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揭幕。大会的召开意在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加以落实。但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内容空洞，而且关系紧张，几乎没有解决毛泽东设想的任何问题。

　　毛泽东做了一个很糟糕的开幕式讲话。[1]大会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开始说道，热烈的欢呼声回荡在大会堂里。但是，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为中共的分裂事件作粉饰，并声称是正当的;就是在这种分裂过程中，他把老同事们丢在了一边。

　　由于林彪的关系，经修改的党章宣称，“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比起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在刘少奇的全盛时期更有集体领导气氛的情况下，没有举起任何在世的人的“思想”旗帜)。“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到了新的高度，而永远带着微笑的林彪是首要推动者。

　　“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位于稳定而和谐的毛林时代，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看来的确像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工具。新的中央委员会的167名成员中，只有54名是前一届连任的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前景很难说。

　　在大会的前夕，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出名的机智和尖锐，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回答说：“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2]

　　跟1956年的“八大”不同的是，“九大”是秘密召开的，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的详细消息。这是气氛多变的迹象。这是第一次中共召开代表大会而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行为像个佛祖(而且受到佛祖一样的对待)，会上更多的是仪式而不是辩论(1 512名代表中，只有11个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密室中的气氛则极为紧张，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才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排着队走过大厅前面的一个木质投票箱，投票的方式回到了延安时代。为了调和、平衡各派之间的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不得不臃肿到原来计划的两倍。

　　在可怕的风暴之后，毛泽东稳住了这条船。他似乎已经得到了马克思主义最高圣人的地位，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就曾反对这种做法。然而，晴空中还是有一些阴云。

　　一半以上的代表穿着军装。毛泽东已经让军队介入，以便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入的结果就是在大会上军人坐在他面前。在中南海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改穿军装。毛泽东是否放弃了他自己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一些务实的军官和极左派别之间，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

　　大会给“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升上来的“直升机们”安插了高职位。毛泽东的妻子进入了由21人组成的政治局，进入政治局的还有她的两个上海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3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毛泽东的左手。

　　甚至红卫兵运动的那两个煽动分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和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也设法得到了大会代表的席位。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层人员中，有另一张新面孔：华国锋。他和蔼可亲、五官分明而目光有神。华是来自湖南的办事有条理的政治家，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了他。新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邓小平的名字。

　　同时，大会把林彪的追随者推到了突出地位。如果有不祥预兆的话，作为一种完美的对称，林彪的妻子叶群跟毛泽东的妻子一样也提升进了政治局。

　　恶作剧之神正在为未来播下种子，因为林彪一群人和“文革左派”在社会背景和观点上是大相径庭的。虽然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也许只是因为许多人垮台了)，但是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毛泽东曾依赖军界，而且仍然需要他们，但是，他更赞同“文革左派”分子们的观点。暂时来说，他跟两翼共事，没有特意走向哪一边。

　　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妻子和他自己的妻子同时进政治局有着复杂的感情。[3]他担心江青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并在一封信中这样对她说了。[4]至于林彪那个难对付的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叶群(她还是林办主任，是林身边工作人员的行政主管)，毛泽东不久就用相当带有性别歧视的词语——林彪的“老婆”[5]——来称呼她了。帮派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已在毛泽东的“中央帝国”衰败的又一个迹象。

　　阴云中最暗的一块是毛泽东对林彪有所怀疑。他与林彪相识已有40年了，并且跟他一起工作也有30多年了。但是，1966年以后，两人的关系因为接班人这个问题而蒙上了阴影;这个问题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是很微妙的。

　　“像戴高乐和我本人这样的人，”毛泽东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刘少奇在座)，“都没有接班人。”[6]然而，三年以后，“九大”的一则新闻确实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除了二号人物的存在提醒毛泽东死亡正在来临以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林彪的军队1967年后作为政治体制基石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毛泽东现在一心要重建他在1966年如此坚决地抛到风中的党的机构，但林彪的军队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到营房里去。

　　第二，毛泽东觉得60年代的林彪滋长了一种权势政治心理。林彪提到“绝对权威”[7]，这激怒了毛泽东心中的猴性。毛泽东跟林彪不同，他并不把不计一切代价保卫政权大厦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也不像林彪那样倾向于使用军事权威的盖子来窒息政治上的观点分歧。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作用。毛泽东在1966年给妻子的信中曾经表达过，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包装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灵药的做法感到愤怒。“我历来不相信，”他写道，“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8]到1969年，毛泽东怀疑，林彪奉承他是别有用心。

