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李：江青的不好伺候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经常突如其来地发火，而且辱骂工作人员，您能具体描述一下么？比如她都骂什么啊？是骂两句发泄一下就完，还是没完没了的？

杨：她骂人最多的就是“混账”、“滚”。

赵：比如到大会堂的车上，她常骂：“你这混账东西，走之前为什么不提醒我上厕所？闹得我现在这么紧张，都出汗啦！”

周：“呀呀呜”是江青常说的一句上海方言，意思是“不中用”，说这话仅表示她不满意，但还没动怒。她生气时会说“制造感冒”、“制造混乱”、“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赵：她常说“你们用软刀子杀人”。发怒时说“你给我滚”，而我们不能走也不能动，要老老实实站那儿。

杨：当她第二次再重复这句“滚”的时候，那你才可以走。第一次说你“滚”，你还真不能走，她会说：“我说叫你滚你就滚啦？！”

赵：在那里工作，一个礼拜里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挨骂，你会觉得日子真是太好过了！没有哪天她那个嘴是闲住的。

杨：领章帽徽什么时候给你扒的，你还记得吗？

赵：是1972年春天，起因是吃药。前面说过，江青每天晚上分七次服用安眠药。除此以外，在她卧室的床头边上还准备有三杯药，如果睡眠不好，半夜醒了她自己吃一杯，睡不着的话再来第二杯，再睡不着加第三杯，这都是医生给她安排的。本来是备份的意思，但是她不吃的时候简直是太少太少，几乎是每次都吃完三杯，因为她睡眠就是不好。那天，她把三杯药都吃完了，到早上七点钟左右还没睡着觉，她就打铃叫我，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晚上我那三杯药你没给我摆”。我说我给你摆啦。“你撒谎！”我说我没有，我真的给你放了。“你再给我拿一杯药来！”我心想再拿一杯药来，就等于多加了巴比妥一类的药了，我怎么敢做主？她非要，没办法，我就打电话请示大夫，大夫同意加药。

江青吃了这次药后还是没睡着（我觉得她那段时间她心里有事），就说“我不睡了，起来”。你想想谁吃了安眠药以后不睡觉，起来是不是要头晕？正常人都头晕。她一头晕起来就说：你给我吃毒药了！让我把所有她服用的药写出来，药名、剂量等。我列出药单交给江青，她看了一遍。来到17号楼放映大厅旁的小厅。然后叫来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就把这单子又交给徐业夫：“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请你把这个单子交给主席！”当时徐业夫就一个劲“嘿嘿”地笑，徐秘书是位老红军，他毕竟在主席身边呆的时间长，也了解江青的做派。江青说“你还笑！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你还笑！”徐业夫就不言声出去了。他走后我们回到大厅，江青接着问，“是不是周淑英让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她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不对，就是周淑英叫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小周不可能叫我给你吃毒药。“那你是不是她带的？”我说我承认是她带我的。“那不就她叫你给我吃毒药吗？”我说她带的我，但不可能教我给你吃毒药啊？“你现在说还不晚，因为你是胁从犯。”我说“江青同志，确实周淑英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你还不老实？你敢保证？”我说“我敢保证。”“拿什么来做保证？”我说“党性。”她说“你还说党性！你这个不老实的东西！”上前“啪，啪”撕扯下我的帽徽和领章，“你不配戴这个帽徽领章！”一把摔到地下。我也没动，就在那儿站着。她又琢磨一下说：“哦，这是宝贝，不能扔地下”，又捡起来揣到她口袋里面去。这是在17号楼大厅东门发生的事，当时警卫员大周（整理者按：指周金铭）在场。

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干部，从参军之日就视帽徽、领章为国家、军队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江青近似疯狂地撕扯动作并把我敬重热爱的帽徽、领章狠狠地摔到地上时，我惊呆了。我受到侮辱，我犯了哪一条国法军纪？被她撕扯去象征军人尊严和重任的帽徽、领章，只因我说了句真话！我心中愤怒，凭什么江青肆意对日夜为她服务的人可以大施淫威！我感到无助，没想到她会做出如此举动，更不知道她下面要采取什么手段整治人！那时我才20多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豁出去了，她爱干嘛就干嘛吧……之后我不说话，泪在眼里打转，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杨：接着江青叫我“赶快打电话给汪东兴，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我这儿来开会”。开什么会呢？我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她发脾气了嘛。汪清楚啊，一般都是总理召开政治局会，江青召开会那很异常。汪东兴很快就跑来了。后来汪告诉我，江青跟他说“今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到这儿来，对他们三个人进行审讯”。汪说哪三个人哪？江青说：“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

