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渐进革命与民族主义 |
送交者: 非言飞语 2011年06月22日07:24:1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英国的渐进革命与民族主义
欧洲中世纪的世俗社会,由严格的等级制构成,位于最上层的是僧侣阶层,其次是世袭贵族阶层,再其次就是所谓第三等级,主要是平民。到了16世纪英国国教独立的时候,第三等级中已经有了较多的新兴资产阶级。英国的议会成立较早,一开始 主要是僧侣和贵族的天下,14世纪的时候,爱德华三世把议会分成上议院和下议院,开始出现两院制度。形式上是给第三等级一些权力,其实,下议院长期都没什么权力。在那个时候,还有一大批社会成员,就是所谓农奴,即便在两院制系统内,也没有任何权力。 16世纪英国国教的独立,实际上是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首先革了教会系统、僧侣阶层的命。英国国教成立以后,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分给了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僧侣在上议院的议员席位被大规模地剥夺,没剩下几个席位。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其实是与贵族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僧侣阶层。站在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英国国教的形成,对于英国的民族主义,也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的教育,都由教会负责。因此,天主教会掌握的教育权力,必然导致受教育的学生,对罗马教会的效忠。英国国教成立之后,教育的权力从天主教会转到国教手中,虽然还是由教会掌握,但是,一方面,教会受国王控制,另一方面,国教会的教师必须宣誓效忠国教,而非罗马教会,等于是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效忠英国国王或英国利益。这是英国国教独立后,对于英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作用。 但是,同样应该看到,当时英国的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和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远没有到产生全民义务教育的地步,因此,即便国教出现后,受教育的对象,一类是普通民众的类似初等教育,但并不很普及;另一类是有钱人子弟的高等教育。换句话说,教育的普及程度不高,受教育主要还是社会精英的权利。这一结果也使得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大都局限在少数社会上层人物那里。 此后,宗教改革运动也渗透到英国,但是,英国的宗教斗争与欧洲大陆相比,激烈程度、残酷程度要低一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英国的国教在性质上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从宗教上相对缓和了保守的天主教与激进新教的厮杀。此外,已经失去大多数财产的英国国教,从财产上也相对缓和了后来资产阶级与教会的斗争。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代表天主教行使教会世俗权力的西班牙,曾经组织了无敌舰队,试图征服英国。如果英国战败,英国的国教很可能成为历史的记忆。 历史研究说,英国海域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帮了英国的大忙,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只能众说纷纭了。 英国国教的出现,相对来说,以比较缓和的情势,首先实现了宗教的改革,英国成为较早宣布信仰自由的国家。其后,17世纪克伦威尔的革命,使得革命的任务相对单一,它只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贵族的革命,革命过程中,宗教因素较少,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不那么剧烈。后世有人说,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这种话大多出自职业革命家之口,但说的也是事实。对照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对于教会、对于贵族的革命同时发生,革命的暴力程度大为增加,造成的社会动荡也持续很久,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渐渐丧失了一流强国的地位,沦为二流国家,而法国的死敌英国,则真正成为世界霸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还有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地方。克伦威尔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早100多年,不像100多年以后的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即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民众,也被卢梭等人的言论熏染多时,普通民众的革命意愿极为强烈,甚至妨碍了资产阶级想要达到的成果,造成革命者内部的斗争,造成革命的反复,造成很多血腥的暴力。相反,在克伦威尔时代,普通民众由于教育的缺乏,容易与贵族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 英国的两院制说的简单点,上院是贵族,由世袭和任命产生,下院是平民,由选举或推举产生。按照现代民主的标准,上院是完全不符合民主概念的。因此,在克伦威尔革命时代,废除了上院,权力全部集中在选举产生的下院。然而,正是由于上文所说,当时的英国,还缺乏资产阶级的社会普遍性,民族主义也只在社会上层有影响,因此,新型的资产阶级最终没有彻底革贵族的命,而是与贵族达成了妥协,牺牲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克伦威尔之后,上院恢复,延续至今,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民主,仅仅属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与普通百姓无缘。两院的议员资格和选举,受到严格的财产限制,也就是说,没有相应财产额度的人,享受不到民主和自由。甚至有财产者,如果破产,也将失去作为议员的资格。我们今天在讲述英国的革命、民主等宪政历史的时候,如果从一些词汇、概念来理解,显然不能对现实产生有意义的借鉴。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才是我们需要的。 在英国的这两次革命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普遍,它只局限于少数社会上层人物。例如,对于议员资格,除了财产限制外,还必须是出生于英国,外来的“归化”国民,不具备议员资格。出生于殖民地的人,很久以后才具有成为下院议员的资格,而下院的权力,要到19世纪以后,才慢慢超过上院。即便如此,殖民地的非白人,也依然没有成为英国议员的资格,甚至没有选民的资格。英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确实比较含蓄,在国家利益的强烈意识下,民族主义既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也与少数上层人士的利益相结合。 人群是需要互相认同的。在教会掌权的神权时代,认同标准来自宗教。教会失去世俗权力后,世俗权力被分裂的专制王权代替,认同标准来自在于王权。不管后人对于文艺复兴如何评价,如何把它描绘成光彩无比的人类意识觉醒,它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一批绝对主权的专制君主国家。在这个王权林立的时代,作为培植民族主义有效工具的教育,也出现了一种过渡状态。例如,文艺复兴后,欧洲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法国,很多教育机构都冠以“皇家”的名号,拿破仑就是在“皇家军校”接受的教育。教育成为王权的工具。 民族主义的真正昌盛,出现于专制王权消失之后。失去了在王权基础上的认同感,民族主义立即填补了人群认同的空缺, 这个过程以法国最具代表性。法国大革命将王权推翻后,立即出现了全民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成为新的凝聚力。人民的效忠对象,从过去神权转到王权,最终转到国家,将国家利益置于最崇高的地位。此为后话。 简单对比一下,英国的王权始终没有消失,只是减弱,全民普及教育也比法国晚,一直到19世纪才逐渐推行。这个过程又恰恰与英国下院的权力渐渐超过上院相一致。由此,我们不仅看到英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也看到其阶段性。 站在回顾历史的角度,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那么,英国的民族主义过程基本上避免了民族主义对内部不良的一面,而尽可能地利用了民族主义好的一面。但在对外关系上,英国的民族主义则日益显得自私自利。英国的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天接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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