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辱，恩将仇报，毛泽东为何一生痛恨知识分子？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

    三、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讲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话说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
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
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
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
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
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
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这
很正常。）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
钱，让毛感到屈辱。

    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同志在
北大的地位。

    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
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
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
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
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的情绪比前又进
一步了。）

    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
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
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动搭
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
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
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
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
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
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谓
的“受了气”了。

    当年，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
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同志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
西装的教授们。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
，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
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
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同志，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
、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
？于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
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同志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同志是很注意
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
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
样没有给机会。

    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
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
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
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
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
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
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
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同志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备受到诸葛老
三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而毛同志受到教授、
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心与报复心。

拿八块大洋时有一个上级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有次因毛写的卡片不公正让毛
重抄，毛掌权以后多次抱怨他的上级厉害得很，记了一辈子的恨。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外，另一个所谓对毛同志造成“伤害”的，肯定
就是张申府先生。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
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又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如果中共党史将张申府先生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并不为过分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极少数几个共产党小组，北
京算一个。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
来才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
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为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
来在德国时，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荐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
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的便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一回国就当上了黄
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说周恩来回国时手中还持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不管
是怎么一种说法，张申府对周恩来的影响总是大大的。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
星下凡；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降世。张申府先生一人既识文曲星
在先，又识武曲星在后，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慧眼啊！张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国演义
》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当年水镜先生望着刘备远去的背影还喟然长叹道：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而
申府先生所推荐的周恩来、朱德一文一武则虽得其时，不得其主啊！

    历史嘛！总是那样颠三倒四，那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但是，张申府饶得有如此之慧眼，却仍有致命的眼浊之误。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
里，一代紫微星君，一个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
面前，成为他的属下，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先生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打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评介庞统（
即水镜先生所说的凤雏先生）说“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毛同志
倒也并非“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其时之毛同志正无“事”可视，自以为是，我行我
素，对于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认真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
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
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
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
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
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
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
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
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同志
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
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同志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
。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
事都没有了。

    英国大学者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矣！

    五、“五加一”对毛同志的特别青睐

    细加详察，我们发现毛同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
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发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同志
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他是靠了他的湖南老乡且留日
老朋友章士钊的推荐才得以在北大高就的。但他是毛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
。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同志倍加激赏，他说我们的毛同志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
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湖南一师流传着“杨门男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
法。“杨门男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同志，而是萧子
升。子升书香门第，性行淑均，他才是杨教授最欣赏、最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爱女
开慧许之。但杨教授也深知萧与毛蔡之区别，在论到革命救国之事时则认定唯毛泽东和
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嘱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1918年6月），毛赴北平在后。而毛同志1918年8月的北平之行
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他是奔
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
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多种原因兼而有之。毛同志到了
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地帮他找工作。爱女开慧对毛同志产
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全然不知。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不是毛
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很快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
，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同志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且在两年多后即有
翁婿之谊，虽然此时杨教授已然死了。此谓之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同志一
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也是随行就市。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
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谁不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
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之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同志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有什么过从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
年》上发表毛同志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
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同志也不可能受过陈独秀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后，陈
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
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工作的肯定，将毛同志调至上海中央
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
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时任中央执
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同志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由此看来，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才能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修补执行委员，其后又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
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同志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
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之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
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
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同志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
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此声名鹊起。毛同志
一生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邵飘萍虽然也听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话，却与毛同志过从甚密，私交频繁。毛同志常
去邵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同志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便在客堂间静坐
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
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说：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
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同志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
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
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邵飘萍的情况，他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
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同志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
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
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
。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之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先生的名气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远超李大钊诸人，大约与陈
独秀伯仲之间，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同志“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
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同志也并非一无斩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
“中国托派老祖宗”的刘仁静就与毛同志相当交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同志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
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的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首先，刘仁静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
至代交学杂费。

    其次，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
年龄小，记忆力超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与人谈
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
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谓此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五大教授加上一个学生刘仁静为
“五加一”。

    莫谓谁人不识君，天涯何处无芳草。感谢“五加一”曾经给了毛同志特别的青睐，
否则他还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六、胡先生对毛同志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
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
影响。这有许多许多的例证。

    例如毛同志对于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就深受胡适影响，这有历史文件作证。

    毛同志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
“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
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
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同志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说：

    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
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这就是二
人感情互动的一则证据。

    又例：毛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
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同志按期将《湘江评论》寄
给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
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
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
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
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处，胡先生所盛赞的“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
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
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
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基本一致，实实在在也是响应了胡先生的号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
尧的湖南学生运动做一些呼应的具体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
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记忆这件事，曾对助手胡颂平回
忆道：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
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胡先生的事，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
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从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给胡先
生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
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

    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
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
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
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毛在离开北京前曾于1920
年2月和3月14日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
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
察）。”

    --《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
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
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
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学社校
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任教务长。1922年4月，
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同志与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
，我们的毛同志则从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说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七、桶水之恩，缘何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
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其真实的原因另有他说）；整一年后的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我们的毛同志尚未成气候。无从言报，自在情理之中，后人不必
苛求。

    我们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是如何回报的？后来在成就大业后
对异国的胡适又是如何回报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报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
次出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
，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
，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

    然而，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毛同志是军委书记，毛泽东
与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人做书面检查，是毛同志的一惯嗜好。可是陈独秀是何等之人，岂能甘受其辱，
于是回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
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
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正气傲着呢，所以还有
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会听毛同志的话；但是康生这个巨奸，一回国就看清了毛的优势
，凤凰要把高枝攀，已经无条件地弃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
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同志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
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
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终于在
贫病交加中逝于江津，享年63岁。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饶漱石等同时列为知
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对待胡先生？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主张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
毛同志对于这句话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胡先生对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
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的。当然
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也回报了“一桶水”，不过是“脏水”。

    1954年，毛同志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
。批俞硝烟未灭，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
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国大陆，胡先生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
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后，毛同志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
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真是稀奇古怪，谁能猜得透毛的皮里阳秋啊？笔者猜测毛同志其实是在作一
种许诺：老胡，你就回来吧！你只要回来称一声“老奴”，朕就封你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归”，他早在1949年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就已识透留下来，不
仅没有民主，连面包也没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

    “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古训还是能成立
的。连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写了批判
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
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
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
同志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小胡同志虽然真诚地表示了对毛同志的归化，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小胡还想入党，于是积极地响应毛同志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主动地
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
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
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三）毛同志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
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
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龙潜浅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
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
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我们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
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要紧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
鼠忌器，也就没那个胆儿。后来总算还是周恩来不忘故旧与恩师，转了几个弯，暗渡陈
仓，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很有专长，本来他想去北大
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说你去北大那样的单位就保不住还会受冲击，而
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能过了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捎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
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旁的体育馆
内，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甚至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教
游泳的体育老师也姓胡。（此事与本文无关，只是备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
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
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
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
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
动，他就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
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
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
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
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
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
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
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
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
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
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
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
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
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
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
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
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
上毛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
“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
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
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
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九：附注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
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
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
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
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
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
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
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
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
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
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
、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
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
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