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史学作家唐德刚先生

这个理论很形象，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有些粗略。如果配以美国教授布鲁斯·塔克曼的团队发展阶段模型（Forming，Storming，Norming and Performing）会更加清晰看到我们的处境。该理论将一个组织或团队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标准中译为： 组建期（Forming）、激荡期（Storming）、规范期（Norming）、执行期（Performing），有些管理学专家在和国内企业家们分享时形象比方为：第一个阶段为“草创初期（Forming）”，接下来“动荡难免（Storming）”，动荡之后会“尘埃落定（Norming）”，最后才“有所表现（Performing）”。如此看来，我们由帝制转化为民治的阶段尚处于组建期（Forming）与激荡期（Storming）中间的反复过程中。比如辛亥革命后中国组建了亚洲第一的共和体制，但水土不服，进入动荡，被迫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帝制，无论当时的国民党还是今天的共产党都是希望“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与一个领袖”，我们仍处于Forming的前期，并可以预见到即使再创建了“民治”的体制，也会有相当多、相当大和相当长的Srorming动荡期。2040年是否可以找到大多数中国人有共识的新体制是一个大问号？如果2140年中国大陆可以转型成功并稳定，应该也不算一个太悲观的估计。

这个有趣、形象且有影响的理论， 灵感来自何处呢？我没有遍读唐德刚先生的洋洋大作，但想起了另外一个影响中国的文化巨人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福建侯官人。他可能是最让后人们看不懂的近代名人。他青年学军事，后来从事西学翻译；早年慷慨激昂，晚年却持重保守。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曾在中国自制的扬武号巡洋舰服役，舰长为英国人。1871年该舰巡游黄海和日本各口岸，当时日本才刚开始筹备海军，大清帝国的巡洋舰初到长崎、横滨，日本万巷人空观看。想来当时的严复也是意气风发，为洋务运动以来的成就自豪吧。谁料到二十四年后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横扫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因为他知道中国的落后已经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他开始将原来的业余爱好变成主业，致力于翻译和演绎西方名著，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天演论》。严复根据自己对西方社会考察和哲学研究所得，敏锐地选择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两年前（即1893）发表的《进化与伦理》，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奉献给国人。《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一时间如狂飚突起，震醒国人。梁启超、鲁迅和毛泽东等人都坦言《天演论》对他们的巨大影响，胡适还将自己的名字由胡洪改为胡适，字适之。即使康有为这位狷狂的维新领袖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从此，“救亡”成为中国百年近代史最强的主旋律之一①。可是严复并不赞成共和体制，他认为君主立宪最适合当时的中国。在和友人通信中他写道：“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②对于国民素质问题，据说他曾与孙中山有过一段精彩对话③：

严：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呼！

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孙中山到底是一代英雄，要在有生之年拯救百姓、成就自我。谦称您是思想家，我们是些干实事的。可惜严复的话不幸在文革中都应验了……

民国初期的乱象使严复更趋保守，他生平最大的争议就是曾经有无支持袁世凯称帝？认为他支持过袁世凯称帝的最大理由是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次，君主立宪是他一直的观点。也有很多的传闻说他并不赞成袁世凯这样做，有这样的说法：梁启超发表反对退回帝制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大总统出重金请严复撰文驳斥（也只有严复有能力和资格与梁氏争辩），但被严复婉拒。严复长子严璩在乃父年谱④中对此事作了如是记载：“项城袁氏有称帝之意，屡遣人来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

老实说，我很怀疑这段话是否真为严复答袁世凯说客时说的，盖因中国人有子为父隐的传统，更何况，称帝失败后严复等六君子遭通缉呢？但无论是严复本人还是严长子代言，这个以滚滚长江东流水形容中国历史进程的比喻却非常非常棒！它会不会就是唐德刚老师历史三峡论的灵感？

一点胡侃，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