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孙立志的遭遇

周：最后，我要为我们的战友、已去世的孙立志同志说几句话，讲讲他的遭遇。1973年，我和孙立志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相遇，他曾是江青的警卫员。因为彼此了解底细，使得我们之间能敞开心扉交流。他经受了很多的苦难。

他跟我说：“江青太刁，没有理可讲。我想离开她，就说肝区不舒服，让我走算了。可江青让我去体检。当她知道我是想离开她那时儿，就说‘好，你休息一段时间’。接着把我关到学习班，还把我上海的家给抄了。江青强加于我一些罪名，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的人。这是一个冤案啊！家里老婆孩子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我和江青的事情说不清了！她诬陷了我，你说组织上信她还是信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时高大壮实的山东汉子哭成个泪人——他心里太苦了。

大孙来干校四五年了，上边有令不许他回上海探亲。他的供给关系在上海，每隔一段时间家里就寄些粮票和钱来，因为怕信检，都不敢多写字。他爱人和孩子压力都很大，在山东年迈的母亲多年见不到儿子。老人在山东去世后，大孙申请回老家奔丧。当时乘火车从江西到山东还需要在上海火车站转车，上边明确要求：奔丧在上海往返转车时不能回家，直接回山东，办完丧事立即直接回干校。他说：“五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一趟，就是为让亲朋邻居知道我这人没在监狱里，还有一个自由身。”大孙站在上海的土地上，五年没踏进过的自家门，近在咫尺却不让进！长别离后老母离世，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仍不能相见。这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折磨！这就是为江青服务过的一位警卫员的悲惨遭遇。

孙立志后来又不幸因公殉职了。他朴实、憨厚、真诚，是一个好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代他说出这段苦难经历，也是对逝者的悼念和对亡灵的告慰！                                                                      

阎：周淑英同志说得好，说得对，我举双手赞成！

孙立志同志在我1967年1月去以前就是江青的警卫员，还兼做一些秘书工作，人们都喊他孙秘书，我也这样称呼他。但我调任江青的机要秘书后，再这样叫他，他就给我纠正了。他说：“我不是秘书，你才是秘书，以前我是冒牌的。”

他长我六、七岁，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工资关系在上海警务处。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江青去上海他就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后来成了江青的固定的专职警卫员，1967年4月中旬因“肝炎”离开江青。他还是党小组长（当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汪东兴，副书记张耀祠），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处得很好。他走后，我们都很想他，希望他能回来。

后来听说，他因我出事受到牵连。江青诬我偷了她保险柜的钥匙，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爱人来京探亲的临时住处），也抄了他的家。把我关起来了，把他也关了半年，放出来，又被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一呆就是8年，连家都不准回——这是变相的监禁。我蹲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五年，1979年平反，1980年春重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同年夏天我乘去无锡开会之机到上海去看望他。他当时是上海市委警务处的处长，专门负责到上海公干或休息的中央负责人的警卫工作。我们二人相见，悲喜交集，悲的是我们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喜的是，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都获得了解放，历史是公平的。

想不到，他在90年代初为救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以身殉职。他牺牲时距获得解放、当处长可能还不到五年。孙立志是多好的同志啊！我们希望和盼望好人一生平安，但好人未必一生平安。周淑英同志说，在我们这本书中应该写上孙立志同志一笔，这是仗义之言，也是记下江青欠的一笔债。我非常赞同周淑英同志的建议，所以我补充这些话。

周：我们当初是一个很好的集体，是无愧于党、国家和人民的集体。因为当年在困境中互相帮助、伸张正义，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能聚在一起亲如兄弟姐妹。记得阎长贵同志在一次聚会时说：“江青今天说我们这个是坏人，明天又说那个是坏人，现在看来我们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坏人。”与会的同志们都热烈鼓掌，认为这说得好，说得对，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李：由衷感谢二位老师的讲述！感谢您二位如此全面、系统、清晰而细腻地描摹出一个活脱脱的江青，留给世人。我想，这些故事作为资料，今后无论是对于史学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哪怕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都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讲得太好了，谢谢！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