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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乱取就是有组织的战争掠夺，类似的行为如中国古代常见的攻破城池后的军事抢劫，三天不封刀等都是如此类型，具体含义大家都懂，不作细表。
　　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军事武装主体是由农民组成，粮食配给常要其自己携带，只有大规模的远征才会由大名家负责。
　　而且对外战争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农事耕作，因此农民常以对战地的掠夺为目标才愿意参加战事。
　　而人口贩卖则是大名家的战后财源补充，将当地人口卖给商家、大地主当下人、农奴、女子则充入妓院，充实军备资金并让国人、豪族获利。
　　在战国时代，乱取被视为常态但也还是有其潜规则需要遵守，一般战国大名通常是在交战期间进行乱取以充实后勤之不足和作为农民的补贴之用，而对降服之地则会竖立告示，表示新领主的宽大为怀一类的语言，将战时的混乱归咎给前任领主以安定新领。
　　举上杉谦信出兵关东，拿下小田城后、岛津义久出兵丰后时以及织田信长对越前一揆的人口贩卖、北条家的人狩为例，这几家的乱取都是在战时，战后的人口贩卖也是以战俘为主，并不涉及降服的百姓也不对新领实施乱取，而且都能采用身代金自赎。
　　而在各家战国大名中正好最为出名的四家大名即可以当作乱取与人口贩卖的不同样版来当成范例。
　　一、织田信长，乱取一般、人口贩卖低
　　二、上杉谦信，乱取一般、人口贩卖最高
　　三、武田信玄，乱取最高、人口贩卖低，获益最高，但违反了潜规则
　　四、北条氏康，乱取一般、人口贩卖一般
　　织田、上杉、武田、北条四家在乱取和人口贩卖的情形都是有其背景与理由的，首先织田信长虽然在近畿战场，尤其京都一带采取严格军纪，但是在永禄、元龟年间的其他战事中因为尚未大规模兵农分离，依然 是采用农兵，所以他的乱取程度依然极高，只是在人口贩卖方面，一来信长厉行治安政策，反对奴隶，所以不够兴旺。二来织田信长大多时候抓到的战俘都是一向一揆，不论放到哪里都会继续抗争，浅井、荒木都是信长痛恨的背叛者，所以除了把越前一向一揆拿去卖之外，大多时候是斩草除根杀了了事，因此人口贩卖数量不高。
　　上杉谦信会乱取一般、人口贩卖最高，则是他常打境外决战有关，从大方向论出兵川中岛拒武田於境外，於关东攻略中支援关东豪族，就战略看都不是太差的计算。
　　前者让武田家不敢轻易侵入越后，后者取得大义名分，强化上杉谦信进出关东占领温暖平原地的方针，只可惜北条家也是硬角色，让他无法顺利。
　　所以很多时候上杉谦信的出兵并不能得到领土的增加，这也是武田信玄能策反上杉家臣的原因之一。
　　而在大名家方面，上杉谦信的长年远征也对领下农民和自身财政造成负担，虽说上杉谦信在商业上获利不少，但这并不能普及到所有领民。
　　因此除了允许乱取外，上杉谦信在川中岛和关东时也大量进行人狩，根据「越佐史料」所载，谦信在攻下常陆小田城之后，便城下开设临时的奴隷市场，扩充财源弥补因为永禄大饥荒受到的年贡短缺问题。
　　这也是何以上杉谦信遇到灾荒能反常免税并安抚领民出兵关东的要素，当时在越后的直江津甚至还有常设的奴隷市场。
　　相对地，武田信玄则有过度乱取的名声，一般大名的人口贩卖是常态，往往史书有载，也因为是战国潜规则而漠视。
　　而武田信玄因为本家过渡依赖传统农业跟矿业的收入，治商成果有限，为了增加军资金需要进一步开发矿山，因此加大人口买卖获利以及将之添为奴隶投入金山。
　　尤其在佐久郡时便是在对手开城后还实行乱取殃及一般平民，而且身代金还超过市价，依「妙法寺记」所述同时期上杉、北条的身代金是20~30文钱，而武田家却开出了高达2~10贯的数倍高价，以降低赎身率将之充入金山当矿工，所以武田信玄这一次人口贩卖才被挂上恶名。
