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3年9月13日，窗外骤雨倾盆。孙礼德不知道木板撬开后里面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已经20年没有见过里面的书了，这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物什。他在心中默祷。当初他花了一整天将它们封闭在重重木条里，这曾被认为是保护它们的最好方式。但如今，他害怕它们被老鼠啃成纸屑。

　　虹口提篮桥，东长治路805弄45号，一座行将拆迁的老式石库门。二楼昏暗的亭子间里，这2000册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图书住了整整70年。它们来自一位名叫林道志的老人。他是孙礼德的外公，昔日的教堂牧师、小学校长。1943年，一位在上海避难多年、行将离开的犹太人，将这批书交给他看管，并告诉他，“我会回来的”。

　　为了这句约定，林家三代人，守候了70年。

　　锤子敲开了当年的木条。木条里头藏着书橱，玻璃门上贴着当年的挂历纸。打开橱门，一沓沓积满灰尘的旧书出现。

　　“好的，都是好的！”孙礼德告诉身旁的舅妈潘碌——林道志的小儿媳。他们拿起书，摆在手里反复摩挲。

　　整整70年的家族记忆，也随之打开了。把这些书完璧归赵，是外公的遗愿。他们一度想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就像林家前两代人已经做的那样，一直等到主人的出现。

　　但亟待动迁的房子已经无法等待。他们有些着急。

　　别人的东西

　　10月12日，离商定的搬迁日期还有几天，书也已谈妥交由虹口区图书馆代为保管。孙礼德突然开始焦虑了。

　　亭子间的门没有锁，边上卫生间的小窗没有栅栏。这样的格局持续了几十年，却在最后一刻引起他的不安。他害怕有人从窗里爬进来，跑进亭子间。那意味着一切前功尽弃。他拿起工具，“现在就去把窗堵起来”，但随即放下，生怕“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下午，反复许多次。

　　过去20年，即便是在从来没有秘密的旧式里弄，林家二楼亭子间里的这堵墙，还是成了最终鲜为人知的秘密。

　　从外表看，这本就是一堵普通的墙，钉得严实的木板外，还裹了一层平凡人家常用的墙纸。当年，孙礼德在家人授意下，将原本分立三面墙的书悉数封存至这面墙中。在他们看来，这是保存这些书最好的方式。

　　当年，它们的书龄已经超过50年。在那个时代，书的历史价值随着年月渐长而逐渐显现，关于“经济价值”的议论，也开始浮出水面。这让林家人多少感到忧心。一次在单位闲聊，孙礼德无意中向一位好友提及家中这批犹太人留下的书，对方立刻惊叫：“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东西，值钱了！”

　　孙礼德一惊。他从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与全家人一样，自他知道这批书，就被告知这是“别人的东西”。70年里，书随着这户人家几经波折，但林家始终没有将其作为家产。朋友请孙礼德“拿一本来开开眼界”，孙礼德当即回绝：“不可能！”

　　更加谨慎的潘碌，甚至没有对任何外人说起过此事。即便今年遇上动迁，提篮桥的旧里弄进入空前的喧闹，依然没有人知道林家的秘密。直至签订完搬迁协议，她才悄悄把此事告诉了一位可堪信赖的教会长老，对方听了，也“一愣一愣的”。

　　“谁都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整个家族沉淀下的责任，让潘碌感到战战兢兢，“我的公公保管了它们40年，丈夫保管了20年。我不可能允许自己有任何闪失，更不可能把它们当作任何财富或筹码。绝不可以。”

　　她不断地祷告。年近古稀的她，希望等到那位神秘的犹太人。“只有物归原主，我才心安。”

　　支撑这个家庭坚守的，是林道志留下的话：“他们说好要回来，就一定会回来的。”

　　这一度是他留给后人关于这批书的唯一线索。

　　外公

　　从小跟随外公长大的孙礼德，是林道志最疼爱的外孙。外公林道志，则是他“最崇拜的人”。

　　1889年，林道志生于浙江黄岩。少时嗜书的他，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当年的私塾先生曾经找到林父，将预支的学费退还给他：“孩子太聪明，没有更多可教了。”

　　退出私塾来到上海，林道志即前往商务印书馆做工，借机读书习字。据孙礼德讲述，外公曾每顿只靠豆瓣撒盐拌饭，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工作间隙，偷偷跑到厕所啃字典。上世纪30年代战事纷乱，全家经济仅靠林道志与长子艰难维持。年幼的女儿求学一度时断时续，但最重读书的林道志从未让她真正辍学。

　　待到生活略微宽裕时，林道志决心办学校。他拿着做肥皂和复写纸生意赚来的钱，办起一座私立小学——“慕义学校”。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尽管是成本不菲的私立学校，笃信“有教无类”的林道志依然招了不少穷孩子。“他就是想让人们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救国。只要肯读的孩子，他自己贴钱也要让你来读。”潘碌说。

