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之孙张闾实回忆

大伯张学良与伯母赵一荻晚年生活

口述：张闾实    采访、整理：周斌

张闾实：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其父张学浚为张 作霖第六子，其生母为张作霖的第五位夫人寿懿。张学浚抗战时曾加入军统担任翻译，负责与美军联系。1962张闾实出生于澳门，1967年随父举家迁往台 湾，曾经在花旗银行台湾部门做过15年的HR（人力资源）职务，后创办了《高尔夫之旅》，目前经商。

2013年3月23日，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76号少帅府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国画展，画作全部出自赵一荻女士之手，赵一荻即张学良软禁期间一直陪着他的赵四小姐，特殊的作者使这些画作在艺术价值之外又多了一层历史的意味。

画展的策办人是张作霖的孙子、张学良之侄张学闾先生。张闾实1962年生于澳门，是张作霖六子张学浚的儿子。作为张氏家族的后代，在76号的老房子里，张学闾先生接受了《国家人文历史》记者的采访，从这些国画谈起了张氏家族的往事。

张大千指导作画

我看到一些大陆媒体把赵一荻——我的大伯母描写地 有错误，其实她是一个知识渊源的女性，她的国画造诣很好，台湾人大多知道，大陆人了解得少，所以我把赵一荻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画的作品作了一个巡回的展 览。因为她画的不多，我只找回了七幅画，这些画现在已归于他人，我们是借出来作展览的，展出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张氏家族对于文化艺术的爱好，张家的媳妇也 可以画得这么好。

大伯母赵一荻的这些画作是在张大千的指导下画的。我们张家跟张大千的关系不一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双方就有过交往。

大伯父张学良喜欢字画，看到什么字画就会去买，有 一次看到张大千作画觉得画得不错，就说我有一幅画给你鉴定一下，拿出一张花了很多钱买来的名家画作给他看。张大千一看说，那是假的，因为那是我画的。我大 伯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从那以后，跟张大千成为要好的朋友，张大千画什么，大伯都会买，他觉得张大千的画将来会成为名家。

大伯母赵一荻跟大伯父张学良是在1926年的天津 相遇的，后来，大伯母成为大伯父的秘书，但是私底下两个人非常相爱。大伯母赵一荻那时还不能进张家的大门，只能在一些聚会的地方等待跟我大伯见面，有的时 候会跟大伯父的朋友在一起等大伯父，这时就有空闲时间，等的时候张大千会过去，跟她讲中国的文化，学画一些东西消磨时间。我大伯母念的外语学校，英文很 好，因为接触张家，张家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因此她也开始学习这些书法字画，她也比较想跟张学良处得好一些，这也是她在二十年代学画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千跟赵一荻就没有接触了，大伯的心境也都在战争上，张大千后来也离开了大陸，远避战争于他乡。

1970年以后，台湾政府对张学良夫妻的看管有所 放松，刚好，这时张大千回台湾，第一个要见的就是张学良，常常去张学良的居所聚会，还约有其他朋友，他们不止吃饭打麻将，也在一起画国画，鉴赏一些艺术 品，聚会当中，赵一荻也去了，张大千想起来一九二几年的时候，曾经教过赵一荻画国画，就好奇地问她后来有没有再练下去，一问还有在练，于是就鼓励她把这个 爱好发展下去。赵一荻又画了六七年，学了更多，画的画作并不多，据我所知应该不超过四十幅。后面为什么不再画了，我大伯母身体不太好，也开过刀，她觉得不 要太劳累，画国画不是一个小时能画出来的，有时候要画两三天，才能画完，比较辛苦。这七幅是比较好的，有一些画其实只是画到一半。

同信基督

据说在大伯母赵一荻出生时天空中有绮丽多彩的霞光出现，因此，又得名绮霞。在她的国画上落款常常就用的是绮霞。她跟我大伯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些画是她脑子中对各处风景的印象，这些风景地都是她跟我大伯一块到过的地方，那应该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

画是有宗教含义的，宣仰的是基督教。其中有一幅画上就题有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她那时候信基督教，她画完了是送给信徒的，用来传教。

大伯母赵一荻信基督教还有一段故事。1964年以前，她的身份一直都是张家秘书，她过得是非常压抑的，在我们亲属面前是没有地位的。

大伯父张学良软禁时在1964以前心情非常浮澡， 基督徒宋美龄为了让他静下来，鼓励他们信教，因为这样会得到一个心灵上的释放与解脱。宋美龄送给了他一本圣经，英文原文的，就说你要多看看，并让他翻译这 本圣经。所以后来在台湾就出版过由张学良本人一字一句翻译的圣经。因为翻译，张学良内心里信仰了基督教，他的心情和心结逐渐放开了。

