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从日本去巴黎出席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见识不少人物，林希翎女士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

我回到日本后，把关于民阵大会的文章寄给林希翎大姐（称“大姐”不是因为年龄辈分，而是因为“普天（或上帝）之下皆兄弟姐妹”的情感），发表在她主办的《开放》杂志上。不久，收到她的来信，批评我“一稿两投”，因为同一文章也发表在杨中美主编的刚出版的《民主中国》月刊上。我第一个反应是：“《开放》和《民主中国》在法国和和日本分别发行，我的文章都不要稿费，自己保有版权。”但我马上意识到：必须帮助林大姐。我回函道歉，给《开放》另写一稿，并附上五千日元。林大姐在《开放》发表并任命我为驻日本编辑。

我近来整理自己的文论，重新打字后在网上等发表，但没有动另一篇在《开放》上发表的短文（关于日本外务省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隔壁家长打小孩”，与我无关）。我十几年来一直希望，等我有了一本护照可以去欧洲时，要去看望林大姐，得到她的许可才能在别处发表那篇短文。现在，要到天国才能看望她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运动，多为当局镇压、个人利用，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多大价值。庆幸1957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正是有了林大姐这样的旗帜，才没有被出卖。林希翎永存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

[赵京，2009年9月22日，美国 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