　　正是那一时期，提篮桥地区涌入上万名前来避难的犹太人。林道志的学校也接收了一些犹太孩子，一位犹太学校的校长就此与其有了接触。渐渐地，犹太校长同林道志一家成了朋友。他，正是那批书的主人。

　　孙礼德并不知道，这位犹太难民究竟为何做出决定，将这批书悉数交给自己外公。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从扉页上看，这些是当年上海犹太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多是布面烫金精装书，从最上头抽出的几本看，既有诗集、物理学教材、圣经故事，也有彩印的童话绘本。站在书面前，他只能根据外公的简单描述，想象当年的场景——

　　那是1943年，日军轰炸的传言四起，一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犹太校长把2000余册书交给林道志。他请求他保管它们，“我会回来的”。

　　整个家庭的生活从此改变。

　　“你们的消息”

　　如果不是动迁，孙礼德和潘碌不会在翻箱倒柜中发现林道志手书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就不会知道这位犹太人的姓名和住址。晚年的林道志自己都忘了这份材料，上面清楚地写着，这位与自己过从甚密的犹太校长，名叫卡尔·安格尔(Carl　Anger)。

　　10月11日，惊喜再次出现。他们要寻找一张多年前的房产税单。税单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沓卡尔写给林家的明信片，和一封打字机打的英文短信。

　　信写于1947年9月，卡尔夫妇刚刚回到德国故乡。他们告诉林家人，尽管饮食不佳，回乡的生活总算安稳，卡尔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信的末尾写道：“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庭，许你们富足。我很想得悉你们的消息。”

　　孙礼德猜想，外公一定是回信了。他不知道外公是否告诉卡尔，他的这批书安然无恙，而他们却为此饱受波折。

　　就在犹太难民撤离不久，提篮桥不少本地居民也开始举家逃难。林道志带着全家逃往家乡黄岩。他们来不及带太多行李，却用两个大箩筐挑走了所有的书；与书同坐在箩筐里的，是不满6岁的次子林尚义。

　　去黄岩走水路。上船前，两箩筐书一度被日本人扣下。长子林尊义告诉对方这是犹太教会的书，这才涉险过关。而在水上，他们乘坐的小舢板，又遇上一艘来势汹汹的强盗船。

　　水面风平浪静。强盗船步步逼近，书被抢只是时间问题。林道志近乎绝望，他眼看着要失信了。情急之中的他拉着船长，拼命喊道：“撑帆！撑帆！”

　　船长拗不过这个中年人。小舢板第一次在无风的晴天撑起满帆。奇迹突然出现了。扬帆的瞬间，水面上狂风大作。风帆助航，他们终于逃出了盗匪的视线。

　　这是这批书第一次濒临浩劫。几经辗转，它们跟着林道志到了黄岩，又到了上海的太原路、建国西路，最终还是回到东长治路805弄45号的亭子间。书籍在辗转期间略有散佚，这令林道志颇为纠结。但至少，绝大部分书平安“回家”了。

　　第二次浩劫

　　到了1966年夏。谁都以为，这批书再也躲不过一场浩劫了。

　　8岁的孙礼德，第一次对书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下午，他看到舅舅林尚义用“斯必灵锁”死命顶住家门。外面一片喧嚣。等着抄家的红卫兵，包围了这座习惯安静的石库门。

　　林尚义很快招架不住。红卫兵破窗而入。厢房、卧室、客堂间，上上下下的扫荡最后，所有人的脚步停在了这间亭子间。

　　书没有躲过红卫兵的眼睛。他们抄起一本。放了20余年的书，书页早已发黄。有人把它们当成“黄色书”，厉声喊道：“拉出去烧！”

　　书被一批批拉到门外的一处空地上。红卫兵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将书扔进去准备焚烧。喜好科技的孙礼德还在观察这两个坑，一旁的二舅却早已近乎绝望。他冲回亭子间，跪倒在地。

　　晴朗的天突然出现了雨点。雨越下越大，直至红卫兵们无奈改变原定计划。他们将书运回房间，贴上封条，抛下一句：“过几天再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第二天，年届耄耋的林道志亲自奔赴宗教局。他反复解释，这批书绝不是“大毒草”，“这不是我的，是别人的”。

　　宗教局下达了封存令。这批书被原封不动封存于它所在的亭子间。原先亭子间里的餐桌被搬出，林家为此在走道上吃了一年饭，直至封条被允许拆封。嫁到林家不久的潘碌日后反复回忆，正是这场雨和这些封条，救了这批书。

　　像以往任何一次叙述一样，潘碌在回忆到这里时哽咽落泪：“命中注定，它们不该被夺走。”

