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史是如何记载七七事变的？

2014-07-08 06:51:45

归档在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研究
 

日本战史是如何记载七七事变的？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其记载来看，蓄谋已久名符其实。实际上，不在7月7日爆发，也会在其他哪一天爆发，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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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3日，日参谋本部向陆军省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的要求，并提出完整的“备战计划方针”。于是，陆军省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实施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的政策大纲》，主要为，“以1941年为期限，有计划地振兴重要产业，俾得到日满及华北重要资源可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确保指导东亚的实力。”

因此，在1937年7月7日之前，可以看出，日寇为经营当时中国东北四省和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一直不遗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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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主要人物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先后到华进行了实地考察。1937年5、 6月间，时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的香月清司（中将，事变之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同年8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并负责河北省作战）前后一个半月在东北、华北对日军进行了视察和实地考察；

同年6月中、下旬后两个星期内，在日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率领下，日军在东北（满洲）进行了所谓的参谋旅行演习，现在看来，基本上可以看作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预演。

早在“七七事变”前，当时的日本东京，曾私下流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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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寇驻中国华北现地军“磨刀霍霍”情况。

1、驻丰台日军5月至6月以中队、大队为单位“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2、驻日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日军进行检阅。3、日驻军旅团长、联队长及副官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4、6月至7月上旬，举行了由日军驻北北平及丰台部队多数干部参加的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的演习。

关于“七七事变”当时日军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述。“第八中队(属驻丰台第三大队管辖)7月7日午后7时30分（晚上）开始夜间演习。演习内容为：1、“利用黄昏接近敌主要阵地，2、黎明冲锋。”部队从龙王庙附近向东面太瓦窑进行演习，该中队长令在龙王庙后进行。因知过夜间龙王庙附近配备有中国士兵，所以向东面进行演习。但在演习中，该中队于午后10时40分突遭从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既设阵地发出的数发子弹的射击。于是，中队长立即中止演习，吹起集合号。正在这时，又从卢沟桥城墙方向射来十数发子弹。这时中队长把中队集结在太瓦窑西面碉堡附近，查明缺少一名士兵。于是一方面准备应战，一方面派传令兵急向丰台大队长报告。大队长于午夜稍前在丰台宿舍接到第八中队报告，决定立即出动，一面命令紧急集合，一面向联队长报告。”

“联队长于7月7日零点左右突然接到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关于事件的概要和丰台驻屯部队决定马上出动的电话报告，当即表示同意，并命令一木大队长马上去现地布置准备战斗。然后叫出卢沟桥城内的营长进行交涉。7月8日午前2时，联队长派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到现场调查，并令其要求中国方面负责人进行道歉。同时，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冀察方面调停委员同时进入卢沟桥东门内，第三大队的主力则集结于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附近，做好随可开始战斗的姿态。”

7月8日午前4时，在现场调查的副联队长森田中佐命令正在通州露营演习的第一大队立即到一文字山，“命令该部迅速在北平东郊朝阳门外射击场附近集结，然后向丰台进发。”同时，“联队长在午前4时余接到第三大队长的电话报告和请示，‘午前8时25分听到龙王庙方向三发枪声、中国军队第二次开枪，纯系敌对行为，请示应如何处理’？该联队长认为中国军二次射击纯属敌对行为，命令可开始战斗。时间为午前4时20分。”

“第三大队的进攻。进展一如平时演习，15分钟后消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并进至永定河右岸。”

“联队长于（7月8日）午前9时25分下达之命令，命令森田中佐指挥出动的部队，同时应要求卢沟桥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右岸，必要时解除其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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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半（7月8日），日军代理联队长森田向中国驻军第29军提出将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移至永定河西岸，否则解除城内中国军队的武装。面对无理要求，第29军表示，没有这样的权限。由此，谈判从现地移至北平。

8日9时10分，日驻军向日本中央部第二次报告了一木大队战斗情况。

8日15时50分，日军该旅团长河边到达丰台现地后，立即命令该联队主力集结于永定河右岸，决定从明天（7月9日）拂晓开始攻击宛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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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之后其他日军动态。

8日，日关东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命令其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迅速向“满华国境线”推进，9日晚，该旅团主力已至承德、古北口，另一部集结于山海关，而其关东军空军主力已集结于锦州、山海关。

8日午后，日中国驻屯军根据之前协商，要求关东军援助弹药、燃料以及满铁工作人员和铁路材料等。

日本国内在接到日中国驻屯军第一次报告后，于7月9日8时50分举行了临时内阁会议。会上，时任陆军省相的杉山元提出，“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三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二次报告后，日军参谋本部10日提出了如下用兵规模，并强调“不树立这种决心，就不应派兵。”即，“1、同时动员（国内）十五个师团；2、同时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3、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期限为半年；5、战费五十五亿日元。”

11日l1时半开始到14时，日本首、外、陆、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开会。杉山元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11日15时20分，日五相会议决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同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称派兵”。

16时，时任首相的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拜见日本裕仁天皇，“上奏向华北派兵事。请裁决。”

18时24分，日本近卫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之前，已由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风见，于17时30分发表谈话称，“鉴于此次华北事件的性质，特改称事变。”

由此，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成为了中国军队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日寇侵华史系列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