1964年张学良与赵四同时信了基督教，同时信教 的一个用意就是要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因为基督教的女性只会嫁给基督教徒，不会嫁给其他宗教的人。当时于凤至在美国不断地呼吁台湾释放张学良，1964年 台湾还没有退出联合国，于凤至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抗议，向台湾施压。台湾方面认为这是个麻烦，所以宋美龄就提出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个相处那么久了，名不正言不 顺，小孩子都那么大了，需要有一个交代。宋美龄就找了我五大爷张学森把张学良书写的离婚书带到美国，1964年3月，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于凤 至后面几年很恨我们张家人，她说是我们张家人强迫她离婚的。

也就是在1964年以后，我们大家都对赵一荻改口叫大伯母。于凤至当年病愈后没有去台湾与大伯父相会，是因为她怕去了台湾就走不了了。

张家对于凤至是不谅解的，后来张学良到美国也没有 去看过她的墓碑。因为她没有照顾好与大伯父所生的三个儿子，后来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女儿张闾瑛长大了，这是母亲的失职，要不然我现在应该有很多堂哥。她自 己也明白，所以她在美国治好病后，就是不回来，一直在躲。美国的生活很好，她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了，再让她去种菜做菜养鸡她不干的。所以我们对赵一荻女士 都很尊敬，张学良最艰苦的日子是赵一荻陪伴着度过的，七十多年呀，这才是真爱。

禁中生活

大伯与大伯母感情很好。大伯母只要制止他做什么， 我大伯父从来没有反对过，都听她的。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张家的男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气量，可能出去我们是个少帅，但是回到家里面，还是太太是最大 的。他说处理外面的大事是他，处理家里的小事是我大伯母，但是大事从来没有，都是小事，都是大伯母做主。

第一次见到大伯我才5岁，那是在1967年，父母 带我去他家，门口还有保安仔细询问，对面就是警察局。见到他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眼镜，旁边站着一位长得像校长一样的女士。当时我不 太知道大伯被软禁的事，只觉得他的住的房子很大，很漂亮，有一个大花园，有一个瀑布和射箭场，还有一个大鱼池，有很多很名贵的锦鲤在里面游。花园里还有一 个装着两百多只鹦鹉的巨大鸟笼。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我就和同去的其他小孩在外面玩，感觉很好玩。

1967年以前我们一家都在澳门，吃的是广东菜，天天就是港式饮茶。1967年之后，我们到台湾后，在一家人聚会就餐时，听祖母寿夫人给我讲过年要吃什么，我才知道家里面有一套吃饭的菜系跟规矩，才认识了张府的私房菜。

父母大约每隔几个月就带我会去大伯家一次，通常是大伯母给我们做西餐，她能做好很多西式菜点花样，像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饭后还会给我们吃水果蛋糕和冰激凌。后来她做不动了，才请了五星级饭店的大厨来掌勺。

大伯张学良觉得信教很好，会使人向善，可以看到的 世界会更大。信教的确不错，教会经常会送牛奶、饼干。有一段时间大伯说要去当牧师，我们都比较担心，因为他要当牧师我们作晚辈的都必须要跟着去（教堂）， 他不当牧师，我们还可以找借口不去。于是我们见到他，就赶快说我们都信教，不然他会来劝我们。

后来知道，1964年以前，蒋家给大伯的待遇很 差，吃住都要自己去处理。1964年之后，要好很多，有了两个厨师跟两个司机，住的房子本来只有200平，之后是2000平。因为大伯与蒋经国有些交情，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的经费是张学良提供的，他在那边的生活起居都是张学良在关照。因为东北军在苏联那边还是可以对上话的。1964年以后，大伯住的大房子就 是蒋经国很便宜卖给他的，权当结婚贺礼。蒋经国当时还特意送来了一盒台湾种出来的青茶，种茶叶的茶农是东北军的后裔。大伯因为对东北军的情愫，因此以后每 年都会想喝这种茶。

我因为在澳门出生，从小讲广东话，所以听起来觉得 大伯口音很重，他的东北口音终生没有改变过。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朗诵比赛，让我们每人背一首诗。然后我就去问他，结果他随口就教了我一首诗，“叮叮当当， 海螺烧香，粗米细米，放屁是你。”后来在朗诵比赛时，我就讲了出来，结果搞得全场哄堂大笑。教务长后来还跟我父母说，父母就问是谁教的，我说是大伯教的， 他们也只好说以后大伯教了你什么，一定要回来讲一下才能出去说。

大伯性格很好，很少生气，但唯有一件事绝对不能提，那就是西安事变。有一次圣诞节我们去跟他一起过，看电视时突然出现了西安事变的节目，他很生气地，立刻把电视关了，等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屋里干脆没有电视机了。

