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史記》委托去采访司马璐之前，就听说他“文革”期间出版了一本《刘主席语录》，与《毛主席语录》在开本、封面、版式上大体一模一样，也分33个专题，在香港发行大热，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为此发了一笔财。我问司马璐，他一笑：早就没有了！


◆高伐林


（续前）“共产党怎样征服中国大陆？”

　　党又要司马璐了，司马璐却不想再要党了——“这个党，我已经看透了。”
　　我向他请教党史方面的问题，司马璐翻出他的文章剪报，指点我看。在一篇题为“共产党怎样征服中国大陆？”的文章中，他写道：一些浅薄的西方观察家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一个农民革命”，中共“还有点民主气味”，中共“是民族主义者”，中共“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的政府”……
　　司马璐写道：我要指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极端荒谬的。我愿引述事实，支持我的反驳。根据我过去在中共党内的体会，中共对中国的农民要算是最缺少关心了。第一、中共的领导成分，真正农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军队90％以上是农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视农民干部，认为农民自私、短见、不可靠、易于动摇。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中共的领导者都曾一再的说过：“分散的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复活的温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涂的人误认为中共分了土地给农民，这块地就属于农民所有了。这是大谬的。关于中共对土地问题的政策，我在延安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现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任弼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的演讲。中共的观点是：共产党当然反对土地由私人占有，主张集体农业制度，但是，当农民现在还不了解集体化的“好处”的时候，就暂时给他们土地吧。他引述任弼时的话：“农民掌握土地，我们掌握粮食，土地重要呢，还是粮食重要呢？农民当然是要选择粮食的，他们就会自动接近我们的集体农场，最后，个体的小农经济也就会自动的消灭了。”
　　司马璐在反驳“中国共产党还有点民主气味”时，举出一个实例：陈云在延安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过：“不错，我们的党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命令，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了。”
　　司马璐还反驳有人说中共与党外人士“合作”可能要“民主”些，称“这又是糊涂的看法”：中共的统战政策，其目的仅在分化与瓦解敌对阵营。当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一再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却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实际准备；当中共与民主同盟“合作”打击国民党的时候，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中共在重庆的负责人徐冰私下对我大骂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烂政客”；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张申府，过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见相左，竟被斥为“国民党的帮凶”……“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张申府1893－1986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之前还是张国焘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人。——高注）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司马璐说，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我所见到的共产党中上级领导干部，他们对于打日本人并不十分热心，甚至可以说也不十分关心，同志间日常所谈的多以对国民党的斗争和苏联的胜利为主题。中共当时对抗战有两套做法，一面以抗战的宣传争取青年；一面与日本人秘密合作打击国民党。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使司马璐发了一笔财

　　我早就听说司马璐“文革”期间出版了一本《刘主席语录》，在香港发行，他为此发了一笔财，但在老人床边的书架上我却没有找着。便问他，他一笑：早就没有了！
　　“文革”初期，司马璐读过当时在全国发行了上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后，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灵机一动，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竟然大为畅销——《刘主席语录》比《刘少奇选集》更畅销，甚至有人排队抢购，一再重印了约五万册，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英文版印数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传广告最多——据说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这当然拜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之赐，让海外读者都要了解，刘少奇到底怎么得罪了毛泽东，让毛泽东雷霆震怒，非打倒他不可。人们从这毛、刘两位主席的语录来对照、思考、判断中国大陆两条路线的斗争。


　　据有关资料介绍，《刘主席语录》与《毛主席语录》在开本、封面、版式上大体一模一样，也是小本红塑料皮，书名也用烫金字，书前有刘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刘主席与毛主席合影”，以及刘少奇的题词手迹：“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刘主席语录》110页，定价港币一元五角，内容分编为33个专题——《毛主席语录》也是分33个专题。编者这样安排，显然意在表明毛、刘曾是最亲密战友。小书中还刊有刘少奇简历、生平事略。扉页上印的则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在第一页上印有“最高指示”，这在“文革”中，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同义词，但这本小书的“最高指示”，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40条、41条、42条、45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职权、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期限。司马璐的意图很明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中国的“最高指示”理应是宪法，而不是任何领导人的言论。
　　谈到此书在海外热销，司马璐曾坦率地说：“靠这本小书，我赚了一大笔钱：译为外文按国际惯例都给版权费。这样，我在香港才能买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还到世界多国旅游。当时中国大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又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然的话，我还应该送给王光美女士一笔原始版权费。”
　　不过，好景不长。1968年11月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刘主席语录》这本小册子也就运交华盖了。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午夜，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当时香港报刊曾以“火烧《刘语录》”为题予以报道。此书就这样付之一炬，司马璐于1983年从香港来到纽约定居时，一本也未带来。
　　谈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回报，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
　　司马璐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发行对象也包括中国大陆当局。司马璐的解释是：中共宣传的党史中“有许多虚假、伪造的东西。‘文革’中，大陆又毁掉了很多党史资料。‘文革’后期，中共当局设法从国外、党外引进党史资料。他们也派人与我联络，向我收买党史资料，其中包括我所编著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12大册。我当然是明码实价。中共都是经由中国银行付款。‘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银行一度不认‘四人帮’时期向我买书的账，我就在《展望》杂志上写文章向华国锋讨债，不久他们也把欠账给清了。”

