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情报斗争史上，袁殊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他在抗战前后，周旋于国共两党及日伪势力之间，以多重身份，做过三面间谍，在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与汪伪以及中共几方面的秘密关系中，纵横捭阖，应用自如。他加入过青帮，在表面上扮演过“汉奸”角色，暗中却又同时兼任国共两边的间谍，他先后坐过国民党、汪精卫的大牢，解放后又曾被错误关押，历经生死磨难，但究其根底，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曾为中共的情报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少年时代随母到上海谋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依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北伐战争时期，一度投身于北伐军并加入了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沦落在“狂飚社”当伙计。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后因经济拮据，于1930年冬回国。

　　在日本，袁殊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他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过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经常发表带有“左倾”观点的作品，他还曾披露了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等重大新闻。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在上海文艺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袁殊在左翼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交际才能，很快引起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1931年10月，经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介绍，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共情报系统——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他年仅二十岁。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从事的是保卫组织的秘密工作，你要在一切人面前保守组织的秘密，万一你因保卫组织而牺牲了，那只能做一名无名英雄。”袁殊表示接受一切条件。从此，他与中共情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的需要，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袁殊停写了带有“左倾”色彩的文章， 封闭了《文艺新闻》，也不再与夏衍、楼适夷等激进文化友人来往，他渐渐有意从文坛上淡出，并在社会上造成他已消极隐退的印象。

　　袁殊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国民党内与当时的上层社会有一定的关系，但袁殊寻机向上层渗透时，并没有依靠他父亲的关系，1932年春，他经表兄贾伯涛的牵线，利用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同乡关系，成为吴的门客。吴醒亚是中统特务头目，他在中统组织内成立了以“湖北帮”为主的特工组织“干社”，袁殊被任命为情报股股长。这样，袁殊成功地进入了国民党特工组织。又经吴的介绍，他成为“新声通信社”的记者，出入南京政府宣传部门，并结交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成为朋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对日情报工作，袁殊有意识地加强了与岩井的关系。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特务，他和袁殊接触后，把袁殊看做“在华亲日势力”分子。袁殊伪装得宜，与他建立了情报关系，开始接受其每月两百元的津贴，成为“日本间谍”。当然，这一安排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批准。1933年，袁殊一度与中央特科失去联系，转而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事件而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并经叛徒指认暴露了身份，袁殊满足了他们追查并找来著名电影演员王莹(袁自述当时并不知道王是中共地下党员)及写份声明承认自己过去为中共工作，今后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要求，考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怕开罪岩井英一，国民党特工机关以“思想文化罪”， 判袁殊两年九个月的监禁，实际上袁殊在狱中只待了八个月就被释放了。出狱后，为转变角色，党组织同意他再度赴日本留学，成为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

　　1937年4月，袁殊从日本回国后又加入了青帮，拜在青帮“大”字辈人物曹幼珊的门下，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这样一来，袁殊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帮会都有了联系，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袁殊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他当然也在有选择地为中统和日方提供情报。1937年6月，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以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回到上海，袁殊在他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重大收获。

　　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在从事情报工作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注意。经青红帮大佬杜月笙的介绍，戴笠亲自出马访问袁殊，希望他为军统工作。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作了汇报后，潘汉年认为“机会难得，不可错过”。于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再次变身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他一人具有中统、军统、日本、青帮和中共五重身份，是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到日军阵地侦察，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使我方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上海沦陷后，袁殊奉中共与军统局之双重命令留沪工作，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得到了军统与中共方面的同意。

　　为得到军统的信任，袁殊按照军统的部署，在上海积极开展了包括搜集情报、袭击日伪军散兵、刺杀汉奸等活动。1939年初，袁殊参与制订了暗杀原中统特务、时已投靠日本并成为日伪特工总部“76号”头目李士群的计划。正当他们准备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时，因军统上海区负责人王天木的被捕叛变而败露，袁殊也因此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李士群过去被中统逮捕时曾受过严刑拷打，因而对“两统”恨之入骨。被捕的军统人员如不投降归顺，立即加以杀害，决不手软。袁殊被捕后处境十分危险。生死关头，他抱着一线希望，求救于已担任日本领事官的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果然以领事馆的名义，以袁殊是外务省系统情报人员为由，将袁殊保释出来，使其避免了一次杀身之祸。

　　岩井英一营救袁殊，并非不求回报。而且，从认识袁殊的第一天起，岩井英一就着力培养袁殊亲日，要拉拢袁殊为日效力。果然，当袁殊被安排往百老汇大厦后不久，岩井英一就向他提出要求，要他立即写一篇谈所谓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实际上也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当汉奸。袁殊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早已料到岩井英一这一手，他指示袁殊将计就计，公开出面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潘汉年说：“我看这是个机会，也许还是难得的好机会，向敌人营垒渗透，在敌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需要的就是这种机会，你若真能成为汪伪政府中代表一个派别的领袖人物，不但可以起掣肘汪伪政权的作用，获得情报的机会也更多，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当然，这对你个人来说是很委屈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要承受亲朋好友的误解和公众的唾弃，清白玷污，名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