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位同学的不屑、冷笑，与孤独，犹如梦魇，时不时就会回来提醒我，要我记住自己的无知和丑恶。
那时候我在台湾上小学，“白色恐怖”已经结束，但解严还是个很遥远的事。尽管学校开放，却免不了“忠党爱国”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国旗唱国歌， 听到“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总统蒋中正先生”的名号则得肃立致敬；至于抗战的历史和“共匪”的万恶，那就更不消说了。那时候我们还看了不少“爱国电影”， 为“八百壮士”的伟绩而鼓舞，替张自忠将军的殉国而扼腕，再加上一帮外省家庭的战难记忆，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学，家中老人多通日语，而且从小给他述说一套绝非国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号》里头的情节场景。耳濡目染，他也迷 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们谁都爱看的卡通，他还喜欢日本的传统风物与现代文明，一有机会便想教育我们这群爱国小愤青。
有一趟春游旅行，大家在长途大巴里头呆了几个小时，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惧嘲笑地和我们激辩起来。他说日本人礼貌，我们便说他们虚 伪；他说日本发达，我们便说那是掠夺的成果；他说日本流行歌曲好听，我们就说他是汉奸。当他问起我们有谁真的去过日本，有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我们就干脆 急了不只骂他汉奸，还说他是娘娘腔，激动起来差点就要揍他。总之他讲现实，我们就谈自己不曾经历过的记忆，根本没有道理可言。最后大伙齐唱抗日爱国歌曲， 越唱越高亢，仿佛这群小学生很快就要上战场似的。他一个人坐在车窗旁边，沉默不语，偏着头瞧向外边冷笑。
我永远记得这个景象，记得自己怎么羞辱一个同学，记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动，记得爱国热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风格（汉奸为什么总被形容为‘不是男 人’？）。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爱国教育，我所知道的战争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