这事家族成员也不会提，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它发生过。后来我通过两岸的书籍了解到，也通过一些军队的高层人员接触到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日抗战的一个请命，对共产党也不用那么赶尽杀绝。

同时，我觉得我大伯送蒋介石去南京也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是对事情负责，我觉得他还是要去，这就是敢做敢当的一种行为。回顾那段历史，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宋美龄跟他说了什么？宋美龄当时跟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英文，讲了什么是决定他最后决定去南京的关键，这个还没有解读出来。

客居美国

1990年，大伯张学良九十大寿午宴，在台湾很好的圆山饭店，宾客来了两三百人，大概还来了上百个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也送来了一个寿字作为贺礼，挂在宴会厅正中，大伯喜欢热闹，这是他最快乐的一天，这天以后，他基本上就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后，大伯张学良选择离开台湾去美国。因为他在台湾就听说美国很好，所以要去看一看。他还打电话给我们，说美国很好，人人可以当总统，演员也可以当总统；而且大伯的很多家族成员也都在美国，这也是他选择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的后代，第二代是学字辈，第三代是闾字辈，据我所了解到的，台北、纽约、香港，还有天津，这几个区域都有闾字辈的后人。大陆地区我二大爷张学明的后人大多已经移居到了香港，张学思的后人也是到了香港,，经营两岸三地贸易的多。

现在办画展的天津和平区赤峰道76号，这套房子名为少帅府，其实张学良并未来住过，是爷爷张作霖的寿夫人购置的产业，这个房子只是买了个家产放在这里。谁路过时来看一看，开个派对，后来转卖给了别人。

张家本来是很有钱的，但是在抗战中，张家的家产都因为战争没有了，积蓄也因为提供给东北军作薪俸而用光了。自西安事变大伯被软禁后，台湾当局是以将领的标准每月发给他薪资的，这些钱一直发到他离开台湾，是大伯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伯张学良决定离开台湾，但他没有什么积蓄。

大伯晚年每个月有四五万台币，但是其它的人，包括有两个厨房的人和两个司机都是由他付薪水的，水电费也是他自付，因为房子非常大，开支是很大的。五伯替他算过，去美国医疗费、住宿费都很贵的。

为了筹措赴美的经费，他把在台湾的房子、家具、收 藏的字画古董和珍藏的礼品全部都卖光了，有些画陪了他很久，很有感情的，全都卖了。一些大伯的老朋友说既然你需要钱去美国，那他们就出一笔钱把这些画全部 买下来，一方面是纪念，一方面也是帮助他去美国生活。房子一处是天母小区山上的房子，另一处是北投山腰的别墅，当年在蒋经国关照下得到的这两处宅子，成为 赴美生活资金的主要来源。当时我们都感觉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时他只是以为到美国也就是四五年就结束了，没想到活了快十年。所以他之前住的是HOLLIDAY INN里类似总统套房一样的好条件，结果住了四年左右，费用每个月都很高，钱用得很快，所以后面几年搬到夏威夷的老年公寓里去住了，这样可以降低开销，平时也大多是在寓所里吃西餐，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到外面的中餐馆吃吃中餐。闲时也会坐轮椅到海边看看海，散散心。

后来我大伯和大伯母身体已经比较差了，经常会给留 在台湾的亲戚通电话，希望我们去看看他们。但是因为相隔很远了，不像在台湾时一大家人容易相聚。他们最后一次跟家人通过电话，也就是1998年，大伯母赵 一荻2000年去世，这个对大伯打击很大，大伯母都去逝了，大伯还拉着她的手不愿走开，失去了照顾他几十年的老伴，大伯只能一个人寂寞度日了。2001年 10月大伯张学良也在夏威夷去世，之后与妻子赵一荻合葬一处。

我想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回一趟大陆。中间大伯一 度连机票都买好了，台湾也一路开绿灯，所有人都认为对一个老人落叶归根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他也表示他不会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所以台湾这边都同意让他 走，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买好的机票也作废了。现在我说，如果张学良可以回大陆，我认为他可能去上海。东北有点冷。因为他也喜欢吃吃喝喝，喜欢 逛街，又喜欢些新潮的东西，上海跟台北纽约不相上下，他会比较喜欢，而不是沈阳，如果他在的话，我会告诉他不要去。

大伯母赵一荻对祖国大陆也非常向往，小时候常常跟 我们讲有机会你回去看看这个家到底怎么样了，那边有很多他们快乐的旅游经验，她都在画作上画出来。所以当她过世以后，我作为晚辈就有一种想法，她的人是回 不来了，心愿一直未了，我只能把她亲笔画的画带回来，她若在天有灵的话，也会感觉到她回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初衷，让大家知道她的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这次画展选择在天津？因为我大伯父与大伯母的恋爱就是从天津开始的，以后我还将把画展办到北京和上海，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他们熟悉的足迹，我想这也算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