　　他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告诉一位同事：“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邓小平回来。”他不久就让林彪大吃一惊：提出林彪应该选好接班人，并且推荐张春桥。[9]

　　毛泽东和林彪都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关键性价值观，甚至当他们在如何贯彻这些价值观上意见不一致时，也是如此。两个人都比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左，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军区司令员。例如，两人都鄙视在工业管理中实行物质刺激，在文化政策方面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管的方式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毛泽东不仅由于林彪的野心而不信任他，而且觉得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我赞成军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他对地方官员们说，“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10]

　　毛泽东希望推进会“触动人的灵魂的无尽头的革命”。林彪则希望巩固在军界领导下的“文革”的“成果”。

　　毛泽东对大会作了总结性讲话。在对批评会议进程不透明的外国记者挖苦一番以后(“在北京的记者不大安分”[11])，他盯着到会人员，咕哝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并不是所有的人民解放军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或他的“左倾”主义，或军队直接扮演政治角色的主张。这样的异见者，大部分担任军区级的而不是中央级的军事职位。但是朱德是其中之一。“你以为你是谁?”林彪在他们的一次争论中对着德高望重的朱德大喊大叫：“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12]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非意识形态主导的旧式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是林彪主义者，但也不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摊牌的时候，可以期望他们放弃林彪。但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伤了他们的心。

　　毛泽东责备林彪搞了怪诞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这让他更像个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确，林彪给毛泽东贴上了“天才”的标签。“毛主席的话，”林彪装腔作势地说，“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对林彪说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13]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会意味着神远离人间。他怀疑林彪正试图把他踢到圣人高高在上的座位上去。

　　1971年的一天，江青在颐和园散步，在排云殿的墙上看到一段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条完全无害的标语。但是，话虽然是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说的，但那些将近两米高的字，却是林彪的书法!

　　江青很愤怒，林彪竟然给公众这样一种印象：他是这条标语的作者。他不是在利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高自己的声誉吗?[14]

　　林彪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以歪曲，让毛泽东心里感觉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单纯的“毛泽东”，说成是理论正确性的法宝。1970年，无线电广播开始宣称：“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15]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的魔力能比毛泽东本人活得更长，而且能由一只全新的手作为中介加以传播。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生，还因为林彪希望任命一个人填补国家主席的空缺;此前刘少奇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 “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说，他应用的逻辑思路显示了他心里所想的和毛泽东所想的有多么不同，“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16]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就像在人民共和国早年那样。毛泽东不想要这个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职位。但是，林彪始终坚持他的意见，毛泽东则抱怨说他不得不六次宣布他不想再当国家主席。

　　“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毛泽东后来说，讽刺性地暗指林彪假装尊敬主席的话，“那就是六万句。”他气愤地说，显然“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17]。

　　毛泽东逐渐觉得，林彪在试图引诱他把国家最高职位交给林。毛泽东的感觉大概是对的，但他无意这样做。

　　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论和国家主席问题上笨拙地做过了头，很令人吃惊。在新的党章中不是已经指定他做毛泽东的接班人了吗?根据形势，耐心的谨慎不是最重要吗?

　　但是，在二号人物位置上，林彪深感焦躁。处在毛泽东的阴影里，距最高职位那么近，同时又无限遥远，这似乎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二号人物来说，这并非是罕见的情况，正像安东尼?艾登在丘吉尔的阴影里、休伯特?汉弗莱在林登?约翰逊的阴影里，以及乔治?布什在罗纳德?里根的阴影里那样。)

　　对林彪来说，另一个问题是，不仅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具备当中共主席应该具备的条件。[18]

　　1969年10月1日，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庆祝大会上，林彪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讲了话。他那细声细气带着鼻音的发言，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他的头埋在讲稿里，甚至当他念稿子时，广场上的100万人还在喊：“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的许多人肯定会怀疑——城楼上的一些领导人的确在怀疑——林彪患有肺病的身体是不是当主席的料。

　　枪声在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岸边响起。“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以及自认为是黑暗世界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灯塔的苏联和中国，因为几小片冰冻的荒地而兵戎相见。

　　在“九大”召开前夕的战斗中，有将近一千人被打死，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不吃惊，他甚至可能还残忍地觉得这证明自己正确。他若干年来一直认为，苏联，而不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谚语说：“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把这谚语当作制定政策的根据。

　　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他来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他向苏联提出的问题——例如1965年他在跟柯西金那次会谈中提出的——是衍生的问题：在中美发生战争时，莫斯科是否能给中国施以援手。

　　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断壁残垣上降下帷幕时，在毛泽东看来，形势正好反过来了。他能打美国牌对付苏联吗?

