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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营主义”战略思想，即动员、选派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加入清廷的新军营当兵，扎根军营，形成并联络发展成一股潜在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把敌军营一举抬过来，成为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这种借敌军营为我培养军事力量的战略，是当时较为科学的运筹，是吴禄贞在“聚会”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实际工作的重点。由于吴禄贞的积极宣传和扎实工作，“聚会”中的革命青年如刘静庵、胡瑛等，当场就脱下长衫，撕成碎片，以示投笔从戎的决心。李书城、耿伯钊、孔庚等青年，相继弃文就武，这些进步青年的踊跃带头，进步青年入营当兵形成了一股热潮。
1902年，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受到张之洞重用。1903年，他借职务之便在武昌花园山广结有志之士，组建“花园山聚会”，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花园山聚会”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先后参加聚会的进步青年，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就有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成了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如李书城、刘静庵、胡瑛、张难先、蓝天蔚等。
“抬营战略”，为辛亥年的武昌首义埋下了革命火种：“花园山聚会”的活动，尽管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其影响很大，之后，从“花园山聚会”到日知会、科学补习所，再到后来的文学社、共进会，众多革命党人加入到湖北新军。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占到了三成左右，此外还有众多同情革命的中下层官兵。
辛亥革命初期，以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都把江湖会党，当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倾其全部注意力于，联络会党首领，和宣传、组织会党群众。吴禄贞也自然毫不例外。如在其组织“自立军”和领导“大通起义”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就是以长江流域会党，作为基本队伍的。大通惨败后，他认真总结了这场血的教训，深自痛切认识到，当时满清王朝的军事实力，用以抵御外侮故不足，用以镇压内部则有余。革命党人想要取得起义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一支足以战胜敌人的武装力量。而决非徒恃会党群众，进行军事冒险，所能侥幸成功。他当然也还同时深刻认识到，组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劲旅，一要有足够的人力；二要有足够的财力；三要有巩固的根据地；四要有现代的武器装备；五要有合格的训练人才。而所有这些必需的重要条件，都是赤手空拳的革命党人，所难于办到的。
但吴禄贞并没有被这些重大困难所吓倒，而是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力谋所以迎难而进的成功之道。最后，终于以其军事家的敏锐目光，和深入军营生活的实际经验。切实掌握到了，敌人军营可以从内部突破瓦解的根本弱点。从而，逐步形成了所谓“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那就是动员和选派部份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入营当兵，扎根军营基层，形成强大的革命暗流。一旦时机成熟，举起义来。就能把敌人的军营，一举抬了过来，变成为我们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所谓“抬营”之意，具体就是这样。
当时，他对此认识得十分透彻，主张得十分坚定，并还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了“聚会”席上所反复宣讲的重大课题。他每次讲到这个课题时，最后总要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说，只要我们能于坚苦卓绝和百折不回地，把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到了家。我们就一定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把满清王朝的天下，变成革命党人的天下。
吴禄贞说：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些秀才先生们听了，都不免有些生气，认为这是对于他们的一种轻视和侮辱，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大家都清楚知道，造反就意味着革命，而革命造反，是免不了要打仗动武的。秀才先生们手里，从来就是只有笔杆，没有枪杆，自然地打不了仗，动不起武，自然也就造不成反。所以，这句古老话，实在是句老实话，而且还是说得非常客气的。如果要让我说，那就不只是三年不成，而是百年不成，乃至一辈子不成了！总而言之，革命造反，要靠真拼实干，绝不是空喊几句口号，或者发表几篇文章，所能成功得了的。这也就是说，满清专制王朝，绝对不是单凭口号、文章，所能推翻得了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座的青年朋友，都是些知识份子，也就都是些秀才，而且，都还是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份子和秀才。一定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懂透这些道理，切切不要轻视‘当兵’，而要特别重视‘当兵’。把它看成为革命造反的‘法宝’。我还更加希望大家，都要奋身跃起，入营当兵，把敌人手里的枪，接了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如果我们的革命秀才，都能下决心这样干，那就我们的革命造反事业，决不会三年不成，而定会三年有成。甚至成功的时间，还不要等到三年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并一举取得了全面胜利。正如当年吴禄贞先烈所预言的：“一个晚上，就光复了武昌全城，把这里满清王朝的天下，变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抬营主义”战略思想的一大典型胜利。当时，首义前夕，驻防武昌城内外的一万五千新军，形式上虽还照旧打着清军旗号，但实际上各营基层力量，已皆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抬营”之势，已经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