赵：我知道你们在场，但是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杨：有关系啊。汪东兴说“不能叫审讯，政治局怎么审讯一个工作人员呢？叫问话”。江青说：“不行，就是审讯！”“那还叫问话，不能叫审讯。”这时汪东兴又说，“那我打电话，叫他们来”。这就都来了，总理先来的，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汪东兴，一共来了八个人嘛。总理来了以后，汪东兴先把总理领到小客厅，先跟总理说了说这个事。人都来了，把我们三个跟审官司一样，政治局委员在长桌的北边坐着，面朝南。

赵：17号楼大厅成了“审判室”，江青是主审官。她半夜三更叫来八位政治局委员企图让他们成为“陪审团”。厅内有一个长条桌子，江青和其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北面。我、大周和老杨在桌子南边，我在江青正对面，江青旁边是周总理，叶剑英在顶角那儿，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江青诬陷我给她吃了毒药。她时而声嘶力竭地咆哮，时而咬着牙紧闭的嘴唇，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真是凶极了。

杨：那个阵势一摆，就把人吓着了么。实际上我们心里很坦然，你问什么我们答什么，一个是没给你吃毒药，再一个没坏心，也没做坏事，我们怕什么啊？江青站起来了，那个下巴往下一伸（她厉害了以后就那样），桌子一拍，“杨银禄，你给我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我问你，周淑英怎么调到我这儿来的？”我说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是组织调来的，如果你不清楚，你从组织上了解了解。 “你给我坐下！周金铭你给我站起来！”周金铭就站起来了。江说“你给我证明，我吃的是不是毒药？”周金铭说：“江青同志，你这个吃药都是由医生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的，到底怎么吃，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医生。”大周她也没法说，“你给我坐下”！这时候才问你（指赵）。

赵：问完以后江青就把我写的那张药单子递给总理了，总理说“她能写出这单子来就挺不错嘛”，总理就想把事情搅淡乎了。她就拍着桌子冲我喊：“你给我吃毒药，你还敢不承认？”后来叶帅问：江青同志，我想问一下什么是毒药啊？江青说：安眠药就是毒药。叶帅说：你可以不吃吗？江青说：不行，不吃我睡不着觉！叶帅说：那你能不能少吃一点？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帅见她无理取闹，就走到一边去不理她了。

杨：于是叶帅起来，从大桌子那儿走到对面角那儿，仰坐在大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坐那儿装睡呢。江青的恶劣做法使总理发火了。我从来没见过总理这么样。

赵：总理看到江青这么飞扬跋扈，我的帽徽、领章都被江青撕去了，那次是真发火了，他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她态度好一点好不好？她还是个孩子啊！……你把这么个小女孩的帽徽、领章都撕下来了，我都替你难过！”面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总理忍无可忍发了脾气：“你对她客气点好不好？别说她紧张了，我都紧张啦！”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在现场，是江青叫他进来的，说“你也进来听听，受受教育”，张佐良吓得直哆嗦。总理就喊“张佐良！我紧张啦，我已经紧张了！赶紧给我吃片非那露！”

江青当时下令，把她放药的保险柜和所有吃的药都贴上封条封上。她吃的药、喝的水都不让我送了。封完后汪东兴就开始害怕了：她封自己的药柜可以，千万别把中南海门诊部的药房给封了，那样中央这些领导就别吃药了，就没法运作了。

杨：完了以后也没问出名堂来，当时除了总理、叶帅以外，其他人都不吭声。

赵：只有周总理发怒说出来的话才能压一下江青嚣张的气焰，其他人就看着，都不说话。

杨：江青最后说：总理，今天晚上要把三个人抓起来。总理说哪三个人哪？江青说，洪民、曹家信（这两个是301医院的），“301有妖，他们就是妖”。还有一个杨红喜。他是颐和园的军代表，原来是309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也要抓起来。当然总理没有听她的。