　　毛泽东的世界观之所以产生剧烈变化，有两点原因。美国的政策在变。毛泽东觉得，美国已经在越南遇到了麻烦，将来不会为中国制造麻烦了。1969年中，尼克松的确在关岛告诉世界，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扩张的时代结束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毛泽东十年来对其所持的阴暗观点。莫斯科派坦克进入布拉格，以便结束杜布切克在马克思主义之内实行民主的试验。毛泽东立即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如果“有限主权”的理论能促使苏联人干预并“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那么难道不可能激励他们努力在中国也拼凑出亲苏的一小撮人，并且在苏联的刺刀下支持他们上台吗?

　　当勃列日涅夫于1969年中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并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搞一个莫斯科牵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翻版时，毛泽东说：“他就像臭名远扬的婊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19]

　　毛泽东无情地剥掉了俄国熊脸上的马克思主义假面具;但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后来的一种观点树立先例：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浓厚的民族主义涂抺得难以辨认。

　　毛泽东的同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在外交政策路线上惊人的转变。

　　苏联已经开始使毛泽东心神不安。一方面是毛泽东真诚地觉得，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不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十分鲜明地显现出他和苏联之间在文化上存在鸿沟。很难把这两个因素分割开来。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焘一样曾在20年代访问过苏俄，他或许会跟张国焘一起发现，甚至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对中国口味来说，也不是一道开胃的菜。

　　到1969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敌意还有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的考虑。美国处于顶峰，而苏联正在崛起。向美国一边倾斜会对中国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烦恼，还有一丝不合理的因素。苏联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在其中看到了某种丑陋现实。

　　他变得憎恶苏联搞“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太穷，而不能使消费水平成为衡量真正社会主义的尺度。他嘲笑苏联“修正主义”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是因为他有明确的另一种观点，而是因为他对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有些悲观，而他正在这一悲观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毛泽东正处于一种演变的边缘，即放弃阶级分析，而把势力均衡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

　　得到毛泽东和林彪赞同的60年代末的路线，是号召全世界起来“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然而，进入70年代后，林彪继续煽动动乱，毛泽东则变成了东方的俾斯麦。

　　这一变化的线索是毛泽东开始使用“霸权”一词。[20]这个丑陋的词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正主义”。它不像另两个词那样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集，而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词语，基本意思是“对别人施加控制的权势”。

　　权势，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是它的基点。任何把权势强加于别人的人都是霸权主义者。

　　毛泽东做了很多事，促成了全球性战略三角的确立;这种三角关系成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舞台的标志。

　　林彪在1970年仍然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强硬的、不偏不倚的并武装到牙齿的态度。虽然这种主张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它来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帝国主义”的分析，但它不是一项精妙的政策。

　　大概毛泽东在做出这一分析时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对美国和苏联保持等距离的姿态。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向西方倾斜的观点。周恩来跟林彪不一样，这位总理对西方有第一手的了解，他更容易作调整。这种转向西方的政策给了周恩来一个他很欢迎的机会，使他能重启他以前与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联系。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不得不同时费力处理好几个问题。其中就有赫然逼近的林彪作为他接班人的问题。怎样稳妥地把他从二号人物的位置上移开，而投入那早已存量丰富的历史垃圾堆呢?

　　一个尴尬的事实摆在那里：许多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仍然把美国，而不是苏联，视为中国的主要敌人。

　　还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转向会如何反应这一关键性的变数。莫斯科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的反苏主义?他的亲美主义会得到长期陷入反中共情绪中的华盛顿的回报吗?

