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奔放

　　明朝的言官沽名钓誉、讪君卖直是出了名的。与清代帝王行宫 遍及天下相比，明朝很多皇帝一辈子都少有机会出京，甚至成了京城囚徒。在史书上，明朝皇帝更成了下水道，任何污水都可以往里倒。为什么会有这样偏颇的言论 标准，无外乎拿笔的那批人，而拿笔的那批人除了名声在外，日子过得还都不错，钱呢？自然从皇帝和中央的敌人——地主和商人那里来。

　　明朝 富而亡国，是因为下面地主商人（也可称利益集团）该交的税不肯交到国家手里，该尽的责任不想尽，于是两方面一直在激烈斗争。把皇帝塑造成独夫形象，让皇帝 老老实实，承受压力成为宅男，则自然大家省了费用。所以，对皇帝动辄批评谩骂的言官，背后大多有利益集团撑腰。所以到后期，言官各种出格言论，各种诋毁诬 陷。当然，海瑞是例外，却因为目光短浅，只看到表面情况，正好被利用了。嘉靖不杀他是因为他发现海瑞是真穷，是个书呆子，就原谅了他的无知和愚蠢。

　 　除前面几位帝王较强势外，明朝一直国穷民富（实际上是少数利益集团富），最后穷到打仗都打不起，可右翼掌握舆论，还一味要求政府退让，一味偷税漏税逃 税，逃避财富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而将责任一股脑推给孱弱的中央财政和政府。这就是动用道德的力量做文章，滥用人民的借口谋取私利，而给皇家和中央以不公平 舆论压力，背后是利益的严重倾斜。明朝一些当事人扮演的其实就是路人角色，被煽动、被迷惑、被不切实际的道德感所感动都有，但文官集团勾结利益集团（或者 说利益集团背后扶持文官集团）总的胁迫中央压制皇权的倾向明显。海瑞这样的“直士”，最终被排挤，也说明他不是“圈子”里的人，被人当枪使完了，也就过气 了。

　　中国为什么一直就是个趋向统一的国家，源于地理，源于气候，因为只有统一，才能治黄河，抗大灾，修运河，维持各地平衡，确保互相间 不抢夺资源。但是，有一个秘密是，一旦土地兼并、财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一个家族有了足够的钱，那么不管在任何朝代其实都能过得好，人数虽少但是占据大量 资源的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其实早已置政府朝庭于度外，因此敢于公然与政府对抗。当然，能让他们为所欲为的都是较软弱的政府，遇强硬的就老实多了。中国历史的 一条暗线就是：江浙财团，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从东晋开始，除了1949至1976年这段时间，除此之外，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些集团像是永远蠢蠢欲动 的欲望机器，时刻只想着利益和金钱，政府稍一软弱，就会被绑架、控制，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明朝后期的党争，简单来说，就是左右之 争，可惜由于没有中心力量去平衡和制约，没有信仰核心为依靠，双方越斗越狠，甚至为了斗而斗，最后终于发展为极左与极右间鲜血淋漓的杀人游戏。一方面是阉 党也就是保皇党，一方面是毫无国家观念只知自保钱财、后路的利益集团，两派死掐。而东林党依附于后者，生生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的名义行事而不顾国家存 亡的实际。但是这种硬往道德上靠的道德，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硬生生的有目的有价钱的道德，试问上善若水，道德又岂能高屋建瓴，被用来抢占呢？

　 　所以，明朝的君王和百姓，最后都是被这些有钱人和利益集团杀死的，而他们雇佣的文人掌握了话语权，书写了历史。他们都是杀人犯。把明朝皇帝说得越昏庸， 他们的罪恶感就越少。他们顺利度过了朝代的更替，不是移民就是投靠新主子，依旧掌握了财富，穿好住好吃好喝好名声好，他们做到了。道德在金钱面前总是打败 仗，说明了人性的丑陋、人类的贪欲造成的罪恶。

　　但是，国家的左右平衡被打破，首先是由于右派的坐大和挑衅。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历史表面 事件，背后都是这两股势力在争斗。你可以轻易从史书上看到，到后来，明朝皇帝连京城都出不去了，去几次郊外就要被言官攻击，喝几回酒就是酒色财气之徒。这 种现象由来已久，明宣宗的兵部尚书刘大夏，赶在新皇帝查阅之前，竟然就敢把郑和下西洋的地图和资料给烧了。为了什么？就为了不让国家主体进行海外贸易。刘 大夏背后站着的，无疑是那些泛海商人。武宗年间天下太平，皇帝稍有反抗，就被骂得体无完肤。万历年间，皇帝派出矿监收税，难道还不正常吗？国家军备总要开 支，还是被骂。熹宗年，苏州织工造反，矛头对准政府，而不是老板，让人很生疑惑；同样在东林党老家无锡，东林书院俨然是个小朝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顾宪成实际上是“在野的首辅”，朝廷很多的人事任免背后都是他在左右，书院的开销从哪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又从何来？从明人笔记不难看出，这些被利益集 团供养的文人，日子比普通官员过得滋润多了，也淫乱多了。楚党齐党们为什么看不下去？东林党太嚣张跋扈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京察 被用来作为排挤打击异党的工具，拿公器办私事，最早就是起于东林党。很多原本的中间力量，因为看不惯右派独大，而倒向左翼，最后被阉党利用，这都是被逼出 来的。而崇祯年间，外部环境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东林党还鼓动皇帝废除了商业税而加重了农业税征收。苦的是谁？苦的是百姓。此中事例，不胜枚举。所以，不是 富可敌国，而是富必敌国，富必轻国。明朝未能限制私人财富，未能有效监管，以致极右坐大，以致亡国。

　　回过头来看，阉党治国对抗外侮比东 林党强不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其实也多是后来那些投降者和清政府御用文人写的，能不能认定阉党是极左还不能下定义。讪君卖直无耻造谣，都是当时右派文人 的拿手戏，这里不阐述。但是，阉党掌权下的国家，至少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好吧，还是以事实说话：天启二年，关内山东，河南大乱，运河截断，四川也大 乱。重庆更被西南土司攻破。辽东明军主力完全崩溃。关外失去一切的土地。到了天启七年，明军收复辽西，并建东江镇，搞到后金“经济崩溃，人相食，军队不断 在四周平定乱子”的局面。同时顺利平定山东，河南之乱。基本击破西南土司。更可贵的是，在此期间还修黄河大堤。为此，如果认定阉党是祸国殃民。那锅国殃民 的定义也太高了。

　　总之，这场斗争的源头，来源于右派的坐大，来源于利益集团的坐大，来源于利益集团对财富的无限贪婪，来源于国家对左右失去了调节能力。

　 　其实国家存亡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左右的平衡，就像人体，讲究阴阳的平衡，极左与极右对国家人民来说，都是灾难。国富民穷，国家太强势了，太威权了，危 险，这个好理解。而国穷民富，财团太强势了，同样危险。这是历史的一条暗线。从这点上看，日本天皇还真不是首犯，因为日本国操控在财团手里，右翼势力绑架 国家殊死一战，天皇本身不过是工具，而战败后，财团并无损失。资本主义制度下，右派坐大，会爆发大战，这都是历史事实。

　　从历史经验看，左右平衡做得好的国家都比较稳定。各位可以观察一下，身边有哪些国家做得好，哪些在调整，而哪些情况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