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答问：辛亥革命如何定性，为何失败？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1月29日15:57:5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八十高龄的近代史专家袁伟时教授回答我的提问说：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这一说法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这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老高按：100年前的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整整100年后，2012年前夕，《新史记》杂志刊出了刚刚八十大寿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接受我专访的答问，分析了中国由一个老大帝国变为共和国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原因。 　　袁伟时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和思想变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一再挑战中国官方史学界的结论。2005年11月15日，他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他多年研究成果，澄清中国教科书中的谬误和片面的说法，触怒高层，被中宣部认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引发轩然大波，导致“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换。但是袁伟时教授并未屈服，最近六年来，他著述、接受采访更勤，其敏锐犀利的观点不仅在史学界别树一帜，也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逐渐深入人心。 　　我向袁伟时教授提出了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而读者又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八个问题，包括“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清廷已启动了宪政改革，为何还会爆发革命？”“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与传统的关系？”等等。 　　袁伟时教授说：“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但他尽力简明扼要地以书面形式一一作了回答。这里刊出袁伟时教授答问全文，因为篇幅较大，我分两次刊出。袁伟时教授的简介，也放在下篇的后面。 八十高龄的袁伟时教授。（袁伟时提供，Jonas拍摄）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失败原因 袁伟时教授答《新史记》记者高伐林问（上）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八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略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站在今天21世纪的高度，给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如何定性，最能体现其本质？眼下有“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论”这种种说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伟时（以下简称“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扎扎实实搜集材料，认真分析；在概念上绕圈子，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 　　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胡汉民说得好：“同盟会未尝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注1） 　　当年各省“独立”，打出的旗号大都是“大汉军政府”，“光复”之类，足以证明此言非虚。而最好的注脚则是孙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孙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读祭文，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注2） 　　以朱元璋驱除蒙古人、光复汉族皇室事业的继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余，充分袒露了这群人的内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孙文干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注3） 　　于是，他把修铁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民生主义的中心环节。 　　这些言行强有力地证明，孙文革命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光复汉族河山，把他说的“外国人”即“鞑虏”赶出关外。不但民众接受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连孙文这样的革命主要领袖也未能免俗。这些言行同时证明他对民权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 　　“软弱”表现在哪里？ 　　胡汉民说：“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注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孙文及其支持者在协议基本达成后，仍然冀图不惜代价借外债发动“北伐”战争，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对错误决策的正常反应。由于革命派信誉度不足，借不到外债，无法支撑他们延续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议。要是说被迫接受和议是“软弱”的话，那是政治家的过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些政治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接受和议的。 　　作为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汉民责怪“民众心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无非证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应客观地观察历史现象的学者而言，南北议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反过来据此贬斥革命派软弱，鼓励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去走极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这一说法，则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 　　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 　　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注5） 　　军政府组成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 　　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 　　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商团承担的。 　　当时断送建设现代民主自由国家伟业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玩弄政客伎俩，争权夺利，把从实际情况出发，巩固和完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业置诸脑后。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失败主因是没牢固树立法治观念 　　高：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您曾提到，中国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 。现在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当时未能施行法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各方首先是试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但屡屡碰壁。您认为是不是如此？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能“牢牢树立法治观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 　　1，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2，言论自由。 　　3，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 　　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1，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检视，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有一个过程。清末实行新政才开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统，民国成立后，继续推广，但马上碰到一个问题：人才不够。司法总长梁启超不得不下令收缩。他说： 　　“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注6） 　　这些情况多半出现在边远地区。除此之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处，都应该有可以立即实行的规则，而没有所谓“国情”的差别。国情特别论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或暴民掩盖其非法行为的借口。 　　通过司法过程解决社会矛盾，通常会比较缓慢，但换来的是逐步养成人人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赖以长治久安。 　　以宋教仁被刺案来说，当时司法审判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人们指责当局拖延。事实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应夔臣，都在法租界关押20多天后移交给中国当局。前者6天后却离奇地在拘押的军营暴毙；后者竟然成功越狱。另一主要嫌疑人、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六天（3月26日）逃离北京，遁入青岛租界，而德国当局拒绝引渡。 　　当时控制上海的是国民党要员和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接连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暴毙和越狱的戏剧，是陈其美操纵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则可能与赵秉钧有关。调查清楚有关案情，作出公正审判，正是司法机关责任所在。缺席审判，世所常见。这些都不是中断司法进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审理，还是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覆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 　　“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四，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注7） 　　上海地方检察厅亦已著手传讯有关人员。就程序而言，没有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确实比较缓慢。从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不足四个月，中间波澜迭起，并不奇怪。无论有什么障碍，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遵循司法途径办理此案，民国政治史就会重写。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但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人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冀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出现这个局面，不是由于“国情特别”，也不是民众水平低下，而是国民党领袖尚未告别草莽英雄的气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从而造成这样的恶果。 　　应该指出，这是各国革命党人的通病。纠正这些领导人的错误所付代价的大小，则与法治传统强弱有关。 民初乱局战祸，根源在《临时约法》 　　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注8）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 　　2010年笔者曾撰文（2011年1月发表），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注9）概括起来，要点是： 　　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而从程序上看，也有问题。《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文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第二，动机不纯，过程粗糙，学识不够，缺陷很多。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由于动机不纯，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从推定起草人到三读通过，只费时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考虑不周，且没有广泛征求各方和广大公民的意见，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 　　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1.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注10）。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2.没有确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注11）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彷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3.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注12）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使出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党国体制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注释： 　　1，《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版。 　　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页，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 　　3，同上第319页。 　　4，《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5，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第162—163、1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页，中华书局北京影印版。 　　7，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第388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全文刊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宪政格局再审视》为题，分两期刊发了全文。 　　10，《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11，《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湾影印版，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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