赵：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亲自审问为她服务的护士、警卫员、秘书三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权力之大、级别之高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江青的穷凶极恶的审问，我坚持实事求是地回答。之后，屈辱、无辜、惊吓和愤怒使我木然站在那儿。领章被扯后，红色缝线还耷拉在军服领子上，我就不抻下来，就让那根红线那么垂着。这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小赵，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你谈谈，但是因为我有外事活动，没法跟你谈了，你要想开一点”。总理还说，“要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总理真诚的目光、亲切的话语、有力的双手给了我力量，我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再次提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使我心有余悸。

周：小赵讲述的这段事，我虽没在现场却如身临其境。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江青权力之大，正如我曾听到江青在各种场合说过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杨：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江青说“我的护士不能用啦，总理你得给我想办法”。这临时上哪儿想办法去啊？总理说那把我的护士给你送来看看能不能用吧？许奉生就来了，来了以后哭的那眼都肿了。

赵：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给许奉生打的电话，说总理叫你马上到钓鱼台来。许奉生就害怕了，以为总理病了。她说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怎么，叫你来，江青要用你，许奉生开始不相信……

周；因为1968年江青重感冒时许奉生已经来过11号楼了。工作几天后江青就让她回去了。

赵：对。这次让她到钓鱼台来是真的，当时我正在门口“待罪”，目睹了这件事的始末。许奉生知道江青难伺候，不愿意到江青这儿工作。从中南海过来时一路都流着眼泪，进17号楼时眼睛已经哭红了。看到她进来以后，高振普说“你的眼睛这么红，这样怎么行啊？赶紧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洗，要不然进去以后让江青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她就赶紧去洗，洗完以后去见江青。进去一会儿许奉生出来了，笑着出来的，高振普也愣了：怎么啦？她就说“她嫌我的手太凉啦，她说她不要我了”。许奉生撒腿溜着门就出去了，赶紧跑啊！她一点儿也不想在江青那儿待着了。

周：江青也曾诬陷我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可吃了毒药既没中毒身亡，也没出现中毒症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我一年多。事实是几年里我悉心护理她，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江青的头发一直都是浓密、乌黑油亮。由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控诉护士给她吃毒药造成头发干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使人误以为是慢性中毒使她头发掉光而戴了假发套。当时赵柳恩在江青的疾言厉色逼供的巨大压力下敢讲真话，为我申辩，太不容易了！我敬佩她的人品，也珍惜我们的战友情。

赵：江青这人就是疑心重，她曾经问我：“你为什么叫赵柳恩？” 我说：“我的名字是爸妈给我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明白，我是在柳州生的，父母希望我记住柳州对我有养育之恩。江青有个毛病，喜欢给人改名字，她说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吧，你就叫“赵柳”吧，要不就叫“赵恩”。我说改起名字来手续挺麻烦，最后没改。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她就把我和林彪家的事联系起来了，就说“怪不得你要记住柳州的恩情啊？因为林彪的母亲葬在柳州”。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琢磨，那这名字跟林彪的妈妈葬在那儿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怀疑么。

杨：小周是被江青陷害关起来了。1973年的春天，汪东兴到10号楼和江青谈事。谈完下楼要走的时候，我说汪主任你可不能走，我们有话同您讲。我说小周有什么错误？为什么关起来？好几个人都围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汪诉说。

赵：我们同汪说，我们现在吃不好也睡不好，经常做恶梦。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马列主义对别人不对自己！警卫员大周说：“我们一只脚在监狱里面，另一只脚在外头，天天就是这种心态。”汪说：“我原以为你们还是孩子，看来你们还都挺成熟的，长大了，懂事了，这个事你们放心。”

杨：后来汪东兴和周总理就到毛主席那儿汇报：“我刚从10楼来，那儿的工作人员心情可不稳定啦，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主席问为什么？他就把小周的事说了，主席立刻就火了：”还有这个事？她从哪儿抓起来的给我放回哪儿去！”当天就把小周放出来了。

赵：主席还说过，“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好好地出来的。”还让写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名单保留下来。

杨：这句话是针对我和周金铭出事说的，主席说“他们在那儿工作，她不但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出来以后还扣上大帽子，从她那儿出来没有一个好好安排工作的。”

赵：大家都想离开江青那儿，可是想走也走不成啊！如果允许大家五分钟内离开这个楼，门马上会被挤破，大家都要跑，一个人也不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