　　遗愿

　　1981年2月，92岁的林道志在睡梦中辞世。因为腿疾，他在楼下卧室的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没有见到那些书，也没有等到书的主人。

　　这两年，林道志心中最牵挂的，依然是咫尺之遥却遥不可及的这些书。没有等到书的主人，成了林道志终生的遗憾。大儿子早已去世，他希望在小儿子林尚义手中，这批书能够等来它们的主人。“这是外公的遗愿。”孙礼德说。

　　舅舅林尚义同样崇拜林道志。在孙礼德的印象里，他与外公一样聪明能干，在单位里获奖无数。这位比他年长近20岁的长辈，求知欲却不输年轻人。20多年前，舅舅曾与外甥探讨过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比发报机更先进的东西，让我们能很方便地与国外联系？

　　10多年前，计算机刚刚进入家庭时，林尚义就玩起了互联网。在林家已是最年长的他，也是林家第一个学会发“E-mail”的人。孙礼德明白，舅舅痴迷网络的背后，藏着一个心愿。

　　“他想去寻找，找到这批书的主人。”孙礼德说，“即便靠个人力量去找就像大海捞针，他还是愿意试一试。”

　　线索的极度缺乏，让这些尝试无功而返。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从父亲去世开始，林尚义始终在为这批书祷告，直至2006年突发疾病猝然离世。这是他留给妻子潘碌最深的印象，他甚至来不及给家人留下别的嘱托。潘碌记得，丈夫对自己说得最多的，就像公公当年一样：“他们会回来的。”

　　找到书的主人，也成了他的遗愿。接过接力棒的潘碌和孙礼德，努力保持着耐心。但比起前任，他们更着急。

　　今年9月，意外发现林道志手书的“交代材料”后，潘碌找到一位远在德国的留学生。她和孙礼德写了一封信，请他译成德文，照着“交代材料”末尾的德文地址寄了出去。信的抬头是“卡尔·安格尔先生或他的后人”，潘碌写道：“如果你还记得这一批书，请与上海的我们联系，我们一直在等你。”

　　寄出的信还是被退了回来。德国邮局告知寄信者“收信地址查无此人”。卡尔一家可能早已迁离这个地方。潘碌有些失望。她害怕再也找不到书的主人了，这将使她的余生不安。

　　她又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特殊的故事

　　担任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6年，陈俭与同事们努力找到了数十个犹太难民与上海的故事。但在收到潘碌的求助信时，他还是感到“被震了一下”。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桩事情。它与过去任何一个故事都不一样。”陈俭对此颇为自信。此前，他接触的故事都是“犹太人回来找中国人”，这是第一次“中国人找犹太人”。但显然，故事的特殊意义远不在这些。

　　2007年，陈俭到德国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介绍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却令其深受刺激。那里有一个小地球仪，标注着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国度。陈俭看到，在上海的位置上，插着的是一面日本国旗。有当地人解释，一些不明就里的犹太人因为上海提篮桥地区是当时的日租界，就以为是日本人救了他们。

　　“后来有德国历史学者告诉我，犹太难民对当年最感念的是，2万多人一下子涌入提篮桥，生活大受影响的当地居民，却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们造成一起伤害。”陈俭说，“显然，在犹太人落难时，是同样遭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伸手帮助了他们。你必须讲清这段历史。”

　　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念，陈俭和同事们展开了绵延至今的史料收集。林家三代的故事，显然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如果没有犹太难民与中国居民的深厚信任，他为什么把书交给他，而不是别人？”

　　更令其感动的，是林家“信守诺言的执着”。“几十年，自己颠沛流离，何必为书付出这么多代价？为什么不可以扔掉？卖掉？”在陈俭看来，林道志有着一种“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力量”。

  　潘碌和孙礼德并不希望自家的故事被大肆渲染。潘碌反复表示，“我不想惊动太多人，不想让人们觉得这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只想找到书的主人”。但答应通过政府渠道帮助寻找的陈俭，极力劝说他们公开这个故事，“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力量”。

　　昨天，2013年10月16日，这批书终于彻底公之于众。在当年的摩西会堂，潘碌和孙礼德第一次向公众解开亭子间墙里的秘密。陈俭告诉他们，纪念馆已通过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寻求帮助，对方表示将尽快联系当地政府，通过档案系统仔细查找卡尔及其家人的迁徙状况。以这样的途径，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下午，2000余本书被送往虹口区图书馆。专业人员将对其进行整理登记，并代为看管，直至找到它们的主人。孙礼德感到一丝安慰。至少他和舅妈无需再为这些书提心吊胆，他们可以放心地离开旧居，等着兑现外公的承诺。

　　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找到了对方，会是怎样的场景。在孙礼德看来，这本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找到了，把书还给他们，就是了。”

　　但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念头：“如果卡尔的后人听到自己的父辈讲起这批书的故事，他们会来找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