　　越南战争使毛泽东制定新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变得很困难。然而，毛泽东觉得，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使中国的亲西方政策更合乎逻辑。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对印度支那战争本身不那么感兴趣了，转而更加关注战争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组合。

　　日本似乎是毛泽东通往亲西方政策之路上的一个障碍。当华盛顿仍然是北京以如此惊人的色彩描绘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赞助者时，毛泽东怎么能倒向美国呢?然而，毛泽东曾长期观察日本，主要不是从北京跟东京双边关系的角度，而是从全球战略形势的角度;他对日本的观点，是随着他对任何特定时段的主要矛盾的看法而变化的。

　　只要美国是中国主要担心的对象，日本的力量就的确是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的挑战。但是，如果美国变温和了，对日本的担忧，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忘却。而且，如果苏联成为中国主要担心的对象，日本就会(跟美国一起)成为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的潜在候选者。

　　北极熊也没闲着。莫斯科至少跟北京一样被黑龙江—乌苏里江冲突震惊了。如果毛泽东能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这两个起疑心的人肯定能意识到，他会转向华盛顿以寻求安全保障。

　　不过，苏联人也意识到，北京的林彪和其他人，不像毛泽东那么反苏。他们寻求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之前行动，或至少把它降到最低限度。他们施以压力要求跟中国人会谈。

　　当胡志明逝世并留下让两个马克思主义巨人因相互争斗而感到羞愧的遗嘱时，这种压力不可抗拒了。中国不得不接待柯西金。但是，当他1969年9月到达时，只有周恩来跟他会谈，而且是在北京机场的航站楼。毛泽东不肯再见任何苏联领导人。

　　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不想跟他已决定要公然反抗到底的政权最终解决任何问题，无论是边界争端还是其他问题。他的坚定，因为下述事实而增强了百倍：林彪希望保持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对美国和苏联保持等距离的政策。

　　林彪完全可能会苦涩地想，不是他，而是毛泽东在改变他的路线。毛泽东40年代在说到美国正在其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那些国家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他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21]

　　毛泽东1970年一次尖锐的谈话表明，他认为莫斯科已继承了华盛顿的衣钵(一年以后周恩来在我面前重复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阴魂已进入克里姆林宫。”[22]

　　1970年8月，在庐山上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展开了一场极度紧张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11年前在同一座山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元帅之间的那场斗争。这震惊了中共与会的255名领导人物，也让毛泽东夜不成眠。

　　虽然毛泽东抱怨说，林彪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搞“突然袭击”[23]，但是，早已感受到毛泽东吹出的凉风的林彪，大概只是处于防御。

　　争论的问题跟以前一样：国家主席问题，“天才”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个威胁的问题。

　　不同的是，毛泽东公开而明确地反对林彪的观点、他的背后活动以及他继续作为接班人的身份。林彪又一次敦促将毛泽东任命为国家主席。但是，毛泽东现在相信，既然林彪知道他不想要这个职位，那么林彪的真正目的是他自己要夺取这个职位。毛泽东在江青的帮助下，不声不响地挖林彪的墙脚，并采取行动除去了他的助手陈伯达。林彪的计划失败了。他对他的亲信、空军将军吴法宪说：“用政治方式做事行不通。用武力能干成这件事。”[24]

　　跟1959年在庐山一样，毛泽东赢了。林彪对毛泽东没有像彭德怀那样粗鲁，但是，他的行为比彭德怀更狡猾。实际争论的问题似乎没有1959年冲突时那样有分量。在1970年，野心(在林彪的方面)和复杂心理(在毛泽东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庐山的后果很明显。政治上，林彪从此开始与周恩来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他和“文化大革命左派”们(例如江青)的联合开始解散。不久，他就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小集团的头目了。就政策而论，在“天才”、国家主席和美国问题上，潮流对林彪不利。

　　1970年10月1日，在明亮的阳光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和体操运动员的表演，都非常精彩。在他旁边，站着两个正在访问北京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路易斯?斯诺夫妇。《人民日报》后来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跟这位资深记者及其妻子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的称谓，而在该页右上角神圣的方框里，则选用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毛泽东和斯诺从天安门城楼上向下凝视游行队伍中毛泽东的全身像、半身像以及语录时，这位美国人不禁询问道：“感觉如何?”毛泽东做了个怪相。他后来向斯诺解释说，个人崇拜是件“烦人的事”[25]。它已经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再继续搞下去只能对林彪有利。

　　两个月以后，吃早饭时，毛泽东告诉这位左翼记者说，欢迎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作为旅游者或作为总统都可以。这一谈话为1971年春毛泽东跟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设立了舞台。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后障碍，是2月美国支持的南越武装力量对老挝的入侵。[26]对毛泽东的亲美政策来说幸运的是，“入侵”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它只再次表明西贡政权的脆弱性，于是成了毛泽东正在形成的世界观的一个说教性寓言。