　　在征服信浓之后，武田信玄也随即减少买卖人口的行为，但随着矿山产量下降，攻打骏河城时在今川氏真退往挂川城后，武田军入城时还是选择采取过度乱取的策略，所谓马场信房进谏而停止实在流於逸话。所以后来穴山信君、德川家康才要辛苦重建骏府，就是这一次乱取对整个骏河的伤害太大。
　　因为武田家长期大量动员於战事，而甲阳军鉴所言的信玄六分胜一说，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发现武田信玄的战事虽常获胜，但是武田家平白动员也不少，诸如对越中、飞驒的战事都没有实质增加武田家的领地收益，奥三河、信浓众中也都有明是臣服，实际上各类似独立的武将。
　　而武田家也因为大量军事动员，所以实施这样的乱取以安甲信本领的民心，在攻打三河、远江时也因这样的乱取引起新占地的民怨，所以武田军对当地的新占领地控制薄弱，一撤退旋即失去大半。
　　到武田胜赖时则又是一番景象，胜赖模仿北条家想从家臣手上收回税赋，又想和织田家一样中央集权压制家臣权力，同时也想和父亲信玄一般出兵占夺领地，以攻为守压制织田、德川的发展，夺去他们的领地而需要长年出兵。所以出兵之际又要求未出兵豪族供米供钱， 加上为求出其不意在秋季农忙时发兵，虽免去部份赋税并同样允许乱取，但还是形成入不敷出的劣势，在天正三年前因成功拿下东美浓的明智城、东远江的高天神城，具体得到当地的年贡而有所缓冲，但长篠之战后屈居守势，无效的防守战不但拿不到领土，背后国人众还被迫出力出钱，胜赖又还想收回他们的权力，最终引起了反弹，织田信长才能策反武田将领攻入甲信。
　　另外，北条氏康虽有战国民政第一之美名，以四公六民、减低栋别钱、凶年免税和大名家直接收税减去国人众从中剥削的情况。但这样的爱民美誉下大名家因而收入有限亦为事实，但北条家的战事又绝对不比武田、上杉还少，所以也很依赖这样的体制外收入填补家用跟安抚领民。
　　在上野和下野攻略时，北条氏照实施过大量的人狩也做过对降城乱取之事，所以和武田一向曾受到周边豪族的非议，只是北条家一来比较重视在领民间的名声，也有并行其他宽松法令，因此在乱取跟人口贩卖上还算适可而止。
　　战国末期，各地兼并加剧，明显成为各方大势力的舞台，久乱后同样有迈入长治的倾向。
　　尤其织田信长因财力基础之扩充和领地幅员扩大，因此发布了奴隶禁止令跟人身买卖禁止令，并降低军事动员数，强化兵农分离政策让织田家的民心凝聚力上升，与其说是织田信长爱民亲政，倒不如说是信长深通不可杀鸡取卵，而且因为领地、商业之发展，仅一军团的资源便足以和一方大名相抗衡，所以不用这样过渡抽取民力应用。
　　为此上杉谦信亦相继发布人身买卖禁止令，终止直江津的人口贩卖市场，北条氏政亦然。
　　但是由於东北、九州仍处於群雄割据的状态，岛津、大友、伊达都有仍然有这样的行径。
　　人口买卖与乱取始终无法有效中止，一直到秀吉出兵九州后才逐步有力杜绝人口买卖，但也仅止於日本国内。
　　随后在对朝鲜的出兵因为对镇西的大名有很大的国力耗损，加上日本海军为李舜臣所破，后勤出现问题，因此此日军在朝鲜当地大量实施乱取与人狩充实财政。
　　其中包含岛津义弘、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秀秋等将领都有这番行径，相对石田三成就对这样的行为相当不满，一度上奏至秀吉处，但因为后勤问题，丰臣军终究没有处理这样的情形，引起大规模的朝鲜民变，更以焦土战术对抗，让丰臣军最终惨亏。
　　秀吉死后，天下仍然动荡，真正终结乱取、人口买卖的恶习却又是过了十多年，甚至在大阪夏之阵时德川家康仍有「敌地での人取りは合法だが、戦场外は认めず」的命令，一直到江户幕府稳定治世后才告暂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