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上) 
自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惨酷最壮烈最艰苦也是最光辉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我民族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我中华儿女抱着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奋起抗战，万众一心，以血肉之躯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历经八年苦战，终于获得胜利，收复失地，并使中国跃居世界五强之一，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两党爆发内战，结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失败，退出大陆，中共获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毛泽东独裁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封建的皇国史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对抗战历史极尽歪曲丑化隐瞒掩饰之能事，使一部抗战史成了谎话史，这就对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极大损害。
本人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偏见，特别是曾两次遭日伪特务暗杀而幸存，多次在战场炮火下差点牺牲。这些经历，使我对国共两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了响应中共“求真务实”的号召，我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4年《延安日记》（以下简称苏共代表弗氏）撰写此抗战记事，给久经洗脑对抗战蒙昧无知的人们，提供一幅真实的抗战图景，以存真史，为建设只说真话的文明社会略尽绵力。以下就长期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加以述评。
攘外与安内
日寇发动918事变占我东三省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未作抵抗，日寇得寸进尺，又向华北进逼，蒋介石不断妥协退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毛泽东和知识界左翼纷纷指责为卖国的反动政策，要求立即实行抗战，各地学生数万人奔赴南京抗议请愿，要求立即宣战，将前来劝谕的蔡元培推倒在地，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究竟这个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是否反动卖国？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客观形势。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军阀林立，为权为利不断争战，全国一片混乱。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荡平三大军阀集团---东北张作霖、华北吴佩孚，华中孙传芳，然众多省份的诸侯仍拥兵自重，独立施政，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如新疆盛世才、山西阎锡山、青海马步芳、山东韩复渠、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等）特别是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中共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夹击之势，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加之经济和军力衰敝，哪有力量进行抗战？蒋介石逼于形势才定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忍受辱骂，埋头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与各省当权者谈判，在国破家亡的共同威胁下，各省诸侯都表示愿意团结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中共也承诺取消苏维埃国，接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于是分裂的十个手指握成一个铁拳，全国实现了大团结大统一。蒋介石又积极进行经济和军事准备工作---通过币制和税制改革，政府财政收入成倍增加。于是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后方建兵工厂，又修造未完成的平汉铁路通车，修造万余公里公路，在战略要地建大炮、机枪掩体3700多座……经过六年准备，便国力大增，打下了抗战的初步基础。日寇制造芦沟桥事件发动大规模侵略时，有了底气的蒋介石才敢于在庐山发表宣言，宣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从此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要负起守土之责，要不怕牺牲，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精神，于是全面抗战开始了。
但即使在这时，据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查；全国军队的枪械子弹仅够半年战争之用，可见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就盲目开战，中国军队只会如以卵击石般，不堪一击，遭致迅速灭亡的惨祸。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有利于抗日的正确政策，至今官方书刊仍斥为卖国反动显然是错误的。
爱国与卖国
长期以来蒋介石被毛泽东和官方书刊称为卖国贼，称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这些政治帽子是否合适呢？
事实是：蒋介石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信奉“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古训，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他对英日等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深表愤恨，他率领的北伐军就是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踏上征途的。日寇侵占东北后，他立即写了遗嘱，决心献身为国，收复失土，并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他言行一致，八一三上海会战，他调派70万大军主动进攻日军，以解华北之危，并亲赴战区督战，使日寇遭到重创，三易其司令官，打破了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由于己弱敌强，国军败退，南京沦陷，日寇举国欢庆中国要亡，但他迁都武汉，坚持抗战，武汉失陷，迁都重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日寇不断诱降，均被他拒绝，他在《日记》中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以振兴我民族精神”。在他宁死不屈精神感召下，全国军民也奋勇战斗，不惜牺牲，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不愧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杰出领导人和民族功臣，至今也末发现他的任何卖国的证据。
蒋介石致力于争取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蒋介石以同盟国的盟国身份多次与英美苏有关国家交涉，要求归还它们所占中国领土和主权（租界和治外法权等），获得成功（只有斯大林拒绝归还外蒙古）。此外，蒋还推已及人，支持亚州其它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他公开宣告，帮助朝鲜复国是中国抗战的任务之一，为此他资助和支持设在中国的朝鲜流亡政府的复国斗争，他还支持印度甘地的复国斗争，这些事又反映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进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反映了他的战略意图：以抗日为名，扩大根据地和部队，积蓄力量，为今后推翻国民政府作准备。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采取的步骤是从少抗日（一分抗日）到不抗日（抗日不是爱国）再到放任日寇多占地甚至亡给日本。这说明毛泽东完全不顾民族大义，实际已撕毁了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背弃了他高喊团结抗日的壮严承诺，违反了全国人民对抗日救国的一致要求！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
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共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对他破坏抗战的种种勾当，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氏是最具权威的见证人，让我们看看弗氏在《日记》中的证言吧：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一个共产主义者能鼓励敌人占领他的国家，掠夺他的财富吗？”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愿直截了当指斥毛泽东，他要为毛泽东留点面子，才含糊地说“不忠不义而有过之”，意思是说毛是比不忠不义的人更坏的人，那是谁呢？不就是叛国者，民族罪人吗？（按中国的通俗称呼就是汉奸）。
弗氏还写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共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共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传与事实
专制国家的执政党都设有宣传部，任务是垄断意识形态，控制信息传播，为一党私利而隐蔽真相，散布谎言，进行愚民教育。国民党的宣传也有此类弊病，但蒋介石虽然独裁专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闻言论自由，国统区允许众多反对党和社团存在，有众多不受管制的民间报纸刊物，还让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公开发行，如果国民党的宣传有违事实，就会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国民党的宣传还有相当的可信度。中共的宣传不然，中共抗战时统治的陕甘宁边区或后来的新中国，不容许独立的政党和媒体存在，在严格的新闻文化管制下，舆论一律，造谣说谎的记载比比皆是，现将有关抗战的宣传与事实作一对比。