　　毛泽东开始着手制定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先期访华的计划。这位德国出生的奇才，在杜鲁门总统把“中国丢失”给毛泽东的时候，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一两年以后，人们从了解中国外交政策内幕的人士那里听说，林彪在坚持“九大”对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政策时，对毛泽东大为光火地说： “如果你能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就不能邀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为他生涯中最大的——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战斗之一制定了策略。这场战斗只能是大而血腥的。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林彪的地位已经提升得非常高了，甚至已规定了他是中国的下一代最高领导人。

　　林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中崛起的，很难把这个初露头角的背叛者重新描绘成“右倾分子”。而且林彪掌握着枪杆子。连彭德怀的身边也没有聚集起这么一帮高级的军事领导人;到1971年中期，他们已经在密谋以“林彪王朝”代替“毛泽东王朝”了。的确，自从长征途中跟张国焘的斗争以来，毛泽东还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中共军事力量摆好阵势反对他。

　　除掉林彪，是值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毛泽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作权衡，他必须谨慎地行动。于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首先把跟林彪结盟的理论家陈伯达当作靶子，切断林彪和极左派的联系[27];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向围在林彪周围的“大将军们”开火。

　　对法定接班人本人，毛泽东则假装要“保护”，甚至是“拯救”。

　　当时军界内部关键性的分裂，以及周恩来一番漂亮的工作，为毛泽东赢得了胜利。

　　人民解放军曾经长期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其生存和土地紧密联系着。50年代，在取得政权以后，以及军队经历了苏联式的职业化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解放军在北京的中央级领导层和军区领导层之间出现了鸿沟。

　　中央一级(特别是规模虽小但在成长中的空军和海军)变得更像其他国家的现代军事机构。而军区一级，则在很多情况下由长征时的朴实的老红军领导，仍然更为传统，较少受到当时时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无意造成的结果，加剧了这种分歧。

　　毛泽东曾经鼓励林彪把社会秩序军事化，把军事秩序政治化。他已经用同一手法除去了许多军区的军事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需要改变敌友关系。

　　周恩来和那些司令员们，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死抓住“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观不放。他们的联盟(一个非常反“文革”的联盟)现在从林彪手中救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从这次分裂中收获了反林彪的果实。

　　早些时候，毛泽东曾经宣传“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口号。现在他冷冷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补上了一句爆炸性的、使前面的口号无效的话：“解放军学全国人民。”[28]

　　人民解放军也不再能幸免于这只猴子不断改变念头的“辩证法”的摆布。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建立。这只能意味着剪去了人民解放军的翅膀。当初由于被红卫兵砸烂，党委会已名存实亡，而军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现在要求他们放弃光辉的政治行为，重新回到战壕里去。

　　每当毛泽东把对内的门关紧一些以对付林彪时，他都把中国对外的门向美国人再开大一些。

　　他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强迫林彪信任的核心人物作自我批评，一直逼近到林彪的妻子。就在这同一个月，即1971年4月，他向华盛顿发出一条信息说，既然老挝危机已经平静下来，美国官员在仲夏到北京来的道路已畅通了。

　　在基辛格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之前不久，中国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述中共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正当世界因看到基辛格进出毛泽东的大门而震惊得头晕目眩时，一个同时进行的二元性行动，使中国建军节低调的庆祝活动染上了另一种颜色。林彪的朋友、人民解放军举止文雅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演讲中攻击了美国，而一次都没有提到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重新发表1945年的一篇文章《论政策》，文章说他当时决定和蒋介石谈判是正确的，从而暗示他新近跟美国人打交道也是正确的。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华南视察军事基地，为反对林彪作辩解;在这过程中，迫使闷闷不乐而沉默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戏剧性地跟他对峙。“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他在党的会议上开始时说。然后，他显然把脸转向了总参谋长。“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29]

　　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时，接见了与黄永胜关系最亲密的一位军官，问他：“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样?”这位军官起先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敌对意图，热情地赞扬了他的那位上级。

　　毛泽东冷冷地说：“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

　　据广州一个可信的故事说，后来这位浑身冷汗的军官卑躬屈节地承认，他把“骗子黄永胜”看错了。毛泽东像猫一样愉快满意，认真地就该军官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未来的角色给他下达了“秘密指示”。[30]

