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中国本该在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报的精神签署协议，可是国共内战以及韩战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皆未参加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会议，后来退居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合约》。由于中华民国急于争取到全权代表中国的地位，在该合约谈判中，日本有恃无恐，获取实际利益。但日本也清楚，中国的主体在大陆，这个合约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人还是忐忑不安的，毕竟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大陆还没有和自己签署战后协议。没想到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大陆的中共领导人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样，都是『以德报怨』。“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中共政府在其他问题上有些麻烦，即要求在两国间的条约中加上“反霸权”（即反对苏联）的条款。不要求战败国赔偿战争损失，却要求对方和自己一起反对霸权主义，这样的外交策略在今天看来有点滑稽可笑，但当时却是协议签署的一个拦路虎，从1972年中日联合公报发表开始谈判，一直到中方的主角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至1978年仍没有谈拢，机会留给了邓小平。傅高义评论道：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不难对国家利益作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方面，邓小平要利用日本人被豁免战争赔偿的内疚心情让他们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邓小平也面临着如何说服国内的民众中感情上接受将日本人作为客人、雇主和老师来接纳。傅高义认为，后者的难度不亚于前者，因为当时4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抗战的苦难记忆犹新。因此，邓小平访日期间的随行电影工作者（那个时候中国几乎没有电视节目，通过图像了解外部世界就是看放电影前的『新闻简报』）将日本的现代工厂、高速铁路以及日本人民对中国客人的友好画面录制下来，成为帮助中国人消除对日本人的仇视的绝好宣传片。

至于中日间的障碍“反霸条款”也在中日两国外交官的智慧下化解了—将语气和缓些，并加上『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等字样，这样可以缓解苏联对日本的恼怒。当然，作为中方让步主要是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以便日本帮助中国现代化。

邓小平访日期间(1978.10.19-29)，很多日本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歉意，日本政要也发誓绝不让这种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没有要求他们详述那些暴行。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做贡献的方式。

我们看看当时所谓日本人对邓小平的“道歉”：邓小平与日本天皇的午餐中，天皇使用了过去“不幸的事情”，在场的黄华外长解释说“这『相当于对战争损害作了间接道歉』”。又如，福田首相在欢迎邓小平的宴会上讲话，他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后说『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关系的苦难。』这时他脱离讲稿补充说：『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中方把这看作是一种道歉。

随着中国的实力强大，今天的国人看到上述用这种“不幸”或“遗憾”表示的『道歉』一定是嗤之以鼻，绝不满足的，即使是1995年日本战败纪念会上村上首相的讲话中对亚洲各国“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国人也未必满意，认为应该对中国人民说谢罪才是。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大度，在他对东道主将的访日三个目的说的很明白了：第一是互换友好条约，其次是过来感谢几十年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努力的日本友人，第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作为实用主义的政治家，邓小平最主要的目的显然是最后一个。至于道歉的语气，纯属面子问题，待中国将来发展了、强大了让后代们和日本人勾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