朝花夕拾谱出感人黄昏恋

　　谈司马璐，不能不谈到他与戈扬的一段传奇恋情。
　　海外著名记者曾慧燕在《司马璐、戈扬结连理》的特写中写道：司马璐“与70年前青梅竹马的‘红衣少女’戈扬（本名树佩华），谱出一曲感人的黄昏恋……在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特别婚礼，一对新人正式结为‘老伴’，喜极而泣，场面感人”。
　　戈扬大司马璐三岁，同为江苏海安同乡，70年前，两人在镇江一起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司马璐回忆，年青时的戈扬“非常漂亮”，喜欢穿一袭红衣，司马璐对戈扬情有独钟，“红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那时追求戈扬的人太多了，我怎么排队都轮不到。”而且，在“红衣少女”眼中，那时的司马璐只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后来司马璐去了“革命圣地”延安，戈扬成为新四军和《新华日报》著名女记者。巧合的是，两人分别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手下工作。他们虽曾在重庆偶然相遇，但那时两人都准备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见面时碍于革命纪律，也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命运捉弄他们，由于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联系达数十年之久。后来，司马璐“觉今是而昨非”，脱离中共，1983年自香港移民美国；戈扬却对革命坚定不移，中共建政后曾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并出任《新观察》主编，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遭到厄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21年，受尽折磨，1989年4月下旬，戈扬应邀赴美国出席学术研讨会，因为“六四”爆发被迫滞美。
　　难能可贵的是，两人虽然后来的经历不同，但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初衷，却始终未曾改变。令人惊异的是两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杜甫诗），却似乎在冥冥中遥相呼应：就在戈扬在北京任《新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右派，杂志停刊时，司马璐在香港办起《展望》，刊名都珠联璧合，好像两人演出一场“接力赛”。
历尽劫波，殊途同归。司马璐在中文媒体上看到有关戈扬的报导，觉得似曾相识，后来才知她就是当年的“红衣少女”树佩华。半年后，两人在纽约重逢。

　　同为“天涯沦落人”，戈扬说：“70年前，我们做过同一个梦，今天我们还做著同一个梦。”1993年，司马璐大病一场，戈扬在病榻前悉心照顾；其后他们相互关照，终于在2002年9月13日在纽约曼哈顿移民局法院举行特别婚礼，获得了所有人的祝福。
　　2009年1月18日凌晨，戈扬在纽约法拉盛医院病逝。

永远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

　　92岁的司马璐，不能系统地回答关于党史的诸多疑问。但他的许多只言片语，有真知灼见在闪光：
　　——我觉得，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确实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值得尊敬。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可以研究。但是，当后来他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巫教，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
　　——共产党对很多事情有双重标准，对外讲，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对内讲，毛泽东的看法却完全相反。毛泽东说，日本人侵略越深，对共产党发展越有利。
　　——共产党认为，为革命讲假话，理直气壮。讲假话是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袖开始的，刘少奇讲得很清楚，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工具么。
　　……



　　我带来一本《中共历史的见证》，请作者签名。司马璐欣然同意，从床头柜里摸出笔来就写。
　　但是写完后，老人却磨磨蹭蹭，不肯递还给我。我不解其意，只好等着。他沉吟再三，才带着商量的口吻说：光写“高伐林”，感觉不好，我就写上“兄”吧？
　　我慌忙说，我是晚辈，您这样称呼我不是折我的寿吗？
　　但老人已经在我的名字后面，添了一个“兄”字。
　　护理人员进来告知：开饭了。于是我推著老人的轮椅出门。
　　刚才还自谦自己记性不好的司马璐，却回过头来叮嘱我说：出门了就不要照相了，老人院有规定，不允许照相。
　　司马璐在这里孑然一身。我问他，在这里感到寂寞吗？他摇摇头。
　　他生活在往事中，生活在思索中。而他的往事和思索，都贯串著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那么，也可以说，老人仍然生活在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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