　　毛泽东自己承认，他在庐山会议之后运用了所有这些方法反对林彪。他提升会削弱林彪权力的人，他称为“掺沙子”。他重组了北京军区，以便为摊牌做好准备。林彪圈子里的人越来越意识到毛泽东积极的反林彪举动，变得气急败坏，于是策划了一个刺杀或废黜阴谋，从而引起了1971年秋天的大决斗。

　　林彪撤退到景色宜人的苏州，在杨柳下和运河边同他妻子及莽撞的26岁儿子林立果进行紧急磋商。林立果借裙带关系已经快速提升为空军副司令。虽然他们初春这次会谈的确切结论不得而知，但是后来事件的发展让人觉得他们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冲动鲁莽的林立果以及另外几个空军的专横凶残的年轻人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的政变。在没有得到林彪及其高级追随者的同意，甚至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按照一个粗糙的计划干起来了。林彪的第二任妻子、比林彪小22岁的叶群，在阴谋进行的过程中加入进来。

　　大概林彪听说时，政变企图已是既成事实。黄永胜及其他林彪的亲信可能根本没有卷入其中。

　　同时，林彪肯定始终因毛泽东而心神不宁，现在可能已经恨他了。他曾说毛泽东或许能活“100多岁”，这暴露了他对接班一事的焦虑。[31]

　　政变代号是“571”。按中文的发音，它是“武(装)起义”的意思。计划蓝图以“B—52”指称毛泽东。使用仍在进行中的越南战争里臭名昭著的这个词，肯定是一种侮辱，或许它还暗指毛泽东的亲美主义。“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为了他的阶下囚。”

　　“[B—52]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崇拜迷信很深。”[32]

　　林彪的亲信心里有一些愚蠢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一个是让毛泽东在交通事故中被杀。(1971年的北京有足够的交通量上演一场有说服力的事故吗?)无论是因为什么，林彪一伙人的离奇计划几乎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林彪倒台以后，中国政府指控说，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图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据说曾把毒药放入毛泽东的食物中。毛泽东1971年秋天在上海逗留时，所住的公寓遭到空军战斗机的“扫射”。当毛泽东结束南方视察向北进发，准备在北京做最后的摊牌时，一包炸药放进了他乘坐的火车里。(阴谋分子惊慌失措了;毛泽东的随员得知了炸药的事;毛泽东下了火车，乘汽车继续向北京行进。)在林彪死亡前的几小时之内，一个军官“出现在中南海”，做破釜沉舟的努力，要把毛泽东当场击毙。(他因为内疚而畏缩了;枪从他手上掉下来;他跪在地上，乞求饶恕他的罪大恶极。)

　　这些令人震惊的指控不可能核实，可能是夸大了林立果和那些专横的年轻人多少已开始实施的行动。林彪自己不大可能试图亲手杀死毛泽东。

　　无论如何，毛泽东个人处境极不安全，他觉得他必须搬出中南海的住处。据江青说，他不能“在那里安全地睡觉或吃饭”，他的住所已遭到“敌人的渗透”[33]。

　　夫妻两个带着工作人员，搬到了一个宾馆。由于宾馆不方便，他们后来又搬到人民大会堂的防空洞里。

　　希望摆脱紧张的压力是毛泽东一生中一再出现的冲动，为此，他于8月中离开北京到南方旅行了一个月。在武汉、长沙、南昌和其他城市，毛泽东讲他“无限忠心”的接班人的坏话。毛泽东的火车上又额外增加了一百多个穿军装的战士。[34]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预示着戏剧走向了高潮。9月10日以后，政治局里4个亲林彪的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就没有再在公众场合露面。从第二天晚上起，中国的高层领导有几天时间全都不见了，他们是在人民大会堂内进行紧急磋商。在这期间，中国的空中飞行活动实际上停止了。

　　从五一劳动节以后，毛泽东只有一次公开报道的露面，那是跟缅甸的吴奈温会面(不是在北京);从8月初开始就没再露面。人们开始流传关于他健康状况的流言蜚语。外国人会意地点头，他们已注意到，美国心脏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应中国医学会的邀请，已于9月18日到达北京。而中共党员们由于了解到不少敏感信息，足以对毛泽东和林彪的紧张关系进行猜测，也开始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