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如果东征西讨，把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哪里，就把太监文化带到哪里，包括五毛文化带到哪里

现在的朝鲜越南同样在吃中国文化里太监的亏（学着中国搞五毛）

公元十世纪，中国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也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的编制。

中国元朝时有两名载入史册《元史宦官传》的名阉,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来即高丽宦官,他和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来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胶固”,后来受到皇帝宠信,成为元顺帝时的权阉,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

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从小就被掠卖到中国内地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安南” (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边地区)不断用兵,许多越南小孩作为战争俘虏被进贡到内地阉为宦官。明成祖朱棣时,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为建设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还不止一次向高丽、安南王朝索要进贡阉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越南、朝鲜的宦官群体,使得他们不断壮大。《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鲜索要宦官200 名,朝鲜宦官现象也可见一斑。

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宦官在中国就已经出现。据记载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史书所说:“自书契以来,不无阍寺。”这里的阍指宫门,阍寺就是指看守宫门的阉宦奴隶。中国的名太监有赵高、高力士、魏忠贤、李莲英。

太监制度在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印度等王国,都曾出现过

在古代埃及,经常有寺庙僧侣们将用低价买来的6岁至10岁的男性小奴隶,用当地的医术阉割,然后用昂贵的高价卖到王宫和贵族府第,以此营生。据《埃及语字典》等所引用的金字塔文件中,推断可能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就有阉割的人。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

古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开始，引入东方的专制礼仪，加强皇权，其中阉人的使用也是重要的内容。所以，在古罗马帝国,宦官在王宫就常见了。

自从古罗马引入太监制度之后，古罗马就衰运连连，在克劳帝乌斯、尼禄、维特利乌斯当政时,宫廷中都有大批的宦官当差。著名的暴君尼禄甚至还宣布和宠信的太监斯普里斯结婚,同时任命宦官彼拉哥主持特务组织监视权贵和百姓。到了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罗马皇帝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手。在东罗马帝国时代,太监占有了大部分部门的职权。在当时的十八等官制中,他们可以担任八级官职,被称作是“皇帝可信任的阶层”,可以充当指挥疆场作战的高级将领。

东罗马历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而宦官尤斯塔修斯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统帅。宦官还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政治军事改革的主事人,宦官出身的主计官尼西福罗斯就是东罗马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东罗马帝国,有不少宦官还当上了宗教首领。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擅权,使得皇帝也成为了宦官们的掌中之物。皇帝成为傀儡,而东罗马也变成了“太监的天堂”。

做为东方国家的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

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阿拉伯后宫佳丽之多,我们从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略窥一斑。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

当时的白人太监,称为塞拉里克。还有大约600～800名黑人太监,掌管着后宫后妃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丧失了性功能,得以和嫔妃们接触。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增加收入的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朱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

正如朱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两百多年的专制跋扈、狂吸痛饮，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