“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共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毛泽东创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是：日寇侵占我东北后，蒋介石痛感各党派不团结不能御敌，即向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却遭毛泽东一口拒绝。1936年因苏联受到德国和日本进攻的威胁，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蒋介石从驻苏使馆得到此讯息后，十分高兴，当即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牧师（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与中共人员洽谈，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才接受蒋的建议。几经谈判，中共决定撤消苏维埃共和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陕北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和提供军饷枪械，红军帽徽由红五角星改为青天白日，于是国共两党开始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设法释放蒋介石”-----事实是：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被张学良扣押，中共知道张有领袖欲，就怂恿张与中共联合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推张为主席和总司令。毛泽东朱德等建议张杀死蒋介石，张亦有此意。这时突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战争，有能力有资格领导抗战的人只有蒋介石，中共应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毛泽东准备先下手为强，杀了蒋介石再说，这时又接到共产国际电令，严词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指责张为汉奸，张扣押蒋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张把蒋释放了。当时蒋正率60万大军围攻3万中共部队，准备一举歼灭红军，西安事变使剿共再一次失败，所以人称张学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张的政治野心则告破灭，张曾后悔说：我上了中共的当了。
“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抗战开始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担心自己无力抵抗日军进攻，邀请中共派部队进山西协助防御，协助组建新军，派干部帮助他的“牺牲同盟会”加强地方政权。中共应邀派八路军三个师和大批干部到山西，但后来中共施展统战手法，使阎的新军叛变投入八路军，全省105个县中75个县的县长都成了中共党员，阎的省政府变成了他不能指挥的空壳，阎对中共反客为主、雀巢鸠占十分气愤，要求中共撤出部队和政府及社团中的党组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阎就派他的旧军进攻八路军遭到失败，这样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中共占领山西后，又派八路军进军河北、山东发动内战，消灭了两省敌后的国军，逐出和消灭了两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国民党的抗日根据地变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向驻防苏北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进攻，黄桥一战消灭韩部一万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苏北。这时新四军总部所率一万名部队也正在安徽不断向四周扩张，国民党因敌后根据地不断遭中共侵夺，感受到很大威胁，军事委员会下令新四军总部所率部队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线路径北渡长江，毛泽东原已同意这条北撤路线，却又密令副军长项英率部改向东南方向，在江苏镇江渡长江前往苏北。毛的意图很明显：让北上的项英部与自北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夹击韩德勤部，将韩残部几万人彻底消灭。国民政府随即以违反军令为名，派大军包围向东南行进中的项英部队，经七天激战，项英部队损失七千人，其余的，经国民政府指定路径安全北撤归队。苏北韩部不久被中共部队歼灭，苏北又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以上两次所谓“反共高潮”，实际都是国民党为抵抗中共侵占其敌后根据地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是中共主动挑起，中共宣传倒果为因，隐瞒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说成“反共高潮”。
“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事实是：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抗日口号喊得比蒋介石响，还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从他的言论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抗日的人，但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与毛打过四年交道的苏共弗氏说：“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事实表明，毛是个阴媒家和说谎家。如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宣称要坚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他还动员各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发致敬电，称颂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同时却向将领们发出号令：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为今后夺取政权打基础；在统一战线中，要掌握领导权，要和顽固派、投降派（指国军与蒋介石）做斗争；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不要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以后他对党内干脆把抗日战争称为“日蒋矛盾”，表明他与抗日无关，他已退出了抗日阵营，专心致志于打内战了。苏共弗氏写道：“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几百万人流血与苦难，不幸与忧伤，对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产党将实行民主宪政”——这是毛泽东抗日后期向国内外发出的最强音。这时他看到抗战快胜利了，国军已被日寇严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已占领了从陕北到华北再到华东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队己扩大到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改朝换代的野心快实现了，为了迷惑国内外人们站到他一边，就在会见美国政要、中外记者、中国各党派人士时大唱民主赞歌，宣称他要实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要实行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宣传毛的民主宪政主张，一时蛊惑了美国大使、特使、中外记者、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纷纷到延安去朝圣、会谈，美国大使赫尔利甚至与毛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一些党派开始站到中共一边反对蒋介石专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对中共心响往之。可是毛泽东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毕露，在中共战时统治区和后来的新中国，专制独裁远远超过了蒋介石，超过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上当受骗了。
和平谈判
日寇侵华，正如俗话所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财力军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国，于是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毒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与日寇和谈，由于两人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他们与日寇谈判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沦陷后，日寇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起先拒绝，由于党内外不少高层人士（如于右任、胡适等）对抗战前途悲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使谈判，蒋的要求是完全恢复芦沟桥事件前的领土主权，日方则提出苛刻条件：承认伪满州国，赔偿战争损失，订防共条约、经济合作条约，华北驻军等，蒋认为丧权辱国，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条件，不谈赔偿和伪满州国，其他大体不变，蒋拒不接受，日又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又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以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获知后严词批评，后悉孔仍在与日谈判，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