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先生這本書還沒有最後定稿時，我就開始著手翻譯他的初稿。當時接手這份差事，自己有這麼幾點考慮。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盛情相託，開出的報酬還算誘人，我一向不申請各種科研項目經費，幹這個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掙點兒錢，這總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項目去騙科研經費強吧。當然了，假如只有錢上的考慮，沒有一點兒興致去做，那也是極其無聊的事，所以我還有另外幾個考慮。   

       傅高義先生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曾寫過一本譽滿全球的《日本第一》，當時正是“日本要賣下美國”的時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一度讓美國人一片驚恐，因此他這本書對美國的政界和商業商界重新認識日本發揮過重要影響。我又見到傅教授在事先發來的前言中說，他早在2000年在韓國濟州島休假時，就動了寫一寫鄧小平的念頭，從動筆到大體完成，總共耗費了他十年光陰。一個年屆耄耋的老人，能夠不辭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寶貴時光去研究鄧小平，讀來不能不為之動容，這也是我願意翻譯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這些理由，也不足以讓我接下這個50多萬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慮之外，我還有個最重要的一個想法：我這個年齡的人，前半輩子在毛澤東的紅旗下長大，後半輩子則從鄧小平時代走來。過去自己的興趣愛好並不在中國當代政治上，但這個時代卻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確有必要仔細了解我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時代和鄧小平這個政治家，具體看一看在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態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發生，表現為什麼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論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於所謂的學術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會失去現實感，言論流於紙上談兵。當年埃德蒙•柏克稱這種人有不會解決問題、只會“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對不諳世事的文人的習氣大力嘲諷，按他的說法，如果你從來不參與現實政治，卻熱衷於討論政治觀念，這對社會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後來韋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貧瘠的（或無生育能力的）亢奮”（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這種病的人，談起政治來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讓政治的實踐者莫名其妙，甚至覺得十分可笑。

    從另一方面說，我們看一些今天被奉為經典的著作，當年作者寫它的時候，其實都與現實有著很貼近的關係，甚至有著時論的性質。比如有一些政治學名著，像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剛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論法國革命》或​​託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等等，都是針對作者當時一些很現實的政治問題而發。甚至我覺得，像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這樣的神學著作，其中很多內容也是對公元4世紀羅馬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銳批判；柏拉圖講修辭學的《高爾吉亞篇》中的不少內容，則可看作對他身處其中的希臘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針砭，就像今天我們這裡一些知識分子乾的事情一樣。這些著作現在被人奉為經典，不但是因為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理論問題，也因為它們是作者對身邊的事情做出的強有力回應，與當時發生的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可能並沒有把它們作為經典理論來寫，當時的讀者大概也沒有把它們當作經典看待。所以我在讀這一類經典時時常有一個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論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話願意與大家分享：政治學經典未必一定是從思考現實政治中產生，但現實政治絕無可能僅用經典著作去設計。政治學確實需要處理一些重大的觀念和理論問題及其相互關係，但用一個恰當的比喻說，這些觀念或價值就像一張張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據自己當前的現實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數額，籤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錯了，它也會報廢。我們思考政治問題的人，弄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現所面對的政治現實是什麼呢？鄧小平雖然已經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其實從很大程度上說，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不但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沒有多大變化，甚至他的權力的直接影響也仍在繼續。上一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鄧小平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現任胡彖T總書記也是當年他和一批老幹部選定並著意培養出來的領導人。僅以這種治國路線和人事上的延續性而論，如想認識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鄧小平。

    有了以上這些考慮，我才把這份翻譯的差事接了下來，而且也確實如自己所願，從這本書中，我對整個鄧小平以及在他領導下發生的大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過去自己對鄧小平素無研究，但不管是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的人，對於他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無人可以否認。鄧小平在他的執政過程中，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他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這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從一個大多數人不得溫飽的社會，迅速變成了一個大多數人衣食無虞的社會。這個變化是無論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義先生為此甚至對鄧小平給予了更高的評價，認為他領導中國走過的改革路程，從世界範圍內來看也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他要寫一寫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動機。

    我看到有不少媒體報導說，他寫了一本鄧小平傳，這個說法是不太準確的。他這本書的正式名稱是《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全書雖然是從鄧小平1904年出身於四川廣安說起，但從鄧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間下放這六十多年的時間，只用了短短3萬多字，在洋洋50餘萬言的全書中僅佔整個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對鄧小平前期的經歷做了一個概括的描述，總結出鄧小平在這個時期養成的一些性格特點，如堅毅果敢、講求實際，出色的判斷力和全局性視野，戰略眼光以及1949年以後在毛澤東手下領導國家所積累的治國經驗。當然，對鄧小平影響很大的另外兩件事，一是“文革”這場巨大的浩劫，二是鄧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間對中國未來的思考，這對於他在1977年重新復出後的政治表現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傅教授通過講述鄧小平過去60多年的這些經歷，為我們理解後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和執政風格做了一個很好的鋪墊。從第三章開始，全書就進入了從鄧小平1974年恢復工作到1992年南巡這近二十年的時間。可見他這本書的敘述重點是放在改革開放時期，嚴格地講不是一本“鄧小平傳”，香港的中文版將它改為《鄧小平時代》，是很恰當的。

    另外，傅教授為了寫這本書，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採訪了很多人，包括多次來到中國採訪了一些重要當事人，其中也有鄧小平的一些親屬和曾與鄧小平共過事的人，這些時間累計起來總共有一年多。傅高義先生的中國話說得很好，所以每次採訪他都親自提問和記錄，留下大量的錄音和筆記。也許你們會想，有這個廣泛的採訪過程，傅教授在書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鮮為外人所知的內幕。在我們這種高層內幕總是密不透風的政治環境裡，有這樣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覺是，這本書並沒有透露多少內幕，也許是因為顧忌到給當事人帶來麻煩，或是這些當事人與傅高義教授之間有一些約定，即使他們在採訪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寫在書裡，或者是我對這種事情不夠敏感。總之我的感覺是，傅教授在他書中並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內幕消息，他不是個喜歡獵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嚴肅的學者。

