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民主斗士”们的忏悔  但愿中国人能吸取俄罗斯的教训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色旗帜颓然落下，一个红色巨人倒在了自己点燃的“革命”烈火之中。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从更生的烈火中却并没有飞出浴火重生的金色凤凰，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只失去光华的双头鹰迷惘地徘徊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

2004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

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目光忧郁的普京总统检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他又一次感慨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十年前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理想实现了，十年后祖国母亲却指着满身的伤痕说道：“小可爱们，这就是***圣诞礼物！”也许独立的思想者注定是痛苦的，当圣诞节夜突变成万圣节之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昔日“反共斗士”沉痛地忏悔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说。

“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梅德维捷夫如是说。

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痛苦地抽搐正是根源于他们的幼稚病！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在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园时候，到底是选择炸药包还是选择油漆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在我们私下里维护现存的制度比攻击现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气的时候；在人们更愿意扮演一个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视着像我这样的"顽固派"的时候；在不少人期待着西方免费炸药包的硝烟散尽后，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从天而降的时候，这个问题则可能更加难以选择。然而我无法忘却季诺维耶夫的那句话："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所以我更愿意向我的老乡去求取问题的答案，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今天，也许我们的家园并不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洋老爷大封的斗士们精英们想用中东版、东欧版的空头支票去换取天 安 门前那面红旗的时候，我将不会像莫斯科那样选择沉默，因为我宁可在斗士们精英们的唾骂声中死去，也不愿在一片凄凉的忏悔声中苟活！

在面对现实的反思中，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编，《外国文学》主编，拥护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支持批判《我不能放弃原则》，积报撰文批判传统派观点。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带来他期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混乱、使国家出现全面危机。他于是向人们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不久苏联解体，他对改革完全失去了信心，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破产后，他提出走“利己主义和利它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显然这只是一种空想，最后因思想苦闷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与者的幸福”，认为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和仇视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忘我劳动，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说：看不到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又说“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曾担任《新世界》主编达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在后来发表的《生态小说》中描绘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又说他：“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苏联解体后俄民主斗士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