成为左翼的打击目标。事实与此完全相符。

      徐子荣是当年中央派到河南信阳专区调查饿死人事件的领队，他又是河南人，对此事件印象极其深刻。后来，他被卷入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关押在他自己规划设计的秦城监狱，67年在狱中含冤去世。根据他的秘书邢俊生2007年写的纪念文章，徐在狱中“绝食抗争”。周荣鑫在文革中也很出名，因为江青在公开讲话中说他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后台。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与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邓后周被整肃，1976年在4.5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不幸去世。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与杨尚昆很接近，可能支持改动人口数字。

      另外，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的政治立场来看，他们显然不可能故意掩盖饿死人的真相，把60年人口减少的数字压缩为一千万，也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这个结论支持我们前面分析的结果。

      改动人口普查结果这件事并不证明杨尚昆等人要篡党夺取，只说明在文革以前，共产党高层已经失去互信，不同派别之间的纵横捭阖已经开始。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即使同样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要人们接受的信息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自然会有斗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杨尚昆等人当时可能参与了这些斗争，而且勇于担当个人风险，打破常规。所以，修改人口数字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年鉴》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是比较可靠的，由此计算的历年人口总数，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更接近现实。根据《年鉴》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8.09‰，接近1950－1952三年过渡时期的水平，其中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25.43‰)大致相当于国民党统治的和平时期“黄金十年”里富裕省份所达到的最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