    那麼，傅高義這本書中有關鄧小平說了哪些最有價值的東西呢？我以為他這本書中寫的最精彩的部分，應當是和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有關的內容，尤其是鄧小平在上世紀70年代為數不多的幾次重要出訪——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四國之行，這大概與材料的豐富性有關。傅高義利用西方媒體的大量報導、個人訪談、研究著作和政府檔案，生動講述了鄧小平為中國爭取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出的種種努力。但是，鄧小平畢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動也都是服務於他的國內目標，對這部分內容相對而言我們不像對國內政治那樣關切，由於今天時間很有限，我姑且略過不提。

    在中國的內政方面，由於受到材料來源的限制，使傅高義難以將故事講得像外交活動那樣細緻生動​​，但他還是盡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獻和有限的研究資料，著力把握鄧小平執政風格的一些重要特點。例如我認為很可圈點之處，是他對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集團內部的咦鞣绞剑�以及鄧小平在其中的處事風格，有一個很切實、很準確把握。他反復向我們解釋了什麼是黨內高層的“氣氛”，鄧小平在做出重要決策的關頭，必須對這種氣氛加以判斷，才能決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能體會到政治現實的微妙之處，不是任何理論所能解釋的，理論也許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方向感，但具體到如何向前邁步，什麼時候邁步，什麼時候需要停下，判斷的依據就是這種“氣氛”，對此理論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導。

    其次，傅高義先生十分深入地講述了鄧小平在黨內政治中逐漸取得成功的過程，以及他在這個過程表現出一些十分可貴的品質，例如他一向不計較個人恩怨和親疏（除了軍隊以外），與人交往只以工作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利益。其次是鄧小平的大局觀，他善於抓大放小，不像周恩來那樣事必恭親。大方向確定之後，具體事情他會讓手下人放手去做。就是鄧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會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義先生多次提到毛澤東對鄧小平有兩個形容，一是“鋼鐵公司”，一是“棉裡藏針”，這兩個觀察都是很到位的。鄧小平做事一貫堅忍不拔，今天我們把這種品質叫做執行力，但他並不是一個處處鋒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兒的話形容，他是個“不愛說話”的人，他一向沉著冷靜，很講究做事的分寸。從傅高義的敘述中，我們可以不時感到鄧小平這種既頑固又收斂、既執著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確的時候，用正確的方式做正確的事情。大概是一個政治家最可貴的品質了。這也是你從書本里絕對學不到這樣的本領，它只能與個人的性格和經歷聯繫在一起，是一種高度人格化的經驗智慧與眼光。

    鄧小平今天被人譽為偉大的改革家，但我從閱讀傅高義的書中得出一個感覺，鄧小平的第一考慮並不是改革。那麼他首先考慮的是什麼呢？他的第一考慮，是在毛澤東給他留下的爛攤子上，為中國社會做一點實事。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願望為他提供了行動的動力，而是行動的願望為他提供了改革的動力。在這一點上他與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號是“公開性”，基本內容是開放言論自由和蘇共黨內鬥爭的透明化，結果使蘇共對整個社會失去了控制，先不講我們是否喜歡這種事，它是導致蘇聯體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沒有人懷疑的。用黃仁宇先生的一句話說，這叫“理想高遠，技術低劣”。鄧小平顯然與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術高超。對於他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的作風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我以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義先生像很多人一樣，在書中經常把鄧小平稱為“實用主義者”或“實干家”（pragmatic），只有這樣來認識鄧小平，你才能理解鄧小平時代的許多特點。這種務實精神，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的立場，我以為既是鄧小平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現在中國存在的許多製度性問題的原因。

    鄧小平既然有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乾一番實事的願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製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此這個東西千萬丟不得。傅高義對鄧小平的這種想法也看得異常清楚，所以他嘲笑當年的很多西方人，他們以為鄧小平的務實的精神會使他把中國帶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實鄧小平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著非常固執的排斥態度，所以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大錯而特錯了。由此我也覺得，傅高義用來形容鄧小平“pragmatic”這個詞，也可以理解為有著雙關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層不太常用的含義是“剛愎自用”或“獨斷專行”（dogmatic，dictatorial）。 “pragmatics”的這兩層含義，再好不過地反映著鄧小平的雙重性：他不需要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他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他要維護這個組織，並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麼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借助於這個組織體制，他什麼事也乾不成。

想了解更多该书內容請閱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5月15日全球iOS電子版和實體書同步發行的《鄧小平時代》 ！

附：

iPhone/ iPad的下載鏈接：http://itunes.apple.com/hk/app/cuhk-press/id496806012?l=zh&mt=8

Kindle下載鏈接：
全集：http://www.amazon.com/Deng-Xiaoping-Transformation-China-ebook/dp/B00816GN7Y/ref=sr_1_4?s=digital-text&ie=UTF8&qid=1336618880&sr=1-4

上冊：

http://www.amazon.com/Deng-Xiaoping-Transformation-China-ebook/dp/B0080R4W40/ref=sr_1_2?s=digital-text&ie=UTF8&qid=1336618880&sr=1-2

下冊：

http://www.amazon.com/Xiaoping-Transformation-China-Vol-2-ebook/dp/B0081GD4S0/ref=sr_1_3?s=digital-text&ie=UTF8&qid=1336618880&s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