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红色中枢》，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

1925年8月间，除陈独秀之外，在上海只有瞿秋白和张国焘两位中央委员，他们同陈独秀一样不熟悉中组部秘书尹宽，对尹宽比较了解的彭述之这时正在宝隆医院养病。而事实上，陈独秀和党中央就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调尹宽的决定的。

8月21日，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即李立三)等7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区委书记则由尹宽担任;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

尹宽从山东来上海后，人们去他住的地方时，就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20岁，长得并不漂亮。来人了，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这是王辩同志。”但他不介绍他们两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别人传说，来人就能猜出两人之间不仅是同志关系了。

果然不久，就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鸣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鸣球本人则要带刀来上海找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鸣球。

这位王鸣球，并不是别人，他是山东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在山东党内，一般人只知道有两位老同志，一位是王尽美，一位是邓恩铭，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事实上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他就是王鸣球。王鸣球比王邓两人年纪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他是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他是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2年由王尽美介绍入党，与王尽美、邓恩铭是山东的党、团组织创始人，在山东党组织中，他的威信与王尽美、邓恩铭一样高。

王鸣球老先生对女儿王辩很钟爱，他为什么给女儿取名为“辩”呢?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即所谓“墨辩”。他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口才，凡事作出结论要有根据，因此取名王辩。他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尹宽竟然“骗”走了她!山东历来是礼仪之邦，受孔孟之道影响很深。王鸣球自然难接受自由恋爱这一说，因此女儿跟着尹宽“私奔”到了上海，他气愤得快发狂了。不但老先生气愤，山东党内的同志们也不能接受，同样很气愤。然而，他们只顾气愤，却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蜜语就跟着坏人走了似的。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跟尹宽走，正是她本人的意志。

尹宽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作为团员，如痴如醉地听着，对尹宽表现出十分佩服的神气。在她的心中，从莫斯科归国的尹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而且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她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产生了对他的崇拜。这一切尹宽也都知道，但也没有挑明。当接到中央调他去上海的命令后，临走前夕，他才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她随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去了上海。

王辩这一走，就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

结果，王鸣球和山东的同志一起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面前。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历来是赞成婚姻自由的，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也不对这种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落后意识让步，并且他还明确表态：支持王辩的自由恋爱。

王鸣球见陈独秀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并且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团的总书记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陈独秀也没有答应。于是，问题就挂在那里了。

这期间，尹宽因为恋爱的事情气得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吐血以后，王辩尽力服侍。但尹宽想到会由此一病不起，一天，他问王辩：“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

王辩摇摇头，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

最后，党中央最后还是作了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

陈独秀没有开除尹宽党籍，也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更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但王鸣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对于去莫斯科读书，王辩为了服从命令，解决由她引起的纠纷，勉强同意了。在莫斯科，不少国内去的女学生发生婚变，但她爱情专一，心里念念不忘尹宽，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会。1927年秋末，她从莫斯科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们到达广州时，恰逢张太雷等人组织广州暴动，暴动的军队在马路上站岗，她们从小旅馆出来，拿介绍信及其他证件给站岗的士兵看，要求找“党”。这时战斗正紧张，那些兵没有理她们。暴动失败后，她们回到了上海。这时尹宽已准备离开上海去芜湖担任安徽省委书记。他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不知道听谁说王辩已来到了上海，但找不到党，于是在一家报纸上登载一个寻人广告，男女双方都用的是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化名。几日之后，他就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你登报寻找的女人已给某某商店的小开骗去做小老婆了。尹宽拿着这封信给老友郑超麟看时，哈哈大笑，说：“王辩不可能这么蠢。”随即就去了安徽。

王辩找到中央后，终于被派去安徽工作，受尹宽指挥。见面后，工作很忙，两人虽同居一处，但没有工夫回叙旧情，直到一天，稍有闲瑕了，尹宽才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同王辩两人享受一下生活。可没过多久，安徽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被捕，尹宽支持一段时间后也逃回了上海。后来，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被判了短期徒刑，关在安庆。

1929年秋，王辩出狱，来到上海，又找到了党中央。这时尹宽和陈独秀、郑超麟等人正在进行托陈反对派的活动，中央组织部不放王辩去找尹宽，并且告诉了她理由。王辩坚持要同尹宽见面，结果，组织上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这时王辩已经有4年没见尹宽了。她见到尹宽，就和他因为他做党的反对派而争吵起来。尹宽的好友、托陈反对派另一主将郑超麟听说王辩来了，便同妻子去看他们。他们到达尹宽家门口时，就听见王辩正在和尹宽争吵。王辩看见郑超麟来了，立即拉着他和他进行政治辩论，反对他们搞托派活动。并且，她还鼓动郑超麟的妻子拥护党中央，反对老公们;结果，弄得铁心做托派的尹宽和郑超麟好不尴尬。

过了两三日后，王辩便抛弃尹宽回党中央去了。据尹宽说，那天有人来通知，说反对派某同志被捕，众人恐慌起来。王辩一听，说：“我当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就这样走了。

这是后话。

在四大后一段时间里，在中央组织部，兼职秘书尹宽在山东和上海，而兼主任的陈独秀又忙于国共合作之事，组织工作有名无实，引起了工作上的许多不便。192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四届一次扩大执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局报告议决案》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为此，会议提出“在组织方面，自第四次大会直到现在，仍然比从前无甚进步;今后中央组织部应增加负责人员，不由总书记兼任，以免事忙忽略了指导的职任”。

但是，会议后，这种状况还是没有改变。

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政治报告》称“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仍然是陈独秀兼任部长，12月，周恩来担任秘书。交通处交通员仍为石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