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5月25日，日本长野县松本警察署以制造、私藏炸弹的罪名逮捕在明科制木厂的宮下太吉和新村忠雄，是谓“明科事件”。5月31日，尽管只有宮下太吉、管野スガ、森近运平、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五人与暗杀计划有关，日本总检查长迫不及待地把旧刑法第73条“大逆罪”安到“明科事件”上，以此为借口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安那祺主义者进行大逮捕和监禁，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安那祺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经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以“企图灭绝冠绝宇内的国体之尊严、列圣恩德普照四海的帝国臣民之大义，对威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体，欲逞千古未有之凶逆”的捏造罪名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还对新田融和新村善兵衛判決有期徒刑11年和8年。统治阶级总是“先下手为强”，把屠刀架到任何（哪怕是思想上）敢于反抗的平民的脖子上。

的确，幸德1901年6月的《暗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公法如此缺乏判决国际纠纷的能力，经济制度如此缺乏调解劳资冲突的手段，社会法律与良心如此丧失判断与制裁个人或党派行动的力量，则对此社会绝望的人，或者隐遁、或者发狂、或者自杀、或者诉诸暗杀行动。暗杀确为罪恶，但把他们推向绝望的社会不是更罪恶吗？”新村和宫下可能在与幸德的一面之交后受到其安那祺主义的影响，但包括幸德等多数“维新志士”（作家德富芦花的著名“谋反论”演说中所称）并没有自觉地与天皇为敌，幸德不认为天皇制是向安那祺主义自然进化过程的重大障碍。但在1910年吞并朝鲜后，日本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允许安那祺主义的存在。

从1910年11月12日起，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艾玛·古尔德曼等安那祺主义者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受艾玛影响的杰克·伦敦在1911年1月21日的《大阪朝日》上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人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宮下太吉、森近运平、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奥宮健之、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松尾卯一太、新见卯一郎、内山愚童11人于1月24日、管野スガ于1月25日被处以绞刑。被判无期徒刑的和尚高木顕明（自杀）、峯尾节堂、冈本一郎、三浦安太郎（自杀）、佐々木道元5人死在狱中，被判无期徒刑的坂本清马、成石勘三郎、崎久保誓一、武田九平、飞松与次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7人后来被释放。当时因为“赤旗事件”被关进监狱的大杉栄、荒畑寒村、堺利彦、山川均等逃过大难，但日本的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运动由于这次大规模的残酷镇压而受到严重打击，走向低潮。“大逆事件”以后，谈论天皇成为禁区，“国贼及其家属”成为众矢之的，日本新闻言论检阅制度进一步强化。日本作家森鸥外在《沉默的塔》、田山花袋在《残雪》等作品中对大逆事件有所记述。

日本政府投降后，坂本清马本人和森近运平的遗族于1961年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出重审此案的要求。1965年7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确认原判现在仍然有效，因为这涉及到天皇制的日本统治本性。说起来，历史自有公论（插图为和歌山县新宫市民众所立的表彰大逆事件牺牲者的纪念碑），谁稀罕日本政府的“平反”？

“大逆事件”又被称为“幸德事件”，是因为作为安那祺主义思想先驱的幸德秋水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据布施柑治说，幸德秋水在判决的最后，平静地陈述道：“一个证人也没有调查就判决，有这样可耻的审判吗？”当天,他写下了绝笔:“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这使人联想起1886年5月1日（五一节和八小时工作制的来由）芝加哥干草市场的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在绞刑架上的遗言：“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他们是安那祺主义的耶稣（个人归宿）、安那祺主义的“基督”（救世真理）！

幸德秋水1871年生于高知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8岁时本计划到中国留学，因贫困而中途折回。来到大阪后，作了民权运动精神领袖中江兆民的学生。他1898年入万朝报社工作。这时日本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万朝报》对罢工深表同情，对幸德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他和片山潜等人创建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完全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和土地及资本实际国有”。在行动纲领中要求撤销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裁减军备，实施普选法，制定工会法、保护佃农法、平分土地等。因拒绝政府修改纲领的命令，该党两天后即被勒令解散。但他们继续以社会主义协会名义活动。这一年幸德秋水的《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出版。

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他因为在反战问题上与万朝报社意见不合而脱离该社,同堺利彦等人创办《平民新闻》周刊,宣传反战和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平民新闻》曾先后发表了“吾人坚决否认战争”、“不断反战论”等文章，抨击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他还在这家周刊上发表他和堺利彦共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的首次中文版也译自这个日文版。他还曾翻译过孙中山的“革命潮”一文，刊登在《平民新闻》上。

1905年1月,《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后, 幸德等改出《直言》作为舆论阵地。2月,幸德以反政府文章被判处5个月徒刑。他在狱中读了克鲁泡特金的《田园、工厂、手工场》等书后,“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狱”。10月,“平民社”被解散后,他于11月离日本去美国。在美国访问的半年间，在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接触过程中，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更加坚定。回到日本后，幸德等于1907年复刊《平民新闻》，改为日报。幸德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明确指出,“用普选及议会政策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但幸德本人并没有参与多少“直接行动”，他主要从事译著工作,出版了《平民主义》（《平民新闻》时代的论文集）,立即被禁售。1908年他回到故乡,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1909年3月,他出版《自由思想》后,不但被查禁还遭到罚款。

除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幸德秋水别的主要著作都先後译成中文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赵必振译，1902年版，《社会主义广长舌》商务编译所译印，1912年版，《社会主义神髓》蜀魂遥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6年版；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过马采的新译本；《基督抹杀论》狸吊正译，北京大学1924年版。到今天为止，中国对幸德的介绍和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可惜的是，所有在中国发表的文论，都把幸德作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来定位（从而有价值），却他从马克思主义向安那祺主义的转变升华定为“倒退”、“局限”，没有突破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去掉了幸德思想的精髓。

2000年12月19日，幸德秋水的家乡高知县中村市议会通过了以下决议：“90年间幸德秋水作为所谓大逆事件的主谋，背负着浓重的阴影。值此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作为我们的义务，应对幸德秋水为首的有关人员，依正确的理解予以评价并谋求为其恢复名誉。故中村市议会决议称颂乡土先驱者幸德秋水的伟业，以资显彰。”

今天，正值“大逆事件”惨案一百周年纪念之际，面对依然维持“天皇国体”的东京政权以及后来冒出的各方军政当局割据遗留下来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还有区区钓鱼/尖阁无人小岛等国际纠纷，我们确信只有幸德秋水等先烈一百年前为之牺牲的安那祺主义能够为亚洲、为世界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

[参考：http://ja.wikipedia.org/wiki/幸徳事件